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于2023年8月11日进行第六轮投票，产生了5部获奖作品。这五部作品是: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乔叶的《宝水》、刘亮程的《本巴》、群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东西的《回响》。
《雪山大地》：洋溢着理想信念的现实主义力作
□饶 翔
杨志军
在过去的四年间，新中国度过了七十华诞，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历程，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国式现代化迈上新征程。在这样重要的历史节点，优秀的作家们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担当，以他们的如椽之笔，创作出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百年奋斗史的长篇佳作。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便是其中的代表，它以真诚动人的情感、质朴又饱含诗意的文字，书写半个多世纪里几代草原建设者艰苦奋斗的历程，以雄浑厚重的美学风格，生动反映了青海藏区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沧桑巨变，表现了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等重大主题。
《雪山大地》是一部洋溢着理想信念的现实主义力作。小说叙事开启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延续到新时代，生活在沁多草原上的牧民由传统游牧部落过渡到社会主义公社，改革开放后，又开启了牛羊贸易，发展商品经济；在牧民生活得以逐步改善后，为了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在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下，沁多县被重新规划设计成一座生态城市，牧民离开草原，进入城市生活，同时建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原草原生态环境。小说以理想之光照亮现实，故而在书写草原时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更在反映草原人民解决问题、建设新草原的文字中难掩激情和乐观。
在反映沁多草原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变化的同时，《雪山大地》特别呈现了草原牧民精神世界的移风易俗。新式学校的设立带来了现代文明，贸易公司的成立促生了商品意识，而生态城市和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建设又增强了生态理念。《雪山大地》对沁多草原的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也折射出民族地区的时代变化和历史进步。
沁多草原的改天换地，凝聚着几代建设者的心血汗水，广袤草原上处处可见他们奋斗的足迹。《雪山大地》成功塑造了草原建设者的形象，其中尤以“父亲”“母亲”两位深入藏区的汉族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最为用力，最为深入人心。作为党的干部，“父亲”肩负着党领导牧民共同发展的职责使命，他善于教育民众、引导民众，而且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能真正“身入”“心入”“情入”这片草原，与广大牧民同呼吸共命运，水乳交融。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卓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父亲”的行动本身携带着强大的历史理性，这使他的行动总是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譬如修建学校、创办贸易公司、规划生态城等。而作为女性知识分子的“母亲”绝非“父亲”的附庸，她同样具有自己独立的事业追求和高度的行动能力，在牧区建设医院，以现代医学救治曾被牧民视为被魔鬼缠身的麻风病人，并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父亲”和“母亲”这两位优秀的汉族知识分子，将他们生命的绽放与灿烂，将忘我的奉献留在了这片雪山大地。《雪山大地》正是这样一部致敬父辈的深情之作。
