新文学百年，在借鉴欧美的现代中国文学四分法中，新小说的兴起和文体独大是事实。此新小说是指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现代中国小说——“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小说”[1]，它是中国“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2]的“应激反应”[3]的产物。

新小说兴起之初，新生事物引进，既有诸多水土不服，也有提倡者设计中预设了许多理想可爱之处。梁启超琳琅满目的新小说分类，多是随机方便，其想当然处自不必说。[4]茅盾曾说：“我们要在现代小说中指出何者是新何者是旧，唯一的方法就是去看作者对于文学所抱的态度；旧派把文学看作消遣品，看作游戏之事, 看作载道之器，或竟看作牟利的商品，新派以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疏通人与人间的情感，扩大人们的同情的。”[5]细究现实，回望新小说百年历程，茅盾的判断未必周全。简单而言，相对于中国古代小说而言，新文学时段里的现代小说，可称之为新小说，一如新诗和旧诗。

新文学百年之思，新小说的百年之思毫无疑义是重要的一环。回眸新小说百年，本质上无非是对它从何从、为何、何去与何为的追问，本论归结为思路、生路、出路与新路的探究。思路问题，就是新小说的艺术定位，它是世俗而非神圣的艺术；生路问题，新小说是现代社会的工作之一，是现代人的职业；出路问题，新小说既然是世俗艺术[6]，也是现代人的职业，自有其世俗艺术的标准和职业成败的衡量，其出路就是进入日常，体贴个体，表露现代与当下之思；新路问题，则是信息时代呼啸而至以后的新变局下，在AI写作已然逼近人机互拟的机制化仿生情境下，对新小说何以为新的再思考。

一

世俗性是小说文体的根本规定。[7]梁启超在提倡新小说时曾以“诲淫诲盗”对旧小说一言以蔽之，固然有偏见，但也不能说没有合理的洞见。事实上，岂止旧小说如此，新小说也概莫能外。差别仅仅在于两点：一是“诲”的对象和内容、施“诲”者的境界和高度的差别。二是对“淫”和“盗”的理解。旧小说堕入末流恶趣者，如谴责小说中的黑幕小说，如青楼文学的《九尾龟》。新小说也难免鱼龙混杂。鲁迅对此非常警惕而自觉。他在写《孔乙己》时专添《附记》说：“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鲁迅的话，当然是另有所指，那就是林纾用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来影射、发泄对新文化运动诸君的不满，指桑骂槐。如果说鲁迅的担忧是特殊时势，那么当代小说照样有堕入“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的恶趣味者。

新小说和旧小说在功能上无论向上一路，还是向下一指，也并没有天壤之别。可见，无论如何，遑论新旧，小说所关注的都是世俗，都是人间。真正属于信仰层面的神圣家族的事情，自然是不允许“小说”，更不能通过“小说”来说的。这一点中西概莫能外[8]。只不过，鲁迅有所感，实质上是因为自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以来，时人所指的“小说”乃新小说，在“强化小说的教诲（哲理、思想、主义）色彩”[9]基本品格的同时，其概念更多强调的是novel那种虚构精神[10]，旨意更强调个人精神向上的一路。

旧小说和新小说显然不同。姑且不说文言与白话的差别，从谴责小说开始，到梁启超兴起于政治小说而来的“小说界革命”之“新小说”[11]，显然与《红楼梦》等的古典小说大异其趣。尽管关注的内容仍旧不乏世俗世界，但现代世界的思想元素与现代人的个体精神气息扑面而来，尤其是开阔的社会视野与世界格局，取代了过往的天地空间与王朝心态空间。现代世界的一体化进程与普世性、追求日常生活幸福的现世价值观，渐渐替代了传统封闭的自我老大中华帝国的王朝循环，替代了封建等级序列规约下的抽象稳定的秩序价值观。极端的两种角色“太平犬”与“乱离人”是古代王朝世界“牧民”，现代世界的角色则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或“民”。

世道变了，新小说应运而生。这个“生”是共生竞生。不是天择，是作者和读者的选择。这里面会有各种元素的介入与刺激，如学术进步（心理学、神经科学、生理学、细胞学说等），如稿费制度，如出版制度，如印刷技术，如传播技术，乃至于教育录考制度的跟进。这其中，外国小说的翻译也是很重要的资源借鉴和经验刺激。譬如说魔幻现实主义之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与余华小说的叙述路数。诸多因素中，小说是什么、小说可以怎么写和小说写什么，仍旧是三个问题。影响小说是什么的理解变化，但根本的还是世道，从国门洞开到大开，别一个世界的现实和想象必然进来，时势使之然。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变了，从写作的人到阅读的人，从看到的世界到想象的世界都变了，关注世俗世界的小说安能不变？

