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关口，庆祝建党百年活动和中共中央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十分适时地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的召唤，《决议》作出了最新的具有高度科学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新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其最重要的理论品格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思想和方针的保证，推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宏伟事业大踏步向前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开启的新时代新征程，也为学术研究拓展新领域，预示着学术文化事业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前景！

从学理层面讲，这次中央全会做出的新总结、新概括，对于研究者的宝贵启示，就是树立了学术研究中实现继承性和创新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结合的典范。“两个相结合”这一精当的新概括，正是新时代中国精神和时代智慧的精华，而同时，我们又能深刻地体会到与以“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精髓的毛泽东思想基本特征的继承、发展关系。这是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而又无比豪迈的伟大斗争在理论上的结晶，是民族复兴伟业取得节节胜利、因而确立“文化自信”的展示，是凝聚新时代中国精神中国智慧的理论指针。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按照《决议》的精神，贯通把握历史、现在、未来，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演进和规律作深入探讨，对丰富的古代名著的精湛内容和深刻哲理进行发掘、总结，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创造力和特质进行阐释，发挥上述各项对治国理政、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坚定文化自信和提高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力的当代价值。

唯物论和辩证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我们从古代典籍中能够发掘出大量确凿的材料，证明传统学术的精华是与唯物论和辩证法原理相通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资料，并且从先秦到近代形成优良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其显著者，如先秦思想家即认为阴阳二气和“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础；战国时期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即认为物质世界有自己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管子》认为，社会的礼制道德，不是凭空产生，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之上，“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汉代司马迁推进了这些认识，把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法则提高到客观存在，并以得到验证的“道”来论述，强调它不是什么行政力量所能强制，也不是人的意愿所能改变，以此推动社会的发展。西汉时期学者概括出来的“实事求是”、必须依靠可靠的事实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的思想，由此形成传统学术的优良传统，更是与马克思主义重视事实和“求真”的思想相贯通。

东汉的王充、清代的王夫之、颜元、戴震、魏源等都继承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传统，提出了闪烁着进步光辉的论点。王充《论衡》全书的著述宗旨是“疾虚妄”，也即以唯物的观点为指导，对一切鬼神迷信、妖言妄说、诈伪臆断之词进行驳斥。清代进步学者王夫之、颜元、戴震都自觉地担负了批判自宋明以来理学、心学盛行时代唯心主义说教的任务。

上述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主张和批判精神，恰恰成为20世纪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革命学说的桥梁。

中国的先哲们有大量的关于辩证法的深刻论述。尽管他们的认识往往是朴素的，表达不够系统，但这些论述同样是对自然界和社会历史进程辩证运动和发展的宝贵认识。20世纪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这些思想精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正确性，由此而成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介。

先秦儒家经典《诗经》《周易》等书中论述辩证、发展的观点丰富而突出。《诗经》中“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诗句，用自然界高岸、低谷的剧变，形象地比喻社会新旧制度、强弱势力的巨大变化。孔子《论语》有许多讲事物辩证关系的警句，如言：“我叩其两端而竭焉”，避免事物走向两个极端。此后孟子、董仲舒都对这一思想加以发展，使儒家哲学尤为增色！

后世见识卓荦的人物，继承了前修的辩证思维并向前推进，以高度的智慧精研学术、评论历史、指陈现实，著成光华熠熠的文化宝典。司马迁《史记》总结出“通古今之变”的光辉史学思想，“古”与“今”同贯于一史，始探明其上下之“通”，又考察其各个重要阶段之“变”，影响了中国史学发展两千余年，至今学人和政治家视此为著史的卓越指导思想。到明清鼎革的年代，进步学者更运用辩证思维总结此“天崩地解”的大变局，思想上获得一大解放，因而产生了反映时代思潮的两部杰作。至乾嘉时期，中国社会已处于近代的前夜，感觉敏锐的学者，已经感悟到时代的迫切需要，因而发扬批判精神，运用辩证分析的思想锐器，对因循保守的局面展开冲击，以求开创新路。

鸦片战争时期成为时代思潮的新起点，经世致用学风重新勃兴，揭露封建专制的黑暗残酷，倡导实行社会改革。所有这些具有时代意义的成果，恰恰成为中国本土学者运用辩证法在历史剧变时期所取得成就的一次检阅。中华优秀文化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内在基础和内在动力，由此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向前发展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性。

对于古代思想家提出的极具鲜明民族特色的命题，我们要剖析其中深邃的哲理，展现中国智慧的光彩。

第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和而不同”这一典型性命题。这一命题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经由年代不同地域各异的三位哲人分别提出来，并作了精辟的阐释。《论语》《左传》《国语》分别记载了孔子、史伯、晏婴三位贤哲的言论，孔子所言为“君子和而不同”，主要从人际关系阐发，明确地区分“和”与“同”两种相反的处事态度，主张形成既保持独立性又互相协调的人际关系，反对放弃原则性的迁就、苟同。史伯的言论则强调按“和而不同”行事，才能导致万物合理有序、健康发展。晏婴对“和而不同”之阐发尤其达到极致，尤其是，臣对于君的主张，务必做到赞成其可者而剔去其否者，才能达到政平国兴。

另一个极具典型性的命题，是有关古代国家体制“封建”与“郡县”何者为优的阐发。从西汉初思想家贾谊开始，一直至清朝嘉道年间的龚自珍，对于这一涉及国家政治体制的命题，多有评说，形成了内容丰富、颇具系统性的历史评论。对此，我们应站在纵观历史、分析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的时代高度认真加以总结，对于其中若干重要的理论建树，尤应联系历史的大关节点深入探析。

除此之外，构成中国人真诚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深厚内在基础的传统思想精华，还有反抗压迫的精神、同情民众苦难的情怀，以及大同思想。中国传统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互融互摄，成为20世纪先进的中国人投身于改造中国社会伟大实践的强大精神动力。

通过我们的深入考察和精心阐释，对当前理论建设定将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使研究者和受众在以下两个方面提升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一是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二是确立文化自信，奋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业，为灿烂的中华文明续写华章。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发展新时代学术文化事业，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