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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面对散文书写的难度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李敬泽 发布日期:2019-06-01


散文是一个现代建构,不是自古就有的。中国的文学,本来是一个“文”的传统,到了现代,从晚清到五四,完成了整个文学的现代转型,依照西方标准,我们进行了一次文学门类、文学秩序的现代转型。

小说和诗,充分地完成了现代转型。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的转型还没有完成。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门类的散文,它的前方依然有着广阔的天地,因为它还有巨大的内在任务没有完成。

要我看,现代以来最伟大的散文家只有一人,就是鲁迅。在鲁迅的手里,散文真正变成了一个强有力地表达现代人复杂经验的文体,比如他的杂文、他的《野草》。可惜,鲁迅之后几乎是后无来者。散文的惰性太强了,因为它背负的是那个最深厚的“文”的传统。

我现在每逢写散文,要给自己立一个规矩,我会告诉自己,不要写着写着,把自己写成一个古人了,尽量不要带古人腔,甚至不要带文人气。我发现我常常写的那些露出了古人腔和文人气的文章,通常能够得到最多的表扬。但我觉得这是我的病,就是在散文传统中深深积淀着的陈陈相因的文人气的东西,那些从古典散文传统中因袭下来的腔调、笔法。这不是真的我,我在生活中不是这样的,我内心甚至也不是这样想的。但我在写文章时,苏东坡附了体,袁宏道附了体,张岱附了体,那么多古人都在我身上,我花团锦簇地写下来,自己觉得写得很爽,大家都夸,但我自己对这个要警惕。

所以我最喜欢的还是在《十月》上这两年写的《会饮记》。因为每当我提笔之前对自己有个建议,我要写现代的散文,要让散文表达现代的真实的复杂经验。希望这散文能成为我的真实性和复杂性的有效的呈现。我觉得这样的文章更值得写。100年来,散文的现代性转型还没有完成。我们还不习惯在散文中表达我们的复杂经验,袒露真实的自我。我们很容易就被沉重的“文”的传统裹挟而去,使文章变得优雅、平滑、顺溜、好看,但是,是假的。

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和表达世界的方式,一种有意义的艺术形式,它的前途就在于能不能完成现代性转型,真正地面对书写的难度。当你有苏东坡等古人附体的时候,书写是没有难度的,但是当你要面对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在这个感受中确定生活的意义,把它的复杂性写得清澈,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但是就要做。

说到底,“文”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广大无边的“文”;另一个是这个小小的文学的散文,文学的散文实际上也是广大无边的“文”的一部分。所以文学的散文承担着责任,就是要通过书写探测、探讨,能够真实地穿透陈陈相因的东西,真实地书写自身、书写这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散文是承担着先锋的、探索的责任。在我们的散文中充斥着套话、老调子,充斥着那些像滑行一样自我运转的东西。我们的文风,我们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文章,可能同有此病。

散文的真理也就是那么几句。第一句,孔子说的“辞达”;第二句叫“惟陈言之务去”。我们不可能做到绝对的“惟陈言之务去”,要害不在于是否是陈言,要害在于我们要做个“新锐作家”。

“新锐作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写文章时,一定要告诫自己,我们要表达的是以前别人没有说过的、没有感受到的,现在我要想办法把它说出来,给它词,给它形式,给它逻辑,最后把它形成一篇文章。如果能够克服这个难度,你得到的一定是一篇值得写的文章。你不仅得到了一篇文章,你也在这个写的过程中,更有力、更准确、更深入地认识了自己,或者认识了事物。因为,无论是自己还是事物,它的真相其实都是隐藏在你那个说不出来、表达困难的地方,你把表达困难、说不出来的地方说出来了,那你在这个世界上的道行、眼光和本事就都长了一层。

最庸常的生存,就是永远生活在别人的话里;最庸常的文章,自然也是永远在重复别人的话,但不这样庸常是很难的。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努力做到“辞达”,努力做到直接地、有力地、清晰地、有逻辑地把自己生命里和世界里那些难以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这就是现代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