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80年秋天在定福庄诗会上与谢冕老师相识，40多年过去了，与谢冕相处机会不少，开会也好，聊天也好，谢冕总是谈别人的诗，而从不谈自己的诗，再加上他经常谦虚地说，由于写不出好诗，才搞诗歌评论，以至在我以及许多人的印象中，谢冕是一位博学、深思的学者，是一位诗学大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卓越的诗人。

　　正是《爱简》的横空出世，颠覆了我对谢老师的认知。

　　2023年春天，由洪子诚教授编选的谢冕的诗集《爱简》，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这是当下诗坛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这本诗集不仅见证了相知、相交数十年的两位资深学者的友谊、是两位耄耋老人的真诚合作的结晶，更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当代诗歌史，让我们发现了一个被长期忽略的文学现象，那就是——谢冕本色是诗人。

　　我在阅读诗集《爱简》时，有个发现，就是谢冕1968到1972年间所写的诗歌与他进入新时期以后所写的文章、所发的言论等呈现了某种互文性，或者说作为诗人的谢冕与作为理论家的谢冕，其诗歌文本与理论表述是可以互相印证的。从这个角度阅读《爱简》，我觉得既能加深对谢冕诗歌的感悟与理解，也可对作为文学评论家的谢冕何以做出杰出的贡献有合理的解释。

　　当我在谢冕的代表作《在新的崛起面前》这篇经典文献中读到：“我们的前辈诗人，他们生活在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开放的艺术空气中，前进和创新就是一切。他们要在诗的领域中丢掉‘旧的皮囊’而创造‘新的太阳’”，不能不为这充满激情的叙述所感染，这些话表达了谢冕对五四精神的神往，对心灵自由的渴望，令我由衷钦佩。令人惊奇的是，当我打开诗集《爱简》，在长诗《告别》中也读到了这样的句子：“心灵的窗子打开了/思想的云彩欢喜地飞来/在我的诗笔上停下来/慌乱的辞句/于是开始了幻想世界的飞行”；还注意到他这样描写云雀：“我看到,/落下来一个黑点/于是又飞腾,箭一般地射向高空/高度的飞跃,美好的歌唱/惊险的境界中无所畏惧的嬉游/最勇敢、最尽情、最无羁绊的自我抒情/哦,自由/哦,诗歌/哦,思想”（《告别》）谁能想到这样自由奔放的诗句竟然是在那个动乱的黑暗的年代写出的！ 诗人渴望自由，渴望打开心灵的窗子，让思想冲破阴霾，让幻想展开翅膀。不过，在《告别》中体现的这种对心灵自由的向往，只能在暗中书写，埋藏于箧底，直到进入新时期，才有可能在《新的崛起面前》中喷发出来。

　　谢冕是一位追求真理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说他是一位寻梦者。他为《中国新诗总系（1949-1959）》所写的导言，题目便是“为了一个梦想”，在2010年两岸四地第三届诗学论坛上他也说过：“诗歌是做梦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是做梦。”喜欢梦想，敢于追梦，渴望圆梦，谢冕的这种性格，其实在《爱简》中早就流露出来了。请听：“在春天到来之前/我做了星星一样多的梦/而我的梦又为纷繁的星星所装饰/希望的星/温暖的星/欢乐的星/幸福的星/一颗接着一颗”（《迎春》）；“在现实中我一贫如洗/唯有在梦境中/我无比地富有/每个夜晚,我怀着初恋约会的心情/为自己祝福/走向浅蓝色的梦境”（《告别》）。诗人喜欢写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梦的超验性。人在觉醒的状态下，往往不能跳出日常生活的樊篱和习惯的窠臼，但梦境却可以超越现实，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诗人面前展示出一个神奇的、自由的世界。在漫漫长夜，壮志难伸的情况下，梦成了谢冕理想的寄托；但苦于没有实现理想的机会，他只能在诗歌中把这些梦记下来，聊以自慰。也只有到了新时期，谢冕才能公开他的梦想，既以此激励自己，也带动了周围的学生与朋友，包括我在内，与他一起去追梦、圆梦。

