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文坛》　|　徐刚

主持人语

在批评话语广泛关注较“80后”更为年轻一代的作家作品时，我们是否还有必要继续使用“80后”这一代际批评装置去集中探讨已趋成熟的青年作家创作？

一方面，随着青年作家写作时间的延展，他们以愈发饱满的文本形态捕捉同代人的复杂生活和切己的精神难题，并且形成了一种以对当下和历史的整体性的思考拓宽青春叙事的观照——这一时刻和变化，我们可以称之为“80后”作家的集体转型。而最年少的“80后”在今年已将近不惑，“智者不惑”“遇事能明辨不疑”，他们似乎等到了“正名正义”的重要时刻。

另一方面，以代际命名的“文学建构模式”一直局限着有关“80后”作家作品的理论研究，我们信手拈来几个既定的概念性区块：校园、青春、城市、私语化——他们近年来的写作实际早已溢出这些约定俗成并且不断走向纵深的方位——这既表明批评的失语，同时也暴露了批评功能本身的限制性。

如何在自我的主体与历史、国家、社会之间建立文学性的联系，青年作家出于自由意志做出的创作选择能否抵达极致的艺术审美和精神力量，或许是“80后”作家接下来要面临的“破”与“立”。他们的创作从来都因独有的敏锐性为读者提供着无与伦比的亲近感，而在象征的意蕴维度如何更为普遍地提供自然而然的心灵映照，青年创作如何与文学本质浑然于各自的经典，本期“观察”便指向了题中应有之义。

——赵 依

肮脏与洁净

新中国工业的理想身体

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嚣尘上。然而如鲁迅所言，“娜拉”的结局，只有堕落与回归两条路。作为自我焦虑和时代现实无法取得平衡的尴尬反映，“逃离”是容易的，逃离旧家庭，逃避城市，并没有太多困难，可觉醒之后无路可走才是真正的痛苦。在作家们的笔下，“逃离”的人抱着寻找天堂的目的，收获的却是地狱。

对于当代作家来说，“逃离”的最初意涵指的是从旧有的世界跨出去，寻找别样的生活。有时候，这种跨越可能仅仅是指一次旅行。杨则纬有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就叫《于是去旅行》。小说里，旅行成了平复个人心灵创伤的一剂良药。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如此嘈杂喧嚣的世界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它的洒脱和喜悦永远具有蛊惑人心的力量。小说将旅行看做一次疗愈，让人重振旗鼓，满怀信心地面对曾经的阴影，错过的爱恋，以及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带来的伤痛与悔恨。在主人公那里，云南、丽江、西藏，边地的淳朴让人心旷神怡，而原始的民俗更是有着超脱现代生活之外的壮美与雄奇。陶醉在边地的民风和美景中，主人公的城市烦恼被抛在了脑后。

“逃离”的更深层意涵，可能并不像旅行那么简单，而是更抽象的“到世界去”。这让人想到的典型作家是徐则臣。我们知道，从《午夜之门》到《夜火车》，再到《耶路撒冷》，徐则臣的小说有一个念兹在兹的重要主题，那便是“到世界去”。这位出生于运河边的少年，对“到世界去”充满了探究的欲望。关于“到世界去”，徐则臣曾这样解释，“眼睛盯着故乡，人却越走越远。在这渐行渐远的一路上，腿脚不停，大脑和心思也不停，空间与内心的双重变迁构成了完整的‘到世界去’。”（游迎亚、徐则臣：《到世界去——徐则臣访谈录》，《小说评论》2015年第3期）某种意义上，要想获得这种“空间与内心的双重变迁”，就必须出走，从旧有的世界跨出去，探寻一种新的生活。