《雪山大地》以大量感人的细节，呈现了藏族和汉族人民“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真挚感情。作为援藏干部，“父亲”从内心深处爱着少数民族兄弟，在精神上真正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是这里的人民把他从洪水中救出，是这片草原养育了他，他对这片土地无限感恩，也用一生来回报。小说以“父亲”和桑杰两个小家庭的互相融合来表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友爱：“它有感情、习俗、婚姻、血液的交融，还有声气呼吸的交融，而一切交融都基于这样一个条件：向善而生。”《雪山大地》热情歌颂了人民创造生活的精神，生动赞美了每一位拥有向善之心的普通人。
《雪山大地》在现实书写之上寄予浪漫情怀。时间如水流淌，雪山、大地依然岿立，曾经的信念、热情不曾递减，小说用相濡以沫的情感，绘织了边疆地区民族团结的巨幅画卷。这幅画卷一如雪山大地那般苍远辽阔，粗犷有力又充盈着浪漫的诗意。
《宝水》：以入微之笔写澄明之地
□翟业军
乔 叶
《宝水》是入微的。它回避大的构架，有的只是四季的流转以及流转中每个人的冷暖自知；拒绝概念的植入、先行，而是让万物以自身的也许眉眼并不太分明却一定不可以与他物混为一谈的样子呈现出来。这样一来，哪怕只是一堆垒梯田的石头，都拥有各自的年龄、来历，长幼有别地排列在一处：土黄的年轻，青黑的年老，灰白的则算是中年。入微是一种重要的小说写法，在背后支撑着这一写法的，则是写作者的慧眼、善意。正是在乔叶的慧眼、善意的观照下，宝水才被打开成一片澄明之地，在那里，“万物都有表情，表情上都有历史”。不过，试图勾描出万物的表情，这样的写作怎么可能不芜杂、壅塞，一如世界本身？小说家该如何既书写“生活流”又不让“生活流”把自己淹没？乔叶自有方法。她用“挖茵陈”“玉兰吾妻”“不受罪咋享福”等120个词汇或短语，对林林总总的物、事、理进行命名，获得命名的物、事、理从晦暗不明的状态中一跃而出，杂而不乱地并列在一起，并在四季的流转中既缓慢又匆促地走向自己的未来，或者结局。
因为入微，一定要往细处去，《宝水》又是复杂的。《宝水》共有120节，竟有四节都叫“极小事”。真是喜欢“极小事”这个词。你看，一个小小的村落，能有多大的事情发生，日复一日发生着的不就是你送我一块豆腐、我回你一把香椿之类的“极小事”？可不能小看这些“极小事”，一物的授与受，就是潜隐着的爱恨、情仇——聚居在一个村子里，好几辈子了，难免发生一些理不清的爱恨、情仇。可是，毕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哪能把爱恨、情仇直接挂在脸上，只会以一物的授与受的方式间接地流露出来。熟人社会里情感表达必然的克制，导致了“极小事”的复杂。复杂的原因还在于：一、因为小，极小，事情之间的差别就极细微，好像可以忽略不计，其实又是根本性的。此种看起来可以忽略不计的根本性真是复杂，需要付出一生的修为去体悟、把捉。比如，同样是问小曹的收入和对象，小曹却说，“我”的问跟村里人的问不一样，出发点就不一样：“你是纯好奇，他们还带着比较的心思呢。”二、“极小事”是触须，是曲线，缠绕在一起，彼此排斥，又相互说明，想弄清楚这一件，就得攀扯出那一件，而那一件又必须从另一件那里得到一份说明，就像香梅被家暴，哪里是纯然无辜的，或者说，这世界怎么可能有纯然无辜的人和事？
就这样，《宝水》复现出一个复杂的、不可以一言以蔽之的乡村。复杂的乡村当然是泥沙俱下的，带着一些体味。不过，谁说体味不就是人的气息？更何况宝水还拥有几颗明矾，搅拌几下，泥沙沉淀下去，水就一点点地明净起来。明净不是空无一物，而是丰盈。明矾可以是风风火火的大英，是世故到质朴、豪气的孟胡子，是既跟宝水人生活在一起又跟他们都不一样的外来者“我”……从复杂到明净的飞跃，杨镇长另有一比：“脏水洗得净萝卜，就是这。”《宝水》写出了中国农村的“实然”，更写出了中国农村的“应然”，明净的“应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复杂的“实然”作为扎实、绵密的底子的。