这也就是新小说应运而生的“运”。新小说的“运”就是其鲜明的使命感，或曰目的性。自梁启超起，新小说在百年发育史中，其目的性都是非常明确的。阿多诺说：“近代伟大艺术品的无目的性依赖于消费市场的匿名性。”[12]新小说的“运”就在于它的“消费市场”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清晰。这当然不一定就必然导致新小说的“伟大”和“无目的性”受损，但消费视野的影响毫无疑问或多或少影响了新小说的形态与神态。譬如梁启超对政治小说、侦探小说和科学小说的特别在意，便是新小说其目的性极为明确的证明。[13]

新小说于是乃成为新小说，从半推半就到一意孤行，不过是自然而然、渠成水到的事与情。当然，诸多的变，于小说而言，世俗的关怀与同情，仍是不变。这是小说之为小说，而非圣、非经的自知之明。这才是小说应有之“思”，小说应有的本份，而非出位之思。梁启超的“欲新一国之民，必新一国之小说”，良苦用心不在小说，而在民变。“民众运动与小说的这种互动关系，是明清时期小说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特点，为其他民族国家所罕见。”[14]这种小说创作与现实群众动员相结合的情况，不仅明清以来如此，新小说以来仍旧如此。事实上，不仅小说，音乐、广播都有这一层考量，只不过作用机理大同小异。[15]因此，梁启超对二者逻辑关系的夸张，并不完全等于对逻辑对象的夸张。诲淫诲盗与开启民智、启蒙“运动”、乃至“十字街头”后的革命，都是“诲”，也未尝不是“蔽”。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小说显然不是某一代之文学，而是世变后精神下移、俗世关怀后的可能产物。严复云：“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16]世变如此，小说也是“运会既成”的产物。小说之“思”，当在此不在彼，这是小说的“应然”，是此岸之思。

思及彼岸不是小说本然，而是或然的开朗，哪怕《红楼梦》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虽然未免有王国维的“偶开天眼覰红尘”的意外所得，但多少属于读者捞过界的阅读引申了。即便如此，那也不是小说的问题，而是写小说和读小说的人的过度或“强制”写作、阐释导致的问题，一如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里的“被动写作”[17]。真到如此境地，却又不是当“小说”，而是想说大事。

可以见出，百年新小说的传统，在小说的文体趣味上并没有大出大入，都专注于俗世的关怀。有所发展的是小说的“用处”，代代不同，但不过是“诲”在“代词”与“代称”意义上的不同而已，并非不通。小说自身而言，它那忍不住的关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淫与盗”，无非都是俗世，都是此岸，都是日常。“丛残小语”的小说的“小道”“小兑”，与西方小说的世俗“十日谈”，愤世嫉俗也罢，超凡脱俗亦好，皆无非如此而已。

事情、世情、人情与风情，都是世俗之情。百年新小说的“思路”，犹如是耶。事实上，《诗三百》的“思无邪”，儒家解诗者们在兹念兹。其所警惕和戒惧的，正是小说的擅场。一如张爱玲小说《色·戒》的英文原标题The Spyring、电影的英文标题lust ,caution所呈现的紧张。“诲”与“淫”“盗”之间的欢喜冤家，情（欲）与理（礼）的相爱相杀，正是自有小说以来的小说根本“思路”所在，也是好的文艺作品具有艺术张力的一大特质。随着世俗社会的开阔与壮大，小说因在叙事功能上的专长，成为威权下移之后的现代世界日常生活表达的文艺主力和头牌。平凡的世界，新小说“时间开始了”。

新小说百年的“思路”根本——思世俗——虽不变，但视野之开阔前所未有，目力所及不再是一家一姓，不再是一园一朝，而是当下社会与现代世界的万花筒，是某场某域的风云气象。在既往的狭窄的家国序列之外，现代人与现代社会、现代人与现代世界的脉络上升为小说的新世界。在新小说的世界里，小说家或曾是畸零人，或曾是高人神人，或曾是超人。而如今，他们更多是平常人，是庸常人生和世俗世界的一份子，也是现代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同路人。因此，一旦小说再度被“弃用”，没有时代与政治阴差阳错的附加值，其文体表达功能意义上的叙事而非抒情，表达技术带来的艺术变革，就必然成为新小说看重和吃重的看家本领。这也正是所谓的小说的“当下之思”。

