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最重要的品格是要体现能够有超越对象的引导功能，批评要揭示出艺术表达与审美趋势之间的必然性，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与必然要求，要紧贴时代的节拍当然也包括审美的变化来引导创作。

四月，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充满希望。但今年的四月，上海这个东方的大都市，在突然之间失去了车水马龙，没有了来来往往。然而，至少还有文学，还有诗歌，还有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生命力量。于是，我的文章在《文学报》的网络“报纸”上发表了，这真是一次“特殊”的发表。

见到董强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本《唐诗之路》要与上海发生什么联系。我只是对他与法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诗人勒克莱齐奥合作写一本关于唐诗的书产生了兴趣。我希望能够了解现实中的法国，或者说外国诗人是如何看待唐诗、看待中国文化的，于是写了这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诗词的力量》。勒克莱齐奥对唐诗的评价、感受是我没有想到的，由此也可以了解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了解其它地区的人们是怎样来认知包括唐诗在内的中国文化的。这与我关注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话题是一致的。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进化历程中，不同地域的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融合从未停止，停止的只是我们的认知，而不是事实。人们往往强调相互之间的区别、独立性，而对这种区别之间的交流、独立中的融合认知还不够。但恰恰是这种联系与融合形成了人类现在的样子。否则，人类可能是另一种面貌，甚或也可能是没有现在而只有曾经的存在。这种交流与融合，往往并不是人主观推动的，更主要的形态很可能是自然而然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出现的。也就是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人的主观作用只是顺应了这种必然，因而加速了其进程与深度。当然，这种交流与融合也并不总是有效的，很可能是无效的。人们相互之间的了解、信任，以及联系的实用性往往会影响或决定其效用。但这并不能否定交流与融合的存在，以及其作用。

在不同区域或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其形态是非常丰富的。有一种我称之为“双重影响”的现象很有意思。这就是某一文化传播到另一文化之中，对这种文化产生了影响，甚或由于这种影响出现了文化的新样态。然后，这种接受影响之后的文化样态又返回原来的文化之中，反过来对这一原生的文化产生了影响。在这种相互影响之中很可能出现了新的文化样态，推进了文化的发展新变。举例而言，科幻文学发端于英国，后在美国兴盛，其间传到了中国，对中国文学或文化产生了影响。当中国科幻文学出现了刘慈欣后，又反过来传播到欧美国家，又一次产生了广泛影响。另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意象派诗歌。其出现深受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是唐诗的影响，是现代艺术思潮中极具影响力的文学现象。但是意象派又反过来传入中国，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如果这种“双重影响”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普遍性现象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把《唐诗之路》视为一个现实中的实例。这就是唐诗传播到了至少是法国，对诸如勒克莱齐奥这样的作家产生了影响。而《唐诗之路》又反过来传回中国，其中关于唐诗的认知理解等亦将对中国产生影响。人们将在《文学报》上看到一个法国诗人关于唐诗的奇思妙想，并将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创造自己的文化。而上海，这个城市很可能就是这种双重影响的一个例证。它接受了很多其它文化的影响，并给其以影响。

当我们讨论《唐诗之路》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进行一次批评的实践。而这样的实践应该是普遍的、广泛的。今天的中国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其变化之快，之丰富，是我们预想不到的，甚至也是这个世界预想不到的。大家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太过短暂，人们必须去再次适应新的变化。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变化显现出中国的进步兴盛，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方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已无可挡，尽管其间还存在很多的挑战、风险。但毫无疑问，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能力有条件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文化、文学同样也面临着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需要繁荣兴盛。所谓批评的“新”，我以为首先是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面临着新的历史现实，需要承担新的历史使命。这种新也表现在观念、方法、手段的新，是一种与时代同频共振式的新。它需要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进新发展。批评不可能置身事外。

首先要对文本进行阐释，使人们了解其特点、价值。这应该是批评的基本功。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批评都要事无巨细地进行这样的阐释，而是要把文本置于文学的大环境与社会生活的新条件下指出其最具特色或贡献的地方。当文学发生了新的变化之后，这种阐释可能更应该关注文本表现出来的新质。同样，当社会生活也表现出新的要求时，对文本的阐释也必须发现文本所负载的新的生活意义。这是批评的基础——一方面是批评的出发点，另一方面是对批评对象的认知基础。当然，批评并不总是针对作品的，往往还要针对某种现象——创作的、地域的、属于作家个人的等等。那么，也要对这种现象有深入的了解，指出其价值所在。