有一天，“我”和老原一起爬到云顶，遥看天尽头根本看不见的福田庄，想：“宝水如镜，一直都能让我看见她。”乔叶的意思大概是，她的《宝水》就是一面镜子，让你看到了你的“她”——“她”是你的故乡，是大地，是每个人心头种着的善的根芽。我想，就像“每粒盐都含有它结晶的原型”，宝水还是一粒盐，潜在地含有一种本体的明净，这样的明净最终会在中国大地的每一片枝叶上被现实化。
《本巴》：敞开小说的无限可能
□刘大先
刘亮程
在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本巴》与其他几部似乎略有参差，即便置入到整个茅奖的历史中，它在题材与风格上都堪称一个独特的存在。一般对于茅奖作品的想象，多少会与广阔的现实、厚重的历史、复杂的生活等联系在一起，而《本巴》则是幻想的题材、轻盈的叙述。它的获奖，打破了那种关于茅奖的题材、主题的刻板印象，显示出茅盾文学奖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乃至于激发我们重新思考“小说”这一文体的生长空间，以及文学在今日民众生活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等问题。
这一切都源于《本巴》的文本特质：它当然是小说，但也可以称为童话或者寓言；它充满飞翔的气质，却包裹着关于梦幻、游戏、时间的深邃内核；它将深沉的历史化为飘逸的思辨，让文学呈现出其有别于其他形式的表述。
《本巴》从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抽取元素进行当代创编，但他并非简单地还原式重述，或者进行现代性的反思，而是将土尔扈特部回归的历史与史诗的吟唱进行了联动，从而营造出一个似真似幻的文学空间。一般还原式的重述往往只是将口头文学进行书面文学的转写，这种转写往往经过记录者的修订润饰，如在前现代时期不同年代转写者层累式完成的《荷马史诗》，或者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觉醒年代伦洛特独立搜集整理的《卡勒瓦拉》。但在世俗化的“散文时代”，现代性“祛魅”的史诗已经被“现代史诗”小说所代替。小说作者深处现代性语境，即便试图进行迷狂的书写，也依然笼罩在理性思维的框架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巴》是原初史诗的否定之否定，抛却史诗的外壳，而采用史诗的元素和思维进行文学的创新。这种“小说”，实际上是对18世纪以来欧洲兴起的小说规制的突破。
《本巴》的突破性体现在，激活古老史诗的活力因子，让诗性智慧在理性时代重获生机，具有思想上的启示意义。《本巴》淡化了原史诗的族群性和地方性色彩，在字里行间却蕴含着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作为重新锻造出的可译性文本，它既是如梦如幻的中国故事，又是普遍共情浩瀚的世界文学，返璞归真，举重若轻。这使得《本巴》的文本兼具卡尔维诺的灵巧气质和乔伊斯的象征品格，同时又是根植于本土文化多样性的崭新艺术创造。小说的无限可能性于此敞开，这也意味着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当代性问题。
所谓“当代性”显然包含了几重内涵，物理时间意义上的年代分期，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性，以及躬身入局意义上的情感与态度。在文学饱受新媒体冲击的当下，它在民众生活中的出路与位置究竟何在？我想，《本巴》也许提供了一种路径：前现代史诗原本是根植于民众日常的集体欢腾形式，现代以来则分化为一种艺术门类，并向着日益细致的分支拓展，由于不同媒介与载体形式的迭代更新，小说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日益小众化。但形式的小众化，并不意味着史诗精神或者普泛的文学性的式微，它可能转化为其他形态。