二

自古以来，小说自有擅场。尤其是随着现代以来世俗社会的展开，于小说更是正当其时。然百年来的新小说，尽管思路对头，但生路却更为艰难险阻。

众所周知，旧小说的最大挑战，无非是因小说不入流而导致的名贱、人微、言轻。但也正因为如此，旧小说也往往因为其无用而落得一身轻（没价值），故而才有或于艺术有所纯粹，或于现实有所粘滞的趋向。与旧小说有关的，大凡不是专注于作者和读者，而是小说和它指向的那个世俗世界的关系。与此同时，旧小说的生路，也就与小说作者和读者的生路成了反比例。于是乃有曹雪芹、蒲松龄，也才有了那么多的索隐和考据。

旧小说并非一无是处，最大用处是消闲，所谓消永昼。无事生非、因文生事，成了旧小说的亮点。于是“诲淫诲盗”良有以也。旧小说的危机，似乎从来如此，那就是无用的闲暇，闲暇的无用。好在旧小说的所在与所处，无论是乱世还是太平盛世，都是闲人与闲暇，多不是关乎人生的严肃的事情。乃至于这一思路殃及鲁迅。他在上海写那些文字，于革命未能迅速同流，便被狠讥为“闲暇，闲暇，闲暇”。然鲁迅所写为新小说，是为现代中国的现代小说，寄慨遥深、思密心切，既与人生更在社会，有自我悲戚更兼四海同情，与旧小说已然殊途。

进入现代世俗社会，情形并非新旧高下立判。新小说的“有用”，并不妨碍旧小说“也有用”。旧世界、旧社会的过渡人士中的绅士、闲人爱看旧小说。一如鲁迅的《呐喊》《彷徨》，鲁老太太是不看的。新诗波澜起伏数十年，改天换地慨而慷的毛主席仍旧不爱看。

但总体上，就生路而言，新小说自然是大异其趣的，它不仅不再那么堂而皇之嚷嚷消闲了，它也不再是它自己的了——谁都管得着它了。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开篇就说新小说是“于人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何谓“人生”？何谓“有意义的工作”？那当然是现代世俗社会的脉络语。人活着得有生计，古今一概。但唯有现代社会的现代人，乃有人生与工作的关系之虞。工作者，乃基于现代社会分工之细密耳。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存活延续，里面无疑有供需关系。新小说一样也有新读者和培养新读者、新作者的现代报刊传媒、出版发行的机制，也有现代政治动员、启蒙的教育市场和生意市场的驱动。

小说的生路在既有的基础上别开生面，也别有洞天。不仅扩大了阅读与写作的对象，也拓展了彼此的层次。众所周知，晚清的批判现实小说曾一度变为谴责小说，又一度堕入黑幕小说。小说的危机不仅是艺术和品质上的，更是生路上的萎缩。从晚清诸多小说的流变到五四小说的新发展，世变而导致小说的“穷则思变”，这也算是新小说的一大传统——有五四也有晚清，过渡时代的历史的焦灼，于小说而言则是新旧胶着，也是混沌，也是初开。

新小说的起点就是旧小说的终点。新与旧，就是二者的交集与界线。新小说的新固然有语言的“新”，但新“语”之外更强调“诗与思”的“真”。真与不真，这是新小说与旧小说的思想分野。“真”才是新小说的最根本的传统。求真，不仅指新小说的当下之思，更指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态度与介入热情，尤其是强调了现代人对现代世界应有的“现世”与“入世”的执着，当然也有着现代科学和现代人觉醒的“科学本质主义”和“启蒙人文精神”的追求。

新小说一开始就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与旧小说摆开了架势，更在“为什么而写”上横生区隔等级。这是彼此区分的重要标志。所谓“写出来就是一种行动”，新小说的写作，乃至于后来的左翼小说、左翼文学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传统压力和寂寞焦虑中开始自己的求生之路的。拿货色、拿东西出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也就是时下所说的“出来走两步”，这是任何新事物要闯出生路的最基本条件和硬杠杠。如是，新小说既然靠的是“写什么”和“怎么写”开辟新路，其内容、写法和追求自然就是相对于旧小说。这一点，就不像是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好在细密深幽中别开生面，一如宋诗之于唐诗。[18]