为了完整阐述这种“到世界去”的意念，在一篇谈及火车与出走的文章中，徐则臣曾这样谈道，“多少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和一列列火车斗争。登上一列火车，继续寻找另外一列火车；被一趟车拒绝，又被另一趟车接纳。周而复始，永无尽时。对我来说，火车不仅代表着远方和世界，也代表了一种放旷和自由的状态与精神，它还代表了一种无限可能性，是对既有生活的反动与颠覆——唯其解构，才能建构，或者说，解构本身就意味着建构。出走与火车，在我是一对相辅相成的隐喻。”（徐则臣：《出走、火车和到世界去——创作感想》，《南方文学》2018年第5期）在此，火车只是出发和抵达的工具，而内在的诉求则近似于鲁迅所说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尽管到了《耶路撒冷》，徐则臣才陡然发现，“回故乡之路”同样也是“到世界去”的一部分，甚至是更高层面的“到世界去”，但远方的自由与放旷，始终令人牵肠挂肚。而在新的长篇《北上》中，徐则臣再次延续了这一小说主题，只不过这一次，运河与航船取代了火车的位置。小说中，几乎所有人都在持久地渴望一种开阔的新生活，为此怀抱着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

除此之外，逃避毫无悬念的人生，也是“逃离”的题中之义。就像齐格蒙特·鲍曼在《个体化社会》中所说的，“生活的固定格局在人的内心产生刺痛，风俗习惯和日常事务在这种刺痛中吞下了荒诞不经这剂毒药。”（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序言第2页）作家阿乙曾多次谈到，他是如何在乡村小警所的麻将牌局中惊人洞见自己极度无聊的永生的，“有一天，艾国柱、副所长、所长、调研员四个人按东南西北四向端坐，鏖战一夜后，所长提出换位子，重掷骰子。四人便按顺时针方向各自往下轮了一位。”（洪鹄、吴桂霞：《杀手阿乙》，《南都周刊》2011年第6期）就在那一刻，他绝望地看到自己一眼便能望到尽头的人生。这个场景后来多次出现在他的小说《在流放地》《意外杀人事件》之中。

“逃离”的幸运在于，曾经的乡村小警察艾国柱，面对人生的绝境，勇敢地跨了出去，成了闻名全国的重要作家，这多少还有些励志的意思。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并不是所有逃离者都像阿乙这么幸运。因为“逃离”原本就是现代社会的悲剧性机缘。现代社会为“逃离”提供了种种便利，人人都可以看到生活的“别处”，都试图向着“别处”逃离命定的位置。逃离过分熟悉的生活，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他们乘火车、轮船、飞机，竭尽一切可能。逃离成为一种普遍的愿望，但逃离的可能中却蕴含着宿命性的后果。在爱丽丝·门罗的小说《逃离》里，卡拉决定离家出走，她留给父母一张简短的字条，“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是永远也没法得到你们的理解的。”这个时代，服从自我与内心，早已庸俗化为一碗寡淡的鸡汤。而所谓“真实的生活”，永远都是最好的蛊惑，却是极短暂的梦幻，梦醒之后，依然是无尽的琐碎和庸常。逃离的卡拉，还没有走到一半，便被丈夫接了回去。

无论是旅行，还是“到世界去”，抑或逃避毫无悬念的人生，“逃离”的目的都是为了逃避庸常的日常生活。这让人想到了鲁敏的长篇小说《奔月》，这部小说更为深切地展现了爱丽丝·门罗的小说《逃离》的文本内涵。这也是一个关于逃离的故事，逃离庸俗的日常生活，以骇俗的消失去寻找本我的根源，抑或收获一片虚无。鲁敏正是要以这种冒犯的方式直刺人生的假面，寻找抵抗生活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奔月》其实重写了鲁迅《奔月》的逃离主题，小六的抗争，不过是要像嫦娥一样抗争厌倦的日常生活。小说贴切地表达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它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内心的焦虑与不甘，以及为了摆脱生活的倦怠所做的冒险。然而遗憾的是，《奔月》里的小六最终绝望地发现，“别处”和“异地”的生活和她之前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生活本身的残酷所在。

