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开始了，大家好！

“小说家讲堂”这门课与你们平时听到的课可能不太一样。这是一门有好几个小说家共同完成的课——所以叫“小说家讲堂”。也许以后，我们会有一门系统性的关于小说艺术的课，比如我开设的公选课《小说的艺术》。但我以为，你们完全可以听一种散点式的课，看上去不成系统，但听到最后，你的大脑中会自然构成一个系统。这两年我看了五本厚厚的《巴黎评论》——由99读书人出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收获远远超出了我对一部或几部专著的阅读。而收在《巴黎评论》中的则是一篇篇对一些著名作家的访谈录。这些访谈话题很杂，天南地北，东拉西扯，无所不谈。但你在阅读这些访谈时总会不时地对那些作家某些独到的文学见解而惊讶，而眼前一亮。

这门课是“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开设的课程。我来说说“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这是一个实体机构。

成立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20多年前我就提出来了。一方面，是为了消除一个误解，即：“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一误解，或者说这一“规矩”的出现，自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其逻辑建立的起点现在不适宜做追究性的分析。当时，我觉得多年来在学科建设和学生培养方向上形成某种误区，不该再盲目地延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顺应全世界兴起的创意写作潮流。当年，我请邵燕君老师做过一个世界各名牌大学文学创作方向设定、创意写作专硕的设定、写作中心的设定情况的调查，然后根据这份调查给研究生院起草了一份设立“文学创作与研究”硕士方向的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北大创意写作方向的第一个学生是文珍，现在已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家。复旦大学说他们是全国第一家设立这一方向的大学，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早就设立了。

从北大中文系自身的发展历史而言，教授作家引导学生成立文学社团从而形成某种文学流派，这本就是老北大开创的传统，也是现代文学阶段高校普遍采用的方式。我们对历史的遗忘速度之快、程度之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仅仅几十年，我们就忘记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位置的作家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曾在大学任教，或经常到大学任教：鲁迅、沈从文、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废名、吴组缃、林庚等等。鲁迅先生确实在学术与创作的双重工作中困惑过，但他本人恰恰是两者结合得美妙绝伦的实例与典范。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是经典的学术文献。沈从文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开过三门课，其中有两门都与创作有关。

在国外，有许多一流的作家在大学任教。纳博科夫、索尔·贝娄、米兰·昆德拉等都是十分出色的大学教员。至于不太有名的作家在大学任教的情况就更多了，他们开设的课程也是关于文学创作的，经过多年的学科实践，现在已经有了大量这方面的教材。

事实上，大学为培养作家和作家的生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环境。它除了能在理性上给予人足够的力量，让理性之光照亮自身的生活矿藏，激发出必要的艺术感觉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价值：它酿造了一个作家在从事创作时所必要的冷静氛围。纳博科夫在谈到大学与作家的关系时，非常在意一种气息——学府气息。他认为当代作家极需要得到这种气息。它可以帮助作家获得一种良好的创作心态。这种肃穆而纯净的气息，将有助于作家洗涤在生活的滚滚洪流中所滋生的浮躁气息，将会使作家获得一种与生活拉开的反倒有助于作家分析生活的必要距离——大学的高楼深院所特有的氛围，会起一种净化作用。当第一届作家搬进北大时，我对他们说：高楼深院将给予你们的最宝贵的东西也许并不是知识，而是一种氛围。

我们当然承认经验对一个作家是至关重要的，但不能承认对经验范围的画地为牢。并且，我坚信一点：就作家而言，若无厚实的文化照拂与深刻的文学修养，经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空洞式的观察永远是无谓的观察。

中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的文学传统，后来彻底丢失了。而这一传统的丢失，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力是有很大影响的——如果我们没有丢失这个传统，中国当代文学的局面也许会更好看一些吧？

作家在大学的存在，除了文学创作上的意义，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他们的研究，会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出现另一种路数的研究，从而令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加立体，更加丰富。鲁迅的学问，毕竟是一个作家的学问，或者说，他如果不是一个作家，也许就做不出那样一种学问。不是说作家的学问好，而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学问。这种学问与纯粹的学者所做的学问能够交相辉映。

孙玉石先生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时，曾有心恢复“作家在大学任教”这已失去的一脉，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做成此事。这不失为一种遗憾。若有几个作家来任教，仅课程一方面，就会增加许多新的色彩。说心里话，我颇为怀念吴组缃、林庚先生任教的时代，那些课是开发心智、养人悟性的。他们避免了学究做学问的路数，将自己个人的人生经验与情感揉进了对事物的观察和理论的建树，总能带人到新的角度上去理解生活和文学。吴组缃先生讲《红楼梦》，实是讲他自己。记得一次他给我们讲课（当时林庚先生也到场，他在吴先生讲课时，偶尔插话，也很精彩），当讲到《红楼梦》中四大家族破落，由盛到衰，其人生感觉大不一样时，他很自然地讲起他自己的一段故事。他说他曾有过一段窘迫的日子，因家中不能再给予接济，只好将压在箱底的旧衣拿到当铺。那天，他在收拾这些旧衣时，竟然在无意中掏出一笔很可观的钱来。望着那些钱，他感慨良多。随后，他又轻轻一拉，将话题拉回到《红楼梦》，使听的人对四大家族从前“珍珠如土金如铁”、丝毫不在意金钱与财富的隆盛以及后来的家毁人亡、分崩离析的衰败这之间的大落差，一下子有了具体而深切的体验。这种课培植了人的灵性，使人保持住了一份接近事物本质的纯净的直觉，甚至影响了你的人生情趣。