朴素而言，现代文学就是现代人写现代感情与心理，要之于新小说亦是如此。现代人求真务实，这固然有现代科学的引导和启蒙，但也是现代世界对现代人的形塑与引领。新小说亦如是。求真与务实，“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19]，是鲁迅的生路，也是新小说、现代小说的生路，是新小说从内容到写法到精神的命脉所在。从鲁迅的故事新编，到郭沫若新编历史剧的“失事求似”，从沈从文的互文式写作的“说人事，不如写心情”，再到茅盾思想归纳式、意识形态形象化的社会剖析小说，更毋庸说巴金小说中大量的“自言自语”的宣泄哭泣小说，无一不是在追求“真”。生活中难见“真的人”，那就在小说中求之。

新小说的求真，一方面固然是小说家们听将令，但也是时代所致。从新小说中求取真信息、真感情和真思想，在鲁迅的时代，固然有求取真经、直面现代人生和社会的追求在，有科学主义至上的启蒙理想在，但也有“艰于呼吸”的现实因素的考虑。人们相信新小说的“诗”，更相信里面的“真”与“实”。鲁迅小说是“实人生的枭鸣”，就是如此。而旧小说渐渐散失读者和作者，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不真，不实。真实就是艺术的前提，新小说无法在既有的审美规范挑战旧小说，真实才是它在新时代中的审美定位。当然，这个“真实”已经与晚清“黑幕小说”不同，它针对的不是发人隐私或阴私，针对的不是具体的自然人，而是为现代社会（而非某朝某代）的现代人（国民而非子民）的现代生活、感情和心理留影存真。鲁迅的“画出现代国民的灵魂”即是。胡河清讨论钱钟书的一句话是“真精神，旧途径”，那么新小说则是“真精神，新途径”。

新途径就是“白话”“新语言”，途径则是求取“真精神”。当然，真精神也包括真信息。按理说，小说本来是讲故事。故事有真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从来如此。于现代社会反而从新小说中求取真信息、真感情和真思想，这本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其实不然。在信息缺乏（自然或人为的缺乏）时代，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老不信”和“盲目的信与爱”却是很自然的现象。就小说而言，诗比历史更永久，在一些特定时期不妨说，小说比新闻更真实。征诸于当代文学，每每如此。形形色色的历史小说、官场（包括其它场域）的小说、网络小说的现实梗、段子连缀型的小说、改造新闻的小说（如北村的《愤怒》）、余华的《活着》、莫言的《蛙》）大概就占了这种退而求其次的题材上便宜。多少读者出于种种现实原因，只能从小说阅读里脑补关于现实的信息。

如是，新小说寻找“真实”光明之旅开始了。然而，遗憾的是，这条一开始设定的康庄大道至今却走成了山间羊肠小道，令人慨而叹之。真实与真理，并不仅仅是艺术，更是一种权力。在现实的俗世面前，围绕真实的权力争夺，哪怕是话语权，事实上都并非天然归小说所有。更何况信息技术变革带来的网络，也同步在加剧着真实本身的模糊与贬值。小说对真实的热望渐行渐远，在虚拟空间的梦幻与现实空间的丛林交织下，在自媒体的信息剪接和肆意涂抹中，小说家对新小说的魂归何处的认知，再次陷入了迷津。

三

当代小说家阎连科将自己的小说追求概括为“神实主义”。“神实主义”固然是对小说“现实主义”追求的理解和体会，但确实也触及新小说作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在“神实”不在于“现实”，即写出现实主义的“出神”，而并非固执于追求现实主义的“现形”。形神兼备固然是妙手，但新小说毕竟是文学艺术，是以文字、以语言来呈现精神世界的现实思考与观照的艺术。文字和语言与现实世界的精神呈现、艺术反观总是要经过一个再组织和转化的过程。

随着科技的发展，图像技术、幻影技术突飞猛进，尤其是VR技术的变革，现实生活世界的图景转化和挪移、即现已经成为触目可见、触手可及的事实。在将来，这种情境体现的逼真、完整度的追求无疑会趋于极致。乃至于拟人类的真实情感的投射与反馈的因素也可期待融入。仿真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以想见，人类与机器的差距基于仿生技术和大数据支持，正在急剧缩小。二者不能弥合的，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人的想象力、伦理和情感。