我们发现，无论是“逃离”什么，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在为沉重的生活寻找一个“出口”，所有的人都在寻找精神出口，然而，“出口”又在何处呢？不仅“出口”难寻，有的人干脆放弃寻找，甘愿在绝望和颓丧中做一个无所事事的“佛系”青年。这一方面值得讨论的作品有马小淘的《毛坯夫妻》和蔡东的《我想要的一天》。评论者在谈论马小淘的作品时，“青年失败者”是一个关键的概念，而《毛坯夫妻》则是这一话题的典型文本。在此，一方面当然意味着艰辛，小说里的人物住在北京五环以外的毛坯房里，没钱装修，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活极为拮据，出门时甚至没有一件体面的衣服，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而另一方面，站在世俗的角度，这种艰辛的原因也是自身造成的。客观地说，消极、懒散与不切实际，确实是温小暖身上存在的问题，这也是让小说中的雷烈比较烦恼的地方。但是这种艰辛的原因，更多还是社会造成的。小说中，温小暖其实没有太多选择的机会来成就自己的尊严，这里当然涉及到时下讨论较多的阶层固化的问题。个人奋斗的不可能性，已经从一种极端的文学想像，蜕变为不假思索的常识，其间社会现实的变化不言而喻。

这些“青年失败者”的命运，也许真会像《章某某》那样，上下求索却不得其道，最后不得不面对“勤学苦练，天道酬勤”的神话的破灭，“庞大的理想终于撑破了命运的胶囊”，而让自己陷入疯狂的境地。在这一点上，《章某某》与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是如此相似，都明确而坚决地指向了当下的现实。因此问题在于，是要千方百计逃离这种失败者的命运，而把自己逼疯；还是安安稳稳地做一名与世无争的失败者，并从中找到生存的乐趣和意义，这是马小淘在《章某某》和《毛坯夫妻》中作出的不同选择。就像小说里展现的，章某某要徒劳地反抗她的命运，为自己不切实际的梦想而努力奋斗，但最后不出所料地失败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安安稳稳地像温小暖那样甘心做一个失败者，并从中找到一种自处的方式。这里有意思的地方是，温小暖其实一方面是被这种世俗生活无情地甩了出来，她早早失去了社会竞争的能力，被这个优胜劣汰的社会所淘汰；但另一方面她又奇迹般地超越了世俗生活，获得了一种神性。

某种程度看，温小暖是自己选择的“逃离”，她“逃离”了这世俗的秩序。她宅在家里，干脆不上班，拒绝社会参与，拒绝一切形式的竞争和一切职场的尔虞我诈。这既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得过且过，也包含着对于世俗生活的反抗。而作者礼赞了这种神性。小说最后，马小淘非常温情地给了她一对“隐形的翅膀”，让她成为人间的天使，让她的灵魂能够轻盈而自由地飞翔。因此对于青年失败者而言，这既是一种无奈，一种自嘲，更是一种神性的反抗，代表了某种形式的希望。

赋予“逃离”某种形式的神性，将慵懒、颓丧与无所事事，视为社会重压下青年反抗的一种行动方式，在青年写作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在蔡东的小说中，我们亦可发现一种将“出走”作为“小资产阶级斗争的方式”的写作意涵。她在小说里多次谈到了主人公的出走，那些生活中并不落魄的男女们，总是幻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无所事事地虚度光阴。《我想要的一天》里“我想要的一天”不就是这样吗？什么事也不想，什么事也不干，就是要逃避家庭、婚姻和工作，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因此，实际面对的问题在于，现代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像牢笼一般无法忍受，而对它的“逃离”显得合情合理。