如今《江格尔》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但遗产如果仅仅是标本化的、博物馆化的，就失去了其活力。“文化”与“传统”如果要鸢飞鱼跃般生生不息，那么就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重新焕发生机。《本巴》对《江格尔》的发展，就显示出认识、弘扬、再造传统的当代路径：传统即创新，它并不是复古与拟古，而是经过现代性洗礼后的革新与发展，将其重新置于当代文化生产与生活之中。唯其如此，传统的魅力与活力才能绽放出璀璨之花。
《千里江山图》：先锋与革命的“信使之函”
□李 音
孙甘露
小说《千里江山图》故事来源于中共党史真实的历史事件，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重破坏，“中央有关领导必须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一项代号为“千里江山图”的绝密地下行动由此展开。忠诚与背叛、潜伏与行动、计谋与意外、搏斗与杀戮、审讯与酷刑，当然还有阴谋与爱情，小说简洁精巧，节奏迅捷，谍战元素应有尽有。
关于“千里江山图”，敌人不知道该计划的内容和目的，同志彼此不知道具体步骤，作为读者，我们只需要跟随着陈千里们在上海出没狂奔、斗智斗勇，紧张着他们的紧张，哀恸着他们的哀恸。这是一个邮差小分队，每个人的任务都是准时传送出在自己这一环节的情报信息，以达到在最安全的时间、最隐蔽的渠道将一个人邮寄出上海。他们将信写成密函，放在信箱、影院座椅，登载报纸、广告，贴在电线杆上，夹在旗袍、食盒里进行传递……你能想到的和不能想到的手段都用上了——除了信鸽。因为陈千里比信鸽还了解上海，比信鸽还准确。
孙甘露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成为作家之前的孙甘露是邮递员。当他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初这项非常秘密的转移行动时，本能反应，“从上海到瑞金的直线距离，大概就1000多里地。但在当时是不能这样走的，它必须绕到香港，从上海、广东汕头再回来。历史上的交通线是这样的，这样走的话就是3000里地”。这是党史的一段至暗时刻。这也是先锋派作家孙甘露的艰难时刻。对他来说，这表面上是一部谍战小说，但实际上意味着去追溯一段上海历史，同时也还意味着作为解放者的后代，怎样去描画上一代的身影：“准备这部小说的日子里，我时常想到荷马，想到他的返乡之路和史诗……也会想到戏剧《哥本哈根》，想到历史上那些隐秘的时刻，人们怎样置身于几乎无法克服的黑暗之中。时常也会想到莎翁，那种认为讲述别人的故事才能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意图的方法……想到那些烈士如何看待百年以后有人尝试在上海的街道上重塑他们的身姿”。
于是，先锋作家孙甘露，在讲述原本是“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同样让这段路绕行了3000里。谍战接头暗语不再仅限于情报密函，提升到细微的气质把握、人的认知地图和精神鉴定。革命青年和具有革命潜力的读者不仅要知道浙江大戏院贴着《海外鹃魂》海报，大光明大戏院挂着玛琳·黛德丽大头像，内山书店、水沫书店、辛垦书店是鲁迅、冯雪峰、陈赓去过的，扆虹园是孙中山到过的，女师大这所学校意味着什么，还需要熟读小说《二月》，了解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背后的爱情故事，辨认出说“一个人在二十岁不参加革命，到五十岁就会变成老傻瓜”的是当时访问上海的英国剧作家萧伯纳……这是革命的暗语，也是文学的暗语。
但这些仍达不到一种革命的终极辨识——一种信使的狂喜。小说中作为叶桃二号来塑造的人物“董慧文”在执行组织任务时，也是爱上陈千元的时候，“她的心情都很轻快，像信鸽从天上飞越大街小巷”。其实这个邮差小分队所有送出去的信都可以浓缩为一封，那就是小说结尾附上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龙华牺牲烈士的遗物）”。所有那些密信都为了一封并非秘密的情书，“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
这一典型的先锋派文学篇章，是先锋派孙甘露写给革命、历史、现实的一封信，是先锋派写给自己的一封信。1987年，孙甘露有一部作品叫《信使之函》，寓言了《千里江山图》的这场始于意外的写作，也可以看作是这场文学事件的暗语密码本。“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见了我自己。看见我在望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