在上述背景下，小说从旧小说到新小说，这一路下来，到目前为止其所遭遇的最大困境和疑问，就是小说还能在世俗世界里还能做什么。一种文体一旦在世俗世界没有立足之地，它在精神世界的立锥之地也必将岌岌可危。一如用假发制造的发型无论如何酷炫，它也只能是摆设，充其量是精致的摆设。自有小说以来，就是丛残小语，就是生活中有用的“技”而非“道”。旧小说的“俗”与新小说的“不俗”，事实上都是对俗世潮流的即时回答与精神回应之“技”。元小说也罢，科幻小说也好，都是技。尽管确乎有小说家试图超技入道，但那也只是作家自己的理想，我们固然可以称他为理想的小说家。悖论的是，这种小说家往往写出的小说并不理想。因此，小说家的理想并不等价于小说应有的野心。

那么，在历史被“宣告终结”、文学被宣告“死亡”，乃至理论也被宣告死亡之后，时间又转瞬又流逝了十来年的今天，事到如今，与俗世同行的小说，还能为这个喧嚣的世界增加点什么？在各种炫技与阅读浅薄化、平面化与立体化绞缠不休的时候，这个世界还需要小说么？而当鲍勃·迪伦以流行歌词一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小说还可以变得多好？……一系列的追问与回答，这也许就是当下小说的“出路”问题。

在我看来，新小说的出路就是走自己的路。自己的，才是小说的，才是世界的。对于有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生活经验托底的现代中国小说而言，究竟是搞清楚什么是小说重要呢？还是搞清楚什么是中国小说（包括旧小说和新小说）重要？是明白中国现代小说怎么写重要呢？还是将其对接成世界小说重要？是自立于世界小说丛林有意义呢？还是锻造世界小说概念一体化才有必要？事实上，并无所谓世界小说，连世界文学都只是比喻意义上的想象。[20]即便有，无论是出于“经济全球化”还是“综合的、普遍性的人文主义的关怀”[21]，那也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学观念，蕴含了对全世界文学发展美好前景的期待，预示了人类文学历史演变出现的必然结果”，顶多属于“文学愿景”[22]，是“在想象中所悬置的高于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古希腊文学等任何‘特殊的文学’之上的文化理想状态”[23]。

但新小说生于今生今世，是现代世界的产物，其发生、发展与壮大都与现代世界和现代社会进程息息相关，更与现代中国人的现代生活忧戚相关。比对一下新小说、中国古代小说[24]与西方小说的过去与现在的理解，非常有必要，但也不必太较真。可是，不必太拘泥与世界性的小说的概念“对接”[25]，并不等于新小说要以中国为局囿，而是应该要明确中国文化、中国语言和中国读者对中国小说的天然的理解和规定性。

林语堂用英文写就长篇小说《京华烟云》，英文版为Moment in Peking。两个文本，阅读对象化导致对象化阅读，感觉和效果肯定不一样。严歌苓《芳华》英文名 you touched me，一望即知，作者原想表达的意蕴，和改为《芳华》后的直觉和意会，怎能相当？而这不过是华人作家双语写作的例子，其中英文都达到相当熟练程度，其中国文化素养应没问题，其对英语世界文化的了解差可人意。但即便如此，所指的“小说”尚且还有如此多的差异。那么，其他语种、其他民族的作家作品，从原文原作者的世界，到译文和译文阅读的视野，想必已发生了太多的正解与误解。

时间转瞬已到21世纪20年代，距离新文学草创已然百年。回眸百年新小说的路数，真精神新途径，德先生和赛先生、新道德和新文学同步前行，初心如此，尽管百年来有诸多的弯曲波折，但总体上不就是这个轨迹么？当今世界，科幻小说已经发展到讨论新文明、二次元世界与人类前景、愿景的关系，引人畅想，也足以让当下的中国小说家感慨。何以故？当他人已经在遥想人类文明的末路与出路之时，我等却在瑟缩于现实，只能在求神实的艰难处境中蜗居，此情此景，草木难堪。小说没有真精神，光想着新途径、新概念，作家以浑圆身段滑行这需要圆通的世道，其出路真是难乎其为新小说，甚至还不如穿越到长安去望月，返身桃源赏落英。

新小说内核是心系世俗，是日常，是生活。新小说的真精神，仍是直面俗世生活。新小说的新途径，是现代汉语，是一直在丰富发展的现代汉语，是与时俱进、与时俱变的现代汉语。“人啊，认识你自己”是朴素的真理，新小说的出路，毫无疑问，就在于这片神奇的土地。流散文学也好，本土文学也罢，穿越也好，回归也罢，新小说的生路，在汉语，在现代，在中国，在人。