然而，“出走”作为一种反抗现代生活的方式是不是有效，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习惯于用“颓丧”，或者更时髦的词语“佛系”，来描绘这种并不积极事功的心理状态。在马小淘和蔡东的小说里，光阴的“虚度”被生动演绎，不求上进的人生被突出强调，这也是当下“丧文化”的题中之义。一种以自嘲、颓废、麻木生活为特征的“丧文化”，被认为是青年自我“主动污名化”的生动体现，也是某种程度上青年群体对于自身地位的无声反抗。阿城说，这个时代最大的绝境是无聊，那么问题在于，如何穿越绝境，听到身体被撕裂的声音？这不禁让人想到吉尔·利波维茨基在《空虚时代》中所描绘的，“在虚无的远景里浮现出的并非是自动毁灭，也不是一种彻底的绝望，而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大众病理学，抑郁、‘烦腻’、‘颓废’等都是对冷淡及冷漠进程的不同表达，这是因为一方面缺乏吸引人的戏剧性，而另一方面则是源于某种局部流行的、永恒的、冷漠的在兴奋与抑郁之间的摇摆不定。”（［法］吉尔·利波维茨基：《空虚时代：论当代个人主义》，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页）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渴望逃离的积极事功，还是无处可逃的艰难绝望，抑或是拒绝逃走的佛系颓丧，围绕“逃离”展开的文学叙事，都在力求更为切近地展现自我、社会与现实，但这些努力又或多或少被当下流行的“文青话语”所掌控。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超越这套话语结构，获得更为深切，更具历史感和批判性的文学表达，这是青年写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豆瓣、自媒体与“知识叙述”

“80后”文学批评公共空间观察一则

姜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

关于文学批评的代际话题，近些年已经不再新鲜，在一个无限放大“个人”的场域内，每一次以代际命名的集体发声，都不免在张扬异质性时潜藏着对同质的渴求，尽管群体性指认究竟能缓解多少认同的焦虑尚未可知，但独语的孤寂着实难捱。不过，无论何种境况，可堪对话的从来是同代人而不是同龄人，在我看来，“80后”的命名不是时间性的，而是空间性的，讨论“80后”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不是言说某个年龄层面话语、方法、趣味的特质，而是面向这一命名所表征的某种情感结构、文化场域，或称之为“公共空间”。

1989年第五期《读书》杂志上刊载了《关于“五四”一代的社会学思考札记》一文，称得上是较早对学人进行代际划分的尝试，彼时初出崭露头角的刘小枫以年龄和知识体系的“共有性”原则为主要依据，敏锐地发现中国现代知识阶层呈现出四组代群，这种独到的划分在学术界引发诸多回应，其后，分代研究越发常见，以“十年”为一代的命名似乎达成某种共识。

不过，细究起来，对于当代文学批评而言，仅从年龄或知识结构观察，实则很难呈现出相对清晰的代际轮廓。如果说，在1980年代之前，我们尚且能以某些标志性事件，甚至某个权威讲话、某场教化电影、某首革命歌曲作为时间节点划分代际的文化资源或精神特征，那么，当权力意志开始逐渐松绑，一切都变得异彩纷呈却旋生即灭，并置杂陈后渐趋多元，面对潮涌而至的启蒙资源，阅历相差半个多世纪的知识群体同时开始选择解释历史和言说自我的方式。很显然，话语方法和审美趣味接纳的差异性并不集中于时间线上的短长，而是空间面上的区隔，甚至是地方经验的区隔。在其后快速的变迁节奏中，被区隔的空间很快生产出一个个穿着时间性外衣的“代”实体，以免被掩埋在时代速率之中缄默无声，卡尔·曼海姆所提出的“代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以平面化姿势铺陈开来。这些被区隔的空间内部有着各自显著的核心质素，同时也充满了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历史的、权力的变量，从而形成空间内部的差异性。

