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已是文珍出版的第六本中短篇小说集，收录的差不多是她上一个十年间创作的11篇中短篇小说，绝大部分都创作于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以前我也零星读过文珍的一些作品，虽有比较精致细腻之感，但似乎又总觉得缺了点冲击力，而这次得以集中阅读的总体观感则颇不一样。或许是以前自己读得比较草率，但至少似乎可以说明一点，在人文社工作的那些日子，文珍并没有被琐碎的编辑工作废了武功，相反功力还有增长。这其中到底有多少环境的因素当然是无法量化分析的，但我想“耳濡目染” “近朱者赤”之类的说法也总是会有自己存在的依据。

闲话打住，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到文珍的文本来“找钥匙”吧。

文珍作品的出版方为她下了个“定义”——“城市缝隙中的漫游者”，这应该还是很准确的。我一时也反应不过来这个印象中比较文静的小丫头，脑瓜里咋就一古脑地塞进去或曰冒出来了那么多虽普通得足可无视但又奇葩得令人侧目的精灵古怪：暴食者、廉价品囤积狂、快递小哥、护猫女侠、单身独居男、公务员、丁克已婚女、北漂编剧、广场舞大爷、杂志插画者……我之所以要在这里一一罗列出《找钥匙》中11篇小说主人公的身份特征，无非是想证明下面要陈述的三个事实出之有据：一是展示了文珍笔下呈现出的社会生活面较之自己的过往有了明显的拓宽；二是在这种宽度的背后，既展示出文珍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具有一定的敏锐度，更体现了她在这方面某种程度的自觉。面对这些自己“生活之外的‘他者’”，文珍“已经意识到了‘正面强攻’的巨大难度。我尚且可以想象一个卖麻辣烫的姑娘的心理，因为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她，在排队时听她和旁边人闲聊。但要写好一个农村来的快递员就很难，为此我也跟常来我们单位的快递小哥一块派过几天件，坐着他的三轮送货车在我们朝内大街上招摇过市。”这种做法用官话讲就是在自觉地拓宽生活、深入生活。三是除去《张南山》中的“快递小哥”和《有时雨水落在广场》中的“广场舞大爷”外，其他九部作品中主角儿的职业身份虽还未必够得上“白领”，但至少也不是“蓝领”，姑且就算是“灰领”吧。他们的基本特征大抵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衣食虽无忧，精神却程度不同地陷于困顿；日子天天过，但过得又不尽舒心，其中极端者还近乎身心俱疲。这样一群“灰领”何以不约而同地、集体无意识地沦陷于这样一种状态——活得如此拧巴。对这种现象的追问以及对其缘由的寻求就落在了《找钥匙》的这个“找”字上，如此也就造就了这部小说集的厚度与深度。

文珍之所以将这11个中短篇“编入同一本书，是因为都与北京有关。”而且在她看来：自己笔下的这些个角儿“常被目为边缘、同样参与了构建这城市，却始终难以真正融入主流的族群。但‘他们’同时也有一部分属于更广阔的‘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写下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时常有感同身受的痛切。”这些规规矩矩、太过普通的人，日子一个个的都过得如此拧巴：衣食无忧者精神困顿、有精神追求者又受困于身外物。而他们这种拧巴的日子，还都是在北京度过。

在这里，以“北京”为故事发生的场景，未必就是一种写实，更是社会转型与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隐喻。这里虽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得最快最好的地方，但绝对隶属一线大都市，更何况她当仁不让地还是这个国家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是中国社会转型与走向现代化的缩影与象征。文珍将自己笔下那些生活拧巴的“他者”安置于这样一个带有某种“符号”性的场景中，所带来的冲击力和所引发的思考，其强度与深度显然更胜一筹。

早在1995年3月，联合国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就通过了《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阐发了社会发展要以人为中心，并与其所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等不可分割的重要观念。将这些归结为一点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这个过程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与人文教育当必不可少。回望过去、环顾全球，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某些成功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历程，恰好也是人文科学、文化大师灿若群星之际，意大利文艺复兴、法国启蒙时代、德国古典哲学那些至今还在令人受益的伟大文化成就当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正是他们用自己的人文精神维系着人类精神于不坠，这才有了人类历史上那一段灿烂的史诗。以史为鉴，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们同样更需要人文精神的滋润，否则就很容易沦为纯粹的经济动物。基于这样的思考，再来想想文珍笔下那些主人公的日子何以过得十分拧巴？《雾月初霜之北方有佳人》中的朱佳琦，身为电影学院编剧系的才女，也曾经有过一个月要写十几集电视剧的小辉煌，可近况却是沦落到近十个月没收入、银行账户里的钱大概只够勉强花到月底。到底是自己心高气傲还是和舆论开始排斥宫廷戏、市面上太多“流量鲜肉”有关？《淑媛梅捷在国庆假期第二天》中的那个丁克家庭，他们曾经也是出国深度游的爱好者，但这两年竟然就消停了，然而到了国庆长假第二天梅捷却又被朋友圈中的热闹给刷得惶惶然起来，只不过被丈夫轻飘飘的“要加班”三个字打回了头，于是，自己也心念一动决定去公司加点班。但结果却是平日每天都要路过的那条街道自己竟然也可有滋有味地逛上一番，到公司已是中午，磨磨蹭蹭将电脑打开却又昏昏欲睡，一觉醒来竟然已近黄昏……在《找钥匙》中类似这样的“拧巴”几乎比比皆是，那些个主人公生活虽无大虞，但又各有各的不快乐，将日子过得拧拧巴巴的表象固然似乎都是自己“作”的结果，但在这种“作”的背后何尝又不是社会转型期中人文精神缺失所造成的某种精神空虚与迷惘？

就这样，《找钥匙》在对北京城众声喧哗的日常生活描写中，不动声色地形成了一种强度虽不高但却令人小有荡气回肠之感的审美效果。平静的文字背后隐匿着厚重的社会现实问题，怎样才能活得不拧巴？尚需继续寻找打开这把生活之锁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