　　读谢冕的文章，总能感到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对新诗的诞生、新诗的发展，他强调需要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背景中去寻找原因。他的《新世纪的太阳——20世纪中国诗潮》与《中国新诗史略》，均从宏观入手，着眼于20世纪的回望。他先后主编《中国文学百年梦想》《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国新诗总系》《中国新诗总论》，均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时间结点，上溯1895年前后，下达世纪末，从而在整体上展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走向。由于有这样一个宏观的视野，谢冕描述新诗发展历程中的种种现象，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具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将新诗的发展与世纪的变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我打开《爱简》，特别是读到《告别》《迎春》《关于冬天的故事》的时候，才知道，谢冕早就有一种大历史的情怀，他的诗歌把个人的体验与时代的变迁融合在一起，这是他眼中的春天：“少年时节,我痛苦地呼唤过春天/我耐不住那严寒的季节,我以为/春天便是红旗,春天代表光明和新生/我的信念是那样执着/到了青年时代,我以为春天/便是爱情和事业……/没等我明白/春天的概念中包括了/人民的青春,党的壮丽的事业/我这样理解春天,自以为告别了/柳笛唱出的稚气的声调/以及牵牛花般的肤浅/而且宣誓/我将为它而献出全部心力/如今我才知道,春天于我是陌生的/正如有人高喊革命,但并不理解/真正的革命,不是宴会和雄壮的军乐/而是淋淋的鲜血、枫叶或桃花的悲凉”（《迎春》）。与少男少女浮泛地歌颂春天相比，谢冕对春天景象的抒写，却融入了历史的内涵。他以充沛的感情抒写个人经验，有了历史内涵的支撑，诗句自然会坚实与厚重，这不仅是一个人的，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史，埋藏了50余年，这才成为洪子诚教授所说的“精神化石”，为诗歌的“精神考古学”提供了新的例证。

　　谢冕以诗人的激情书写诗歌评论，笔锋常带感情，他的评论是诗化的评论，不仅以强大的逻辑力量说服读者，更以富有诗意的语言感染读者。谢冕说：“我从事诗歌研究受到了许多前辈诗人和学者的启迪。而在诗歌批评方面，特别是在诗歌的文体和文风方面，给我以最深刻、也最直接的影响的是唐湜先生。”（谢冕：《一位唯美的现代诗人——唐湜先生的诗和诗论》，《诗探索》2004年春夏卷）唐湜所追求的评论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抒情评论”，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评论，是面对文学作品进行的情感旅行和心灵的探险，是“闪烁的光”“透明的雾”。唐湜的评论之所以呈现这样的风格，归根结底，唐湜是一位诗人，他把诗人的才情，诗人对语言的提炼、对诗美的追求带到评论写作中来。而谢冕对唐湜评论文风的欣赏与赞同，自然由于谢冕的本色是诗人。谢冕有一个本领，就是他能够把感情融入评论写作之中，用形象去说理，把哲思加以诗化。《爱简》诗集中有一首《告诉我,思想是什么》，诗人没有用抽象的、思辨的语言回答这一问题，而是用了一系列的意象，诸如“天上悠悠的云朵”“梦中的急雨”“野马山丛中驰过”“海面的狂澜”“月下春江的柔波”……把思想的光芒、警策、深沉、复杂，以及思想者所伴随的欢快、欣慰、孤独、痛苦、疑惑、煎熬逼真地写出来了。

上面我粗略谈及的谢冕文论与其诗作的几种互文现象，可以用“自由”“梦想”“历史感”“诗化的哲思”这四个关键词来概括，这也是我阅读《爱简》后最强烈的感觉。当然，如果我们把谢冕的理论文字与他的诗歌全面对照阅读，就可以发现二者的互文之处，远不只这些。正是基于这样的考察，我认为诗集《爱简》的出版对于当代诗歌史的研究，以及对于诗歌理论家谢冕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