在讨论被命名为“80后”代际空间的核心质素之前，先来看一个鲜少被提及，但却如此熟悉的事实，“80后”青年评论者，也包括青年写作者大部分都曾经或至今热衷于在“豆瓣”网络平台上写故事、公开知识资源、撰写评论、交流辩论，独具个性的“豆列”、颇具专业性的犀利思考，甚至是电影、旅行、生活分享，总是能吸引大量爱好文学艺术的粉丝群体。而近几年，新媒体把匿名“舆论领袖”彻底实名化了，比如“朋友圈”随时可见片段式评论，或是“同代人”“80后文学与研究”“圆桌派”等带着鲜明代际特征的“公众号”，都有强烈的对话意愿和阅读期待，当简约、极致、迭代、跨界、视觉等元素组合成一份份图文并茂的推送，意见者的形象塑造便不再仅仅依靠文字，而是高效率、三维立体成像在读者面前，意见的影响力也随之放大。如此看来，媒介意识堪为构成“80后”代际形态的基本元素之一。

而毫无疑问的是，近三十年，从印刷时代的纸质媒介，到互联网时代的电子媒介，再到综合性新媒体的普及，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媒介转型迅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逻辑和情感体验。媒介转型不仅仅意味着沟通平台的更易，也衍生出新的公共领域，新的叙事伦理，甚至新的话语权力，一方面，公共领域的政治性功能随着传媒的崛起而越发凸显，借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力的竞技场，其意旨在于通过各种讨论主题和文集既赢得影响，也以尽可能隐蔽的策略性意图控制各种交往渠道。”如何说、怎样说开始变得比说什么更重要，仿佛谁掌握了新媒介，谁就有能力解释这个时代的新消息。另一方面，媒介在折叠阶层空间的同时又放大了其中的落差，形成同时异代的话语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青年人，也许更容易与一个生活在纽约的青年人共享某种情感结构，却与相距几环之外的同龄人没有共同话题。在此之上，对于学院派知识分子而言，更大的挑战是新媒介场域内知识的民间化，或称之为知识的大众化所带来叙述方式的变革。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主办的题为“坐标2018：重新省视知识分子”圆桌会议上，针对新技术革命时代里知识分子如何生存这一话题，在场诸多知名学者的讨论都透露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微博上拥有着数以百万计的关注者，但仍然在如何适应新媒体叙述方式上表现出进退维谷的尴尬。

由是，可以做个简单的推断，新的媒介转型促成新的公共空间，新的公共空间需要新的知识叙述，而新的知识叙述正在潜移默化地重构知识的生产方式和思维逻辑。于是，当活跃在豆瓣和自媒体上的“80后”，不断推出辨识度较高的批评文本时，当我们每个人都习惯性地在碎片化的时间里打开移动设备翻看学术资讯时，新的知识叙述方式已经被我们欣赏和接受，即便是依托于纸质媒介的批评气质也正在随之不断轻盈化。这种“轻盈”首先体现为问题意识的古典性或经典化愿景降低，而现场意识增强，历史性减弱，而历史间性凸显。所谓的现场意识是指布尔迪厄所描述的由各种资本变量所构成的场域，批评者的在场感越强，他所关注的问题便越发贴近现实、越发呈现出动态性，而在批评文本上则体现为对整体性缝隙里间性问题的关注。这不仅表现在对本身生成于历史间性的青春文学批评，更体现于对经典文本或重镇作家的解读及其方法上。近几年对历史的热情仿佛再度成为学术界的焦点，“历史化”方法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青睐，这其中的原因过于复杂暂且不表，有趣的是，尽管越来越多的“80后”公开表示对历史感缺位的“自卑”，表示正努力在创作和批评中增强历史感，但是仔细读来，与前辈知识叙述不尽相同的是，大家问题的发现仍然呈现出流动性而非本质化特征，问题点总能在整体的广阔中细发幽微，再回到整体之中。不过，历史的感知并非本质化经验或文本的重量，而是对历史的当下理解，现场感的经验方式本身就是参与历史的方法，对历史中间状态的敏感即是这一代对历史的解释。

