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庆祥的评论集《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不妨从《创造内在于时代精神的政治抒情诗》一文读起。在这篇文章中，杨庆祥谈到，马克思以辩证法的方式对“正反合”的命题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在辩证法的逻辑中，“合题”并非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是意味着新历史的开启。
杨庆祥还谈到，“新时代”正是这样的辩证法意义上的历史时段和命名——它意味着新的时间观念，意味着新的主体，也意味着新的内容和形式。
《创造内在于时代精神的政治抒情诗》虽然主要谈论的对象是诗歌，但是杨庆祥对新时代的理解，可从“新时代诗歌”延伸至“新时代文学”，理由在于，他在书中对其他文学现象的思考和阐释，与上述观点是一脉相承的。由此，这篇文章对于理解这部论文集可起到“破题”的作用。
《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共七篇文章，围绕青年写作、非虚构写作、新南方写作、科幻文学、政治抒情诗等论题展开宏观论述，“下编”的九篇文章皆为作家作品论，围绕徐则臣、李修文、鲁敏、葛亮、付秀莹、张悦然、孙频、胡竹峰、王威廉等作家及其作品进行阐释。在具体的行文上，《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则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是批判与建构并重。在杨庆祥的论述中，景观或写作景观等相关概念的内涵，承接着居伊•德波对景观社会、樊尚•考夫曼对“‘景观’文学”的思路，有着和马克思、詹明信等人的批判理论相似的价值立场。不管是对众多文学现象的考察，还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解读，杨庆祥往往会在一个批判性的视野中展开。他尤其重视对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的、虚假的、平庸的写作进行批判。
比如在《21世纪青年写作的坐标系、历史觉醒与内在维度》中，杨庆祥指出，当代写作中存在着越来越工业化与资本化、越来越个人化与内在化的危险。
在《与AI的角力——一份诗学和思想实验的提纲》中，他则谈到，新诗写作经过近一百年的实践，在当下存在着自我复制、自动化和程序化的倾向，已成为一种高度程式化的存在。杨庆祥把AI写作引发的新问题与对整体的诗学观念与文化结构的反思巧妙地进行对接，尝试重建诗歌写作与“人”的有机联系，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重申“‘立人’的写作”的意义。
在《科幻文学：作为历史、现实和方法》中，他则指出，“当下文学写作的危机正是深深植根于这样的语境中——宏大叙事的瓦解、总体性的坍塌、资本和金融的操控以及个人的空心化——当下写作仅仅变成了一种写作（可以习得和教会的）而非一种‘文学’或者‘诗’。因为从最高的要求来看，文学和诗歌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和修辞，更重要的是一种认知和精神化，也就是在本原性的意义上提供或然性——历史的或然性、社会的或然性和人的或然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庆祥高度肯定科幻文学在方法论层面的意义与潜能：科幻文学的意义不应只是局限于类型文学，而在于它在当下已经是、在未来更应该是一种“普遍的体裁”。
这些论断和分析，显然带有鲜明的批判性，杨庆祥又并没有止步于批判，而是针对种种问题提出建构的方案，进行有高度的判断。在批判旧的写作景观的同时，他总是尝试召唤、想象或建构新的写作前景。这既体现在他对“新南方写作”、“新科幻”等文学现象的命名与阐释之中，也体现在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之中。
《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一书中的文章，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有鲜明的思想质地。或者说，书中的文章，尤其是“上编”的一系列偏重宏观分析的文章，具有思想实验的性质。贯穿于整部文集的主线，是杨庆祥对去宏大叙事和去总体化的思想及其运思实践的批判。
他主张，宏大叙事和总体性思考的缺失，会导致思想的碎片化和浅薄化，导致“无思想的时代”的来临。
与此相应，这部文集展示了一种建构型批评的方法和实践：其中的论述，虽然不乏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景深，却不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一思想史和文史学式的言说，而是偏重对当下和未来进行思考和判断；其中的分析与论断，虽然有实证的因素，却更多是倚重人文学的想象力以及批评家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还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与在场性。杨庆祥有着诗人、批评家、人文学者、文学史研究者、教授等多重身份，也具有多副笔墨。实际上，即便是同一体裁的写作中，他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品中也有不同的调适。
比如在写作具有思想史、文学史性质的《“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一书的过程中，他曾尝试“把自我完全排斥在外”，力求理性、客观；“绝对自我”的、感性的写作，则一度属于他的诗歌。
而在《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中，作为写作主体或言说主体的杨庆祥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尤其是“下编”的作家作品论，并不回避个人对生活、对作家作品的感性认知。这个主体，是行动中的主体，相应地，这个主体的文学也是行动中的文学。他强调，“写作不仅仅是在解释和想象世界，同时也在改造和建设世界。”
要而言之，在《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建构型批评的方法与实践。如果说思想史和文学史研究主要是以“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作为主要的方法，那么在建构型批评中，“大胆地立论，让观点在实践中、在流动的文学场中接受检验”则是主要的方法。
书中的言说，是指向当下和未来的思想试验，是有活力有潜能的思想纲要。它是对个人如何言说、如何行动的探索与提示，也试图建立召唤结构和希望原则，籍此寻找有共同信念、共同目标的“骑手”或“同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