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底，由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让-马里·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和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博雅特聘教授董强合著的《唐诗之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法国作家与中国学者的一次跨文化书写，也是一次跨文化对话实践。

《唐诗之路》中文版和法文版 资料图片

勒克莱齐奥将唐代视为人类文学的黄金时代。他和董强合作书写，化繁为简，突破时空经纬，以跨文化视角解析了唐代的五位杰出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王维及其作品。从一些中国和法国文化中均存在的文化主题（酒、女性、自然、情感）出发，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学科背景下，再释唐诗。

中外诗歌有共同关注的主题

诗歌在唐朝得以推陈出新，其体裁多种多样，包括古风、近体、律诗、乐府、民谣等，当时的诗人既继承了过往的创作传统，又开拓出新的创作领域，通过韵律和“平上去入”构建起和谐精微的文学空间。中文所独具的语法结构灵活性为诗人提供了发挥诗性灵感的自由。与法语相比，中文不存在定冠词、少人称代词，也无须动词变位。在勒克莱齐奥看来，这样的语法结构使唐诗灵活多变，长于抒情。唐诗的绝句格式如镜面结构，不仅暗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追求均衡的观念，也有助于诗人阐发多种多样的情感。

自然、女性和酒等是中外诗人共同关注的主题，在跨文化视域下碰撞出独特魅力。勒克莱齐奥强调，“一切真正的诗也许是与真实世界保持接触的最好手段”。受过欧洲诗歌传统熏陶的他，初读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便颇受震撼。这首诗所体现的清净平和的情感，人在独处时与自然的应和，使热爱自然的勒克莱齐奥产生了高度共鸣，甚至促使他出门去寻自己的“敬亭山”，希望能够像李白一样与之对坐、融为一体。在李白之外，杜甫、白居易、张若虚等唐代诗人也曾歌咏自然，他们运用自然元素，创作出诗歌，并将自己在参悟自然时获得的情感、认知融入其中，使生活直觉和艺术经验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艺术与自然的交融以及自然与人的默契，是中外诗人共同追求的感悟，英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均曾在其作品中赞美自然、叩问灵魂，有关诗歌佳作启发勒克莱齐奥在感知诗与自然的同时，关注其中的互通之处，即在创作中通过歌颂自然来表达自我，感受时间的延续。在他看来，这种人文主义追求是中外伟大诗人共有的艺术哲思。

女性是另一个受中外诗人共同关注的主题。在唐代的部分阶段，女性地位有所上升，杨贵妃、琵琶女等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们的经历，也给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带来了创作灵感。女性地位的提升使诗歌的主题和情感表达得以拓展。夫妻间相濡以沫共享天伦的其乐融融、因战乱而无法承欢膝下被迫漂泊在外的分离悲苦等，均被诗人通过其作品记录下来，甚至还演化出以女性视角叙事的宫怨诗。唐代的女性不仅成为诗歌的主题，也是创作主体，薛涛、鱼玄机等女性诗人不仅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拥有一席之地，散发着自己独特的光芒，而且为后世所铭记，成为许多文学艺术作品的主人公，其形象始终鲜活。在西方，中世纪的法国也出现了欧洲首位以写作为生的女性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她的作品体裁多样，有诗歌、小说、史诗、传记等，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教育、伦理、女性问题等诸多领域，在当时的欧洲颇具影响力。

如古希腊诗人将酒神与日神、沉醉与理性对立那样，擅写酒的法国诗人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也从理性视角、从社会学层面关注酒的作用，称酒是“太阳的圣子”（《拾荒者的酒》）。在董强看来，波德莱尔更多是把酒当作“社会问题的解毒剂”“时代的兴奋剂”，这与李白诗中浪漫的描写和情感相去甚远。二者虽都将酒视为“逃避恶浊世界的最佳手段”，以酒开启诗歌创作，但在指涉酒的抒情、寄寓和比兴等艺术功用方面，李白的理解更为深刻。“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其二》）勒克莱齐奥认为，酒是李白的灵感源泉之一，李白深知醉酒与清醒间的根本差异；而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关于酒的吟咏相较前者少了些意蕴，对他来说，酒只是“沉醉”的代名词。

探寻相通之处传播唐诗作品

不同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诗人主要歌颂神的伟大、体育竞技以及城邦的兴盛，也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主张复古并回归古希腊、古罗马创作风格，唐代诗歌的主题更加多样化，情感表达上更富人性观照，意象更为繁复精妙，风格更加兼容并包。唐代诗人没有为神话传说所束缚窄化，而是于现实中言志抒情。这既离不开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又来自于时人的文学自信。

从文学传统的角度看，西方更偏爱趣味和神秘，而中国古典美学倡导“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留白含蓄。法国哲学家、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曾在其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专著《平淡颂》中赞赏这种审美意境，强调其中的隽永之味。无独有偶，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保罗·魏尔伦也曾在其作品《诗艺》中提出“相对于偶数，要偏爱奇数”的观点，这体现了与唐诗的法度规则相同的修辞观念，认为平仄的运用能够为诗歌带来极强的节律和音乐性。另一位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热拉尔·德·奈瓦尔的部分诗作也具有相似的“平淡之味”，其作品与李商隐的作品多有相通之处。由此可见，勒克莱齐奥和董强以诗作剖析中国和法国诗人的审美观念，探寻中法诗歌中的相通之处是可行的。

“西方理解中国诗歌，必然带有一些特有的‘路径’和阅读的‘视窗’。”例如，由于对中文及中国文化不甚了解，法国诗人朱迪特·戈蒂耶翻译中国古诗时，只能依靠丁敦龄代为阅读原文并提供讲解。再如，旅法华人学者程抱一曾直接运用法国先锋派理论重新解读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作品，其诠释也与国内的研究成果有所区别。董强自2009年起担任傅雷翻译奖主席，并于2016年当选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曾译有《李白诗选》和《论语》，在此次与勒克莱齐奥的合作中，他运用了自己当初翻译《论语》时的方法，阅读吸纳各领域专家对诗句的解释，同时秉持译者也是创作者的观点，提取出诗歌最为可用的含义和更“生动、饱满”的语言传递给合作者。

优秀的“世界文学”是以世界性和本土性因素的交互作用为基础的。唐诗在海外传播虽然具有“路径”和“视窗”作用，但也在跨文化交流中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跨越时空、国界，世界文学作品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焦点，中国古典诗歌走向世界也不只是遵从本土鉴赏品味的“复制性输出”。由中法作家、学者合作贯通的唐诗传播之路，也应是一条动态包容、互鉴互通的“诗歌之河”，一如诗集法文版名称《诗歌的河流将奔腾不息》（Le Flot de la Poésie Continuera de Couler, Editions Philippe Rey, 202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世纪法国文学批评研究”（20BWW04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