而基于现场感和历史间性的问题意识又与批评方法的文史对话相得益彰。文化研究对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影响，在这一代的批评文本中真正开始得以显现，跨界性的视域和方法，早已经是这一代人最自然、最基本的实践方式。李怡通过对严家炎、钱理群、陈平原等学者组织的丛书写作及其参与者年龄阶段的不同构成，观察到学术方法的代际性特征，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撰文写道，“‘文史对话’的研究方式在70后、80后青年学人中的影响不断扩大，这势必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当然，文中的代际实则还是以年龄而非空间化观察划分，对于这些青年学人的空间资本尚待考虑，不过也的确揭示出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互渗的趋势。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詹姆逊、福柯、本雅明等等文化研究理论资源早已成为对文学文本思考的有效路径，批评文本往往力图呈现出复杂的环境状态，或称之为还原历史现场。现场不再是文本解读的背景，而是可资研究的话题，具有历史的或当下的价值。在这样的方法中，有人发现了经典化文本建构过程中各种文化力量复杂性，有人发现了文本中风景的权力话语，有人发现了作家旅外和写作之间的关联，有人发现了博物志与文体精神的会通，有人发现了文学文本的殖民化与后殖民化特征，而更多的人在颇具历史意识的批评中试图整合历史现场的话语间杂，批评文本的环境代入感极强。

当然，这种“轻盈”的气质与批评的“专业化”并不矛盾，反而是越发表现出学院派的素质。举例而言，关于批评的理论性问题便体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柔韧性状态。“80后”评论者有着天然的理论亲切感，一来普遍知识体系较为完备，几乎都是所谓科班出身，对理论和文本的理解与感知更具备学院派学术素质，二来大家在理论繁衍的时代成长起来，大部分游学海外视野开阔，对各种理论资源的使用并不陌生。不过“专业化”并不是理论炫技，更不是悬空妄谈，相反，对学院派理论的使用和理解已经内化在思维逻辑之中，早期理论崇拜的表述方式已经鲜少出现在批评文本内，更多体现出思考路径的理论化，从彼时彼地或此时此地出发，通过理论逻辑，抵达现实问题之维。最浅显的表现便是文本内大段的引述和套用理论资源的状况越发少见，但思考方式的理论逻辑却越发清晰。一些批评文本即便通篇没有任何引述，我们也很容易便能体会出作者的思考受到了哪一个时期、哪一个理论流派的影响，这样的理论批评或可称之为柔性的专业化批评，可读性和学术性或可兼备。同时，“论笔体”的批评文体越发受到欢迎，语言和句式多轻松活泼，幽默机警，趣味性增强。不过“论笔体”并不是纯粹印象式的批评，所谓印象式批评也并不是直白的阅读理解，而是在更为深厚与驳杂的专业储备之上，才能使得表述更加得心应手而游刃有余。否则也只能是就事论事，没有灵感顿悟，也谈不上温柔敦厚，或是随着文学文本随波逐流，或是如同流水账一般无味无趣。

由此，新的知识叙述很可能改变文学批评的话语方式和意见方法，对此也不必忧虑或欢欣。事实上，文学批评本来就不是私人领域的话题，它不仅预设了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力，并且预设了对于那些无拘无束行使专业判断个体的某种信任，同时也假定了意见领袖的某种话语权威，这种权威本来便与资本或商业流通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80后”文学批评的公共空间恰逢媒介转型所带来的深刻变革，不过新的知识叙述并不意味着对知识的游戏，反而需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严肃的心理基础，它需要真正相信并尊重批评对象的尊严。在这个时代，历史很难构成文学的基础，文学也很难重获曾经的备受瞩目，文学批评已经转移到更广博的文化省思之中，不过既然选择以文学作为志业，那就需要年轻的评论者们沉浸在自由与责任之中，把文学的剧变和业已动摇的工作根基以种种方式记录在案，这同样是在这个时代表述自我的过程。这倒让我想起两个文学片段，一个是米兰·昆德拉《雅克和他的主人》，在机巧的、荒诞的、滑稽的、严肃的反复对话、想象和质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给我一个方向”之后，发现历史和世界不过是个环形废墟，往哪里走都是往前走。另一个是尼古拉·哈特曼的经典提问——“为了在世界的充分意义上成为一个人，我们将把我们自己塑造成什么？”对于“80后”评论者们而言，尽管有时面临混沌和迷惘也要走下去，如何表述知识也许就意味着如何理解或成为自己。