但是，阐释并不是批评的目的。阐释仅仅是一种关于对象的平面介绍。就一般的批评而言，能够发现批评对象的特点、贡献已属不易。但批评并不能满足于此。批评还要对批评对象进行辨析。这种辨析需要批评者揭示出批评对象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的、社会的、价值观的形态，并予以辨别、评析、取舍。就艺术表现而言，一些曾经成功的手法在具体的对象中是否还具备成功的意义？当文学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之后，其显现出来的新的品格是什么？一些传统的东西是不是适应了新的审美要求，或者为新的审美提供了新的可能？在借鉴其它审美范式时，是简单地照搬、模仿，亦或是汲取其有益元素进行了新的有效转化？在对社会生活的表现中，是不是抓住了新生活中最具本质的东西，抓住了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内容？批评对象是不是为审美活动提供了通向真善美的新可能？它将激发人们美好的情感形态、精神境界、走向未来的信心，还是要把人们从追求高尚的心路历程中拉回卑污的、低级趣味的、消泯希望的泥淖？面对这样的创作，批评家能不能敏锐地感受、发现，并表达自己的态度？这是非常考验批评的。艺术的探索从无止境。但成功的探索却来之不易。这需要批评家有非凡的敏锐性与博大的胸怀，发现并指出曲折奥妙的现象之后隐藏的新的本质。同样，社会生活错综复杂，表象与本质相互遮蔽，琐碎的偶然中隐藏着宏大的必然。批评家发现生活中最具意义的现象，并指出生活的本真，这并非易事。批评，要求批评家要有站在历史进程潮头的品格来辨析批评对象的价值与意义。

这就是说，批评虽然要与批评对象建立一种相容相通、相互理解的关系，但并不等于批评是对对象的盲目追随、马后寻踪。批评最重要的品格是要体现能够有超越对象的引导功能。批评要在客观精准的辨析之上指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要揭示出艺术表达与审美趋势之间的必然性，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与必然要求；要紧贴时代的节拍，当然也包括审美的变化来引导创作，使之能够更生动、更深刻、更丰富地表现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净化心灵情感、不断完善自身、勇敢走向未来的历史进程。在这样的努力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挑战、曲折，甚至失误、错误。但无论如何，作品应该努力为审美者表现出战胜困难、走向未来的力量与可能。即使是悲剧性的作品，也应该表现出蕴藏在人民身上的实现目标的力量。这对批评家提出了更高、更具思想意义的要求。

批评家做出的价值判断，固然是个人的。但并不能简单地个人化。这就是说，个人的判断要与创作的基本态势统一起来，要与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要与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统一起来。虽然每个人的经历、修养、以及观察问题的切入点是不同的，具有个性色彩的，但批评对象显现出来的终极目标却是一致的。这就是激发人类自身本来就具有的更加完善、更具理性、更能显现出情感的丰富性、生命的创造力的动能。批评的意义就在于讨论批评对象在这方面的努力，以及可能性、方向性。对于批评者而言，需要具备充分的理论自觉。

这种理论自觉，首先表现在批评者的社会责任方面。批评的对象是创作现象。批评者当然要对这些现象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仅此是不够的。批评者更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借助对创作现象的批评来表达社会理想——通过对批评对象的讨论倡导更理想的社会形态、人生意义与情感品格。其次，也表现在批评者个人的理论与文化修养方面。批评者当然要有良好的艺术感受，以及审美理论、批评方法等修养。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就难以进行有效的批评。但有效的批评不能仅仅局限在审美层面，而应该超越审美，直指人的价值根本，以承担更隐秘、更丰富的社会责任。批评虽然不能等同于其它形式的理论探究，但也不能回避或割裂对现实世界的关注。这就要求批评者要具备另一重积累，就是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入认知。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难以做出符合历史发展必然律的判断。没有对现实生活的正确把握，就无法在错综复杂的生活中做出符合历史必然的判断，难以对生活做出前瞻性的预见。对现实生活的了解并不是仅仅针对创作者的。实际上批评者应该有更具规律性的把握。最后，批评者应该有开放的、广阔的视野。批评不能局限在某一创作现象中，也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而应该把批评对象置于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讨论——包括创作的整体态势、社会生活对创作的影响，以及这种生活的发展趋势等等。同时，也要在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来观察研究，探讨批评对象所具有的意义。诸如《唐诗之路》就是非常典型的一部具有开放视野的著作，它揭示出不同文化之间对特定作品的感受、评价，以及产生的影响。这样，批评就会成为同生活与时俱进的批评，成为在审美活动中体现历史发展本质的批评，成为能够为社会提供思想力量、价值引领、审美启迪的批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这一论述，既是对创作的要求，也是开展批评的原则。批评对象是不是表现出“增强精神力量”的品格，是不是使人民更团结、更有信心、更具创造力，需要运用批评的工具进行客观科学的阐释、辨析，以理论的力量推动、引导创作进一步强化正确导向、进行积极探索，形成新时代体现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的创作态势。对此，我们有自己的自信。

（作者系山西省作协原党组书记、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