说这么一通，我无意做这样一个全称判断：只有大学才能培养出作家。温儒敏先生也曾有心做这方面的事情，他说，即使大学不一定能培养出作家，培养一些写手都还是可以的吧。

我再说说“文讲所”这个名称。

我觉得这个名称很好。现在许多大学都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但差不多都叫“国际写作中心”。那天，郝平书记时任校长，此外还有几个副校长，将我和陈晓明老师叫去商讨此事，我提出这个名称，大家都觉得好。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也不能叫什么“研究中心”了。“文学讲习所”这一名称的采用，也显示出对延安时期开创的作家培养机制的延续。

如果在北大成立文学讲习所并作为实体单位，有一些学科建设的问题需要思考。比如，创意写作如果只是一门实践性的专业，它又如何能学科化？如果成功地实现了学科化，并被纳入严整的学科体制内，它不是又走到了创立时初衷的反面？文学创作真的能在课堂上教授吗？创意写作能否培养作家？

关于讲习所的功能、具体工作，我想，一时是无法一条条搞清楚的，需要在实践中确定和制度化。关键是将平台先建起来。有平台就好办。

学者型作家原不是稀罕物。莫说《红楼梦》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就是现当代，学者型作家也不乏其人：钱钟书有极高的文史造诣，在《围城》中的机巧运用恐怕还不及其学识的万一；鲁迅是现代小说第一人，但其《中国小说史略》是文学研究者绕不过去的学术经典。还有闻一多、朱自清，等等。国外就更多了，艾略特是新批评的创始人，萨特、加缪他们是哲学家，还是文学家？由于学者型作家对某一人文领域有着较深的理解和研究，这些都给予了文学创作以根基上的养分，倘若将学术的理性与文学的感性融为一体，不但自成一格，也有可能达到一般小说家难以达到的高度。

有人说，作家靠的是灵气与天分，不是靠“掉书袋子”、卖弄知识与学问。此说当然有理，但有过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灵气与天分更多运用在优美的文字与对当下事物的感悟中，远远无法代替系统性的知识与高屋建瓴的思考。事实上，正是对学术一途有意无意的忽略，当代作家不但很难接续上 “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传播雅正的传统文化，甚至于在现代题材的作品中也出现困境——有些作家仅靠个人生活经验进行创作，所表现出的眼光与见识远远落后于社会学、经济学等专门学科对当下的研究。

其实，作家学者化也不是新鲜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王蒙就有感于“作家不学无术”现象而呼吁作家学者化，有些知名高校专门办作家培训班以弥补他们的知识缺陷。当年此举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现在看来，作家学者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随着互联网时代写作门槛的进一步降低而日益沦落。因此，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重提作家学者化非但不过时，而且确乎是必要之举。

文学讲习所的成立，就是为了恢复一个传统，恢复一个理念，就是为了与世界对接。这可以说，具有学科建设的战略意义。

我们可以开始运转了。我们引进了著名作家李洱。他已经不仅仅是作家，也是教授——李洱教授。他的作品有《饶舌的哑巴》《遗忘》《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还有就是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百万字长篇《应物兄》。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围城》之后写知识分子最为成功的长篇小说。

我和李洱来往较为频繁。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适合站讲台的作家。他总有他的文学见解，我还发现，他读的书是和我们一般人读的书是不一样的。他总有他的话题和他的资料。他看到了我们没有看到的风景。

这门课，主要由我和李洱老师来完成，中间会穿插着请莫言、格非、毕飞宇、徐则臣、李浩等作家来讲。一句话，这是一门由多个作家共同讲授的课——名副其实的《小说家讲堂》。

我就先讲两次，接着请李洱老师讲两次。然后，或是再由我讲两次，李洱老师也再讲两次，或是莫言他们讲。一共十五堂课。

我开始的几讲，主要是讲一些著名的小说家。通过解读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让人家感受到一些有关小说艺术方面的重要问题。最后的两次课，会讲一个较为纯粹的、属于小说作法的问题。与我开设的《小说的艺术》这门课不一样，“小说家讲堂”所涉及的问题可能要宽泛得多——它涉及的一定不仅仅是纯粹的小说艺术问题，可能会在更为宏大的范围内谈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