逆水行舟

敢于冒犯

宋嵩（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青年评论家）：

“80后”及“80后文学”“80后作家”等概念的提 出，据说距今已经将近二十年。在此文落笔的时刻，最年轻的“80后”一代即将迈过29周岁的门槛，步入而立之年。29岁，恰好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出版《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年龄。让我们重温那个著名的小说开头：

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几乎所有的“80后”写作者和评论者都读过这个开头，有许多人还时常对其津津乐道。它就像一则神秘的谶言，时刻与“80后”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相互缠绕。与他们的祖辈、父辈乃至兄长们不同，这是分歧远远大于共识的一代。他们将上一代人（“70后”）身上萌生的价值多元倾向扩大化，似乎生来就格外恐惧并排斥趋同的可能性；但个性的鲜明与立场的坚定，又往往转化为相互之间的不以为然和互不服气。于是，吊诡一幕出现了：同样是以“文学”的名义，一代人相互之间却难以理解。恰如冷暖两股气流交遇时会形成“锋面”，一场风雨往往就在这一团和气下的暗潮涌动中酝酿。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那么，对于“80后”一代来说，“那些优越条件”究竟是什么？是获取信息手段的高速便捷，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资源，还是那密密麻麻的诺贝尔奖、龚古尔奖、卡夫卡奖、××奖获奖作品书单，抑或是由古往今来鸿儒大德们的高头讲章所熏陶出的崇高精神境界？而当一个人拥有了这些“优越条件”中的一项或多项，是否就可以借此睥睨同侪？在此，笔者仅提出一个问题来作为试金石，这个问题便是：青年人如何书写“苦难”？我相信，这个问题一经提出，肯定会有许多人不屑，也会有不少人感觉受到了冒犯。

据说当代医学已经证明，偶尔体验适当的痛感对于保持身心健康是有益的。然而，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痛感”“痛觉”的意义：“我们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将茫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准风月谈·喝茶》，1933）这样的“疼痛观”，与先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出发点在本质上一脉相承，已经浅显得不能再浅显了。但就是有人要极力否定痛感的存在，因为这不仅会让他们从身体到心灵都不舒服，还会随之带来一些不“优雅”、很“粗鄙”的表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真切描摹、反映生活和时代苦难的作品被加冕了“暴露文学”的荆冠。其原因可能是复杂的：那些认为生活中只能充满阳光的人容不得有异己的声音提醒他们黑暗的存在，但更多的人是在品尝了精致的日本料理后就忘记了粗茶淡饭的滋味，反过来还要站在日本料理的立场上批评粗茶淡饭的不精致：“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余华：《为内心写作》）。对此，我只能借用一首摇滚歌曲的题目——“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予以回应。发泄固然不对，但是以“展示高尚”的名义去贬低和否定“控诉”和“揭露”，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还不是那么理直气壮。