四

新小说的新，其最大的不同，就新小说乃现代生活和思想语境下的小说，是现代情思的小说，是现代人的小说，是现代汉语书写的小说。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要反思，为什么那些旧小说的“技术手段”会重现在现代小说发达了百年的今天呢？许多本该是新闻媒体承担的功能，至今仍然还停留在新小说的阅读期待之中，这又是为什么？上述困惑，事实上都是读者角度和传播角度提出的疑问——新小说何以作？

如果不能从作者角度回答新小说的出路问题，那么读者角度当有所启发。现代社会的最大不同，就是个人对信息的需求。现代化程度越高，人际网络化程度越高，个人的自由度越高，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度越高。当下，微粒社会形态里因追求差异导致平等危机的激化[26]，信息的重要性尤其如此。读小说也是一种信息需求的途径和方式。阿法狗已经写出了“诗歌”，也许未来会写出“小说”或其它。小说固然是艺术，但有技术层面。读小说当然可以是艺术，也可以是技术。但无论是技术还是艺术，都有信息需求的期待。既然是信息，那就必然要求真。对艺术而言，对“真”的需求，也许是生活层面的信息真实度，也许是情感层面的艺术慰安。令人感慨的是，新小说百年至今，读者对这两个层面的真依然有着强烈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说，生活层面上的信息真实需求，仍然是新小说的主要功能。譬如巴金的《随想录》首先被看重的，依然是道义和情感真实，这当然也包括基于作品和作家创作信息主客体来源、态度上的真实。由于生活和情感信息的真实，进而产生了更多更强烈的阅读情感的真实效应。

对新小说的信息需求预设，不仅造成中国人对新小说创作上和审美上的独特趣味和约定，也导致了新小说百年来越来越严重的文体独大，乃至鲁迅在1932年的《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讲演中调侃“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27]。然而，新小说一体独大[28]，尽管有时势造英雄的原因，也有许多认识上的误打误撞的误区，但一定程度上是国人信息来源太有限所致，而且是人为的有限。小说家长期以来被认为有更多天线与地线。这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特色，也是某一意义上的悲哀。信息即权力，新小说求真务实的真理，与信息时代的硬道理毫无违和感。

真不等于美，但真和善的结合，却可以产生美。这种“两头真”的创作和阅读预设和期待，想必才是新小说出路的真理所在。这或许是中国新小说发展史上的尴尬，也是这个时代的尴尬。也许可以说，这并不是新小说不肯长大和成熟，而是新小说所发生发展的此岸情势所致，生路和出路决定活路，人不能拔着头发离开大地，这不仅唯物而且辩证。

信息不对称，使得各区域对艺术概念的理解、创制和预设产生差异。鲁迅所言，“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29]这一方面固然可以从“超阶级”的绝对否定[30]作理解，但也不妨说是信息交流的不对称。事实上，许多的不解，不是因于概念或理念差异，而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隔膜和紧张、敌意。随着社会发展，文学变革和人们阅读普及化，人与社会的微粒化导致的移情能力的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似乎变得相对容易。但与此同时，却又导致新的平等危机，所谓不可预测的移情，譬如追求不可预见性、强调制造的惊喜、变得喜怒无常和不可预测。[31]

由此观之，小说的中国之路，无论生路、活路和出路，皆是因为它在中国，它释放的是中国信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因为他写中国。旧小说和新小说会通之处，就是小说的“俗”——在地元素、接地气和通人气——的俗世情怀。郁达夫曾有言，“实在要把小说写得通俗，真不容易！”[32]这个“通俗”当然不一定全等于易懂，更强调小说的指向，它爱生活，它在人间，它在人心里！

五

新小说百年后，回转到生活与当下，面临的处境同样艰难而尴尬。此时此刻，尽管新小说在四分法的新文学格局里一人独大，但新文学的格局本身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此前尽管歌舞艺术早已存在，视听艺术也发展多年，但对新文学的世界并没有造成此起彼伏、你死我活的淘汰性选择。文字阅读和视听艺术，两不干涉。

然而，先是有影视媒体的膨胀发展，后接着有网络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全媒体的全面覆盖，文学与艺术一方面迅速交融——所谓融媒体，但也彼此消融。技术与艺术互相增色，边界也日趋模糊。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目迷五色、耳盲五音，日常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喧嚣，精神的天地愈来愈逼仄和荒凉。人间距离虽近实远，近在咫尺远隔一条网线。精神隔膜似乎同频共振，然而却又每每自说自话。此情此景，显然已不再是新文学的小说在独支困局，整个新文学尽是难兄难弟。只不过，此次变局，对新小说而言，无疑是“从小康陷入困顿”。