《回响》：勘探“世界”的艺术
□杨 辉
东 西
《回响》卷首有设问如是：“你能勘破你自己吗？”这一类乎德尔斐神庙的著名箴言：“认识你自己”，也差不多划定了《回响》核心故事所欲触及的论题——对自我观念、精神、心理、情感以及由之引发的种种心象的自我理解和阐释。然而，欲勘破自己，探讨微妙难测、莫知涯涘的心灵风景，又如何能脱离人所置身其中之生活世界的成就与限制？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自我和他者、个体与群体、心灵和形式、意识和潜意识、词与物相互激荡，共同构成这一部小说多个层面、多样内容、多种声音的复杂奏鸣和无尽“回响”。
开篇即是“大坑案”，被害的夏冰清和她留下的令人疑念丛生的种种谜团让刑警冉咚咚身陷其中，也无意间引发了她对家庭、情感、内在自我的省察。由此双线交织，互文互证，起伏跌宕，波动不已。《回响》由之朝向双重“世界”。一为数个人物所牵连其中的广阔、丰富、复杂的生活世界；一为由此激发、敞开其幽深莫测的内在风景。前者以夏冰清之死为触发点，逐渐牵连出徐山川、吴文超、刘青、易春阳等各色人物的各样行径，背后实为时代锣鼓多声部的复杂交响：徐山川的事业及其所表征的一类人物的生活和问题，吴文超个人遭际的特殊意味，刘青情感之变所牵连的乡村生活图景，易春阳的精神执念及其生活经验等等，皆有发人深省之复杂意涵；后者则关联着冉咚咚与慕达夫，以及慕达夫和他的社交圈的复杂关系。作为文学评论家，慕达夫的文学观念以及他在以文学的方式指认现实时的价值偏好及其问题，他和作家贝贞的情感关系等，皆可谓绵延无尽，夹缠不清。随着故事的进一步展开，前者渐次清晰而后者愈发混沌。生活世界之诸般事项可以赋形，内心世界的浩瀚风景却难以尽知。正是在幽深莫测的心灵地带、游移不定的情感世界，《回响》体现出建构秩序的努力。慕达夫在与贝贞情感博弈时的节制、冉咚咚在意会邵天伟的爱慕和自己偶尔的出位之思时的自省，皆非随意之笔，而是包含着向上的力量，亦即一种持久的、有意味的、深具精神创造性的叙事能量。此建构的力量既足以统摄外在，亦足以规范内心，让起伏无定的诸种思虑由混乱而至于有序。《回响》因此是凝练的，蕴藉的，饱含对人和世界的深情和爱意的叙述。
这种叙述必然面临多重的困难和可能，如东西所言，“多年前写《后悔录》时，我就有意识地向人物内心开掘，并做过一些努力，但这一次我想做得更彻底”。这种彻底不仅可以理解为对人物及其心理纵深的深层掘进，应该还包含着对外部世界复杂消息多样可能的充分抉发，包含着虚构作品的虚拟世界与个人具体生活现实的交互发明。这既关联着写作的技艺及其可能，亦关联着阔大悠远的文学传统及其在现当代的传承和新变，关联着东西乐意指认和他未必有清晰意识的文章脉络。虽可以放入某种类型中方便地讨论，《回响》仍有溢出甚至超克单一类型的探索。它几乎巨细靡遗地呈现一场案件引发之旷日持久，牵连甚广的人、事、物，却未必可以简单地被解作侦探小说；借助若干心理学观念，它触及并细腻描绘幽深之心灵世界，却也未必单纯注目于心理分析；它以对外部世界的勘探开篇，而以对内在世界的省察作结，其间涉及无远弗届的精神和现实空间，也融通汇聚了新时期以降的多种文学路向和精神传统，由此生发和幻化的世界，丰富多样，意蕴深远，也可能引发新的写作艺术的持续“回响”。
颇具意味的是，故事终了，“大坑案”真相水落石出，易春阳被捕并交代了作案的过程，但冉咚咚并未有如释重负之感，她想：“这么多人参与了作案，但现在却只有一个间歇性精神错乱者承认犯罪”，她和他的同事们抽丝剥茧、费尽心力，却发现整个过程如同剥洋葱，层层递进却最终空空如也。如是结果，“严重挑战了她的道德以及她所理解的正义”。虽说徐山川最后也被绳之以法，但因之牵涉出的问题似乎难有了局。冉咚咚自以为她对案件的正确判断足以反证其对慕达夫怀疑的合理，然而事实真如慕达夫所言，冉咚咚所能触及的案件并不足以“归类概括总结人类的所有感情”，“有限的几个心理病态标本”亦不足以代表全人类，因为“感情远比案件复杂”，一如“心灵远比天空宽广”。直面矛盾，反躬自省，冉咚咚亦觉自我情感确证的困难，在邵天伟和慕达夫之间难保没有犹疑和别情。故事虽已终结，由之引发的问题却未有定论，《回响》因此秉有一种朝向未来和未知的开放性，犹如精心抛出的石片，在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也把似乎无解的问题和无尽的思虑抛给了读者和他们寄身其中的生活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