令我感到悲哀的是，有越来越多的“80后”作者和评论者心甘情愿或趋之若鹜地去充当这个文学鄙视链的顶端。在与同代人的交流中，我惊讶地发现很多人都对“80后”作家宋小词近年来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颇为腹诽。无论是前几年的《直立行走》《一把薄刀》《别来无恙》，还是近年的《祝你好运》《柑橘》和《固若金汤》，她那种“酷烈”而极端的风格就像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硌痛了公主们的小蛮腰，崩断了王子们的大门牙。孟子主张“君子远庖厨”，是因为“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远离厨房可以避免目睹屠宰牲畜的血腥和听到生命将尽时的哀鸣，因此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大口吃肉，这实在无异于掩耳盗铃。而当我们的作家和评论家刻意回避了生活与时代的苦难，是否就可以去优哉游哉地品下午茶、接受更“高雅”艺术形式的陶冶了呢？宋小词这些小说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那样的真实而鲜血淋淋，读来让人产生心理乃至生理上的不适感。《祝你好运》里的女主人公伍彩虹有着“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强悍，在这个《罗生门》式的故事里，作者并没有将她塑造成一个纯粹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仅听伍彩虹的一面之词，想必读者都会像小说的叙述者“我”一样，为她感到人世的悲凉。通过伍彩虹一家的人伦惨剧，作者宋小词意在提醒我们去思考“洪洞县里无好人”这一状况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那便是何志平遗书里的一句话——“我听收音机里说，以后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有钱的人会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会越来越没钱”。在某些将“含蓄蕴藉”视为最崇高艺术追求的作者看来，这样直白地在作品中控诉和呐喊显然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败笔，过于刺耳、刺眼、刺心。但当下文学界的真实状况却是，这样的声音不是太多太滥，而是遍寻无踪。尽管构成社会的是沉默的大多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心声在这“大多数”的胸腔中酝酿。时代需要的恰恰是这样一声铁屋子里的呐喊。

在《祝你好运》的结尾，何志平做出了惊人的抉择，想借自杀来为孩子保住那套房子；但伍彩虹在何志平自杀后下落无踪，房子也因此换了主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好运”显然绝无惠顾卑微如伍彩虹之辈的可能。作者用一个看似充满希望的结尾，其实向读者传达了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而在《柑橘》中，饱受欺凌的苟大的自杀，还有更为复杂的意味。

“把人从外部暴力中解放出来，正如我们今天社会宗教认为的那样，是不够的，人必须摆脱内在的恶，因为这恶产生着自然的暴力约束性及其致命的分裂。人应当成为内在自由的人，应当得到自由和永生，真正不再做奴隶，而不是穿着自由人的外衣，貌似有威力的人。”（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这段充满了宗教意味的话说得多么冠冕堂皇，试问又有谁不想“成为内在自由的人”，以至“得到自由和永生”？但现实生活永远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内在的恶”尽可以凭主观去摆脱，外部暴力的解放却显然由不得我们自己做主。宗教的被动性与斗争哲学的主动性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是积极介入、为寻求改变而拼个鱼死网破，还是以达到某种精神境界为借口，逆来顺受、白日梦般地期待苦尽甘来？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像《活着》这样“触及灵魂”的作品，都被奉为中国当代文学所要努力的方向，成为许多“80后”作家创作的榜样和标杆。然而，恰恰正是对余华等人产生过决定性影响的拉美作家们，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我们的诗人一直或几乎一直是坚定不移地介入社会的，尤其是自20世纪。……我们这个时代，诗人的政治觉悟有增无减，因为他们知道人民熟悉他们的诗歌、支持他们，理解他们、在倾听他们的呼声。”（卡彭铁尔）“关于现实，我认为作家的立场就是一种政治立场。……改变那个社会的任务如此紧迫，以致谁也不能逃避政治工作。而且我的政治志趣同文学志趣都从同样的源泉中汲取营养：即对人、对我周围的世界、对社会和生活本身的关心。”（加西亚·马尔克斯）或许这么多年来，我们向他们的学习仅仅是买椟还珠式的，留下了椟的形式，却抛弃了珠的本质。大概是时候调转航向并冒犯主流了。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结尾那句话所说的，我们“逆水行舟”，尽管会“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却终究是在奋力向前。

转型的焦虑，或漫长的告别

——以《茧》《基本美》为例

行超（《文艺报》编辑、青年评论家）：

如果将1998年《萌芽》杂志发起的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作为80后作家集体登上文坛的标志，转瞬间，80后文学已走过了20年时间。这20年，既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潮、价值取向发生巨大转变的20年，也是80后一代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成长为家庭支柱和社会中坚力量的20年。这代人在生理和精神上的全面成长，必然导致如今的80后文学与此前初登文坛时发生明显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记录着一代人与青春期的告别，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他们的现实困惑与精神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