融媒体时代，尽管在四分法的新文学格局中，小说仍旧比较风光，但鲁迅所说的那种“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33]焦虑是不再有了，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不再读小说，但却不能不刷屏。尽管一小部分人的刷屏也许是在“读”那种“屏上”“网上”小说。屏幕化、网络化固然是技术手段和载体形态的变化，但同时也是新小说本身的变化。谁在写？怎么写？写什么？谁在读？为什么读？……一系列的问题，都在刺激我们思考，新小说何去何从？

首先是新小说作者队伍在数量和形式、形态上的扩容。不仅网络在线写作、赛博空间写作已近成为当下新小说创作者的主力军。与此同时，随着科技发展，智能机器人也加入到写作队伍中来，即所谓AI写作。人机一体化，机器人智能化的迅猛发展，不仅在技术层面构成困扰，在伦理哲学层面也引发人们的沉思。譬如瓜塔里就写到：“……当今的信息与传播机器不仅仅传送表征性内容，而且还有助于形成观点阐发的新型聚合体（assemblages），无论所阐发的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观点。” [34]因此，AI机器人大概算得上瓜塔尔笔下的“新型聚合体（assemblages）”。倘若人机关系的区隔不是那么人类中心主义的话，AI写作者不妨也可纳入到当下新小说写作的一个新元素。如马克·波斯特所言，“一旦跳出拉康的精神和各种意识哲学等人本主义策略的窠臼，机器逻辑便呈现为对‘多重异在性（multiple alterity）’的阐发。‘机器排序（machine orderings）’的原则必须要理解成人类社会性的承继者，而不能理解成人类的工具。” [35]

当AI写作已经从本体意味上对写作（不仅仅是新小说）提出挑战的时候，应当警惕的当然是对写作的本体意义、艺术作品的本体意义和艺术的存在之思。AI固然是技术发达程度的产物，但也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对自我存在意义的反思和质疑的产物。这一问题的出现背景，毫无疑问是工业化、信息化和市场化驱动下对效率、数量和利润的极限追求所致。作品和商品、人与AI……诸如此类的或新或旧的二元对立开始日新月异、此起彼伏地凸显在人文思考的焦点论域里。阿多诺说：“艺术商品自身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艺术也是商品，这并不新鲜，这一变化新就新在艺术心悦诚服地承认自身就是商品；艺术宣布放弃其自律性，并且以能够在消费品中占一席之地而骄傲……”[36]阿多诺的目光如炬，他看到了艺术商品化成为新问题的关键是四个字——“心悦诚服”。如此说来，写作AI化的问题是否也同样如此？人机一体化、人机同体化似乎前景灿烂，但问题是：一方面，这固然能消解人类中心主义、某种本质主义的傲娇，但另一方面，人类本体的自我取消不也同样导致虚无主义么？这种两难，事实上已经呈现在科幻文学的写作中。刘慈欣《三体》中的三体人到地球后，艳羡地球稳定的生活环境反而想毁灭人类，并把地球据为己有。可见，人类可以穷尽所能在人机一体化、同体化的空间里精彩纷呈，但最终仍旧存在抉择——美丽新世界的存在，其伦理依归何在？秩序与反秩序的争斗起伏，固然可以带来无限的想象和玄幻可能，但秩序本身的宁静与美好却又始终值得包括AI在内的“我们”为之期待。这难道不是悖论？这不禁令人想起鲁迅对革命的思考。

在此之前，新小说的作者问题大概不会引起以上的纠结。但百年后的新小说确实遭遇吊诡。“因特网……把技术转化成‘用剩的设备’而把人转化为‘半机械人’(cyborg)，转化为与机器唇齿相依的人”[37]。界面成为“介于人类与机器之间，是一种膜（menbrane）”，是“人类与机器之间进行协商的敏感的边界区域，同时也是一套新兴的人/机新关系的枢纽”[38]、“社会世界也逐步包括似人机器（android）这一新种类，它以一种镜式关系与人类对峙”[39]。

如此一来，新小说为什么写、写什么、谁在读之类的问题，也就有必要重新检讨。曾有论者言，当下的新小说写作无非三条路：一是写剧本；二是为奖项而作；三是为研究和评论而为。话虽偏颇，但基本属实。以上三条路径，新小说几乎可以说天下英雄尽入彀中。那么，结合上述写作主体的思考，无论是为了什么而写，背后站着的仍旧是世俗的人。尽管AI可以写，但不会主动去写。人类无论如何不会如阿多诺说的那样，心悦诚服把自己等同于AI。要害就在于AI没有人类的“主动”，哪怕AI在拥有超量程序储存之后实现自动化、一体化，其“自动”终归不是“主动”。AI写作没有主动灵魂，没有因为灵与肉、精神与世俗之类而来的焦虑与苦恼，没有自我需要，没有灵魂慰安、精神追问层面的机动。

结语

新小说百年后的处境，不是其兴起之际所能想象的。太阳底下无新事，新小说百年后的主体焦虑始终如初，那就是新小说的主体为何要写作？人类与机器的差别，就在于来自内心的、追求心悦诚服中的精神主动性。所谓灵魂深处的革命、内心的自我爆破，无非都在强调这种人类主动的、内心世界自发向往的心悦诚服的真诚的幸福与安宁。

新小说发生、兴起于古典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渡口，凭借文言与白话、古文与现代汉语的语言自新机制，漂浮于时代激流。尽管其间有技术进步的襄助，但起码仍旧专注于人与人的肉身到精神的勾连，是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文会通。百年之后，随着人机互通愿景的逼近，人类群体之间的自身语言更新已经被技术中心主义改写，语言交流机制楔入“界面”之“膜”。新小说的写作、阅读、交流进入了技术拟态的时空。拟仿，不仅仅是交流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甚至成为交流的初心和始终，彻底改写了写作与阅读的“真实”和“体验”的原始含义，“身体已出现新的构型”，“现实主义幻象被迫悬置”[40]。当然，这种让渡不可能是强行替代与置换，如马斯克所申论的：“然而，一个历史阶段的强行推出意味着，可能不是从一种存在状态过渡到了另一状态，而是意味着一种复杂化，意味着将一种结构与另一种结构加以迭合，意味着对同一社会空间中的不同原则进行增值处理或多重处理。”[41]

注释

1. 刘晓军：《中国小说文体古今演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2页。

2.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文集》（卷二），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35-136页。

3. 孙超：《新小说·兴味派小说·五四小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7期。

4. 陈平原：《论“ 新小说” 类型理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2期。

5.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7月第13卷7号。

6. [日]狩野直喜：《中国小说戏曲史》，张真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7. 孙超：《新小说·兴味派小说·五四小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7期。

8. [荷]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66页。林岗：《论案头小说及其文体》，《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6期。

9. 陈平原：《论“新小说”类型理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2期。

10. 关诗珮：《晚清中国小说观念译转：翻译语“小说”的生成及实践》，香港商务印书馆2019年6月版。

11. 夏晓虹：《晚清“新小说”辨义》，《文学评论》2017年6期。

12. [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范静晔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13. 陈平原：《论“新小说”类型理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2期。

14. 姜荣刚：《明清时期民众运动与小说关系之互动》《学术月刊》2012年9期。

15. 参见[日]吉见俊哉：《声的资本主义》，李尚霖 译，台北：台湾群学出版社2013年；[法]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桂堂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美]Timothy D. Taylor：The Sounds of Capitalism: Advertising, Music, and the Conquest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

16. 严复：《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17. 陈徒手：《发行量被担心超过“毛选”的中国小说》，http://history.ifeng.com/c/7uuSJZeV4Cf；金敬迈口述：《欧阳海之歌是被写成这样的》，《文艺争鸣》2019年4期。

18.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4页。

19.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415页。

20. 叶隽编选：《歌德研究文集》，上海：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94-298页。

21. 童庆生：《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第63页。

22. 张珂：《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实践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6页。

23. 陈建华主编：《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第1卷），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95页。

24. 陈民镇：《有“文体”之前：中国文体的生成与早期发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55-167页。

25. 宋莉华：《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中西对接》，《文学评论》2020年2期。

26. [德]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微粒社会》，黄昆、夏柯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前言》第VII页。

27. 鲁迅：《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82页。

28. 郜元宝：《重审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上海鲁迅研究》2014年2辑，第55-63页。

29. 鲁迅：《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95页。

30. 刘再复：《文学慧悟十八点》，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70-71页。

31. [德]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微粒社会》，黄昆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05-213页。

32. 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 第11卷·文论 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8页。

33. 鲁迅：《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82页。

34.35.36.37.38.39.40.41.［美］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范静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 23、24、23、52-53、25、192、228、26页。简圣宇：《后人类纪语境中的身体美学问题》，《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