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长篇小说选刊》 | 张艳梅
我在一篇关于讨论现实主义的短文中提到过,“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生活非常复杂,书写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是现实,看到社会的弊端和乱象也是现实。无限放大任何一端,都会偏离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要求。而某种意义上,真实性是理想性的基础。真实呈现生活,是现实性的一个方面;在客观表现之上,还有主观判断,写作者如何看待时代,生活,包括历史,同样非常重要。”
年来,我们常说起,现实生活更戏剧,更荒诞,文学创作远远跟不上真实复杂的社会生活,作家对这个时代的表现,往往只是停留在社会现象的照搬,放大也好,缩影也罢,很少真正触及对时代内在的认知和理解,所以即使一年有几千上万部长篇小说,有分量的仍旧太少。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到赵德发长篇新作《经山海》,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喜。小说中的故事是熟悉的。新世纪以来,三农问题被广泛关注,农村、农民、农业发展不断出现新矛盾,进城务工人员带来了教育、医疗、留守、空村等一系列相关社会问题,各种新闻事件层出不穷。面对这样的乡村发展进程,赵德发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他的文化视角与现实关怀彼此呼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矢志不渝的创作初衷,也看到了一个文化学者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性反思与现实性探索。
时代的中国性与历史感
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时代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作为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主线,启蒙,救亡,革命,解放,是摆在现代作家面前无法绕过的使命和任务,文学始终与社会浪潮相呼应,被思想论争、意识形态、现实要求裹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这种时代性,在社会转型之后,就成为我们今天看取过往社会生活的可能性。不存在完全脱离时代的写作,尤其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时代,对文学,对作家提出了太多问题,作家不仅要关注现实,思考生活;而且要有能力选择好自己站立的位置,说话的方式,放在历史长河中,如何书写当下这个时代,真的是特别严峻的考验。了解自己的生活不难,理解他人的处境也不难,难的是以世界眼光回看中国,不同制度形式,不同经济水平,不同文化传统,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对于每一个写作者,每一个把文字留在历史上的思想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历史性和世界性的眼光,就是画地为牢坐井观天。今天的作家,尤其应该以在场者、参与者和引领者的社会文化身份自觉,思考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当代性和历史性,既能够写出宏观的社会发展形态,也能写好社会个体微观命运。
《经山海》中的吴小蒿并不是那种孤立无援的女主人公。她经历的考验和成长,是作家给定的。在现实中,这样的女性处境和结局通常会更悲剧。爱情婚姻不幸,其实是她性格中的局限性;至于厌倦机关坐班,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甘心平庸了此一生,是她性格里的理想主义;逃离家庭,参加干部招考,下乡到离县城三十公里外海边的一个小镇楷坡当副镇长,这是吴小蒿人生转折点。吴小蒿在农村出生,家境窘迫,又缺少温暖。父亲重男轻女,视之为蒿草,为了钱出卖了小蒿的幸福。被迫与官二代由浩亮结婚,是吴小蒿人生的低谷,此后漫长的家庭折磨是她后来出走的诱因。吴小蒿分管过安全、环卫、拆迁,致力于引进“深海一号”,申遗,复植楷树、建渔业博物馆,这与她的大学专业有关,历史文化是她的专业,也是她的兴趣所在。而她努力种树,建博物馆,是把历史现实化,也是把现实历史化。所有今天都是历史,所有历史也可能是今天,从“鳃岛”、楷坡,到山海,世界,不断衰败的农耕文明,与不断扩张的城市文明,就像一场海啸,而鳃人最终会救回吴小蒿,这不是赵德发的浪漫主义,而是他的理想情怀。
这部小说是典型的中国叙事,充满了当下性和现场感。时代的新与旧,人心的聚与散,并不是一个概念和一个口号就可以实现转换。21世纪,人类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置身于时代涡流之中,不得不跟着生活的节奏努力追逐,惟恐脱离时代的轮盘轨道,这就必然会局限我们对于时代的认知和评价。新世纪以来,无论是“50后”作家贾平凹的《带灯》《极花》《老生》,方方的《软埋》,阎连科《炸裂志》《日熄》,张炜的《艾约堡秘史》、《独药师》,还是“60后”作家余华的《兄弟》《第七天》,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李洱《应物兄》,我们看得到一代又一代作家试图重新阐释中国历史和现实。对现实中国的理解越深刻,审美表现力也随之被强化。所以我们看贾平凹、王安忆、阎连科这些作家写现实生活也充满了历史感。赵德发的长篇小说创作,包括之前的《人类世》,同样具有超越性的眼光,以及对时代生活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
生活的原创性与作家的忧患意识
赵德发对中国乡村很熟悉,他的成长经历,思考的重心,观察的对象,从“农民三部曲”对中国乡村历史的书写,到纪实文学《白老虎》,再到《经山海》对中国乡镇生活全景式再现,跨过多少山河大海,他的心依然在那片热土之上。那么,大半生的写作,他到底在追问和寻找什么?从多角度多侧面思考中国文化,并不是对一个小说家的必然要求,赵德发有自己的文化情结和精神信仰。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对于赵德发来说,这片土地上的酸甜苦辣,冷暖悲欢,都与他构成了情感共同体,他写人,写生活,写广阔的世界,皆因这一切深藏在他心底。
农村的日常生活,伦理秩序的变迁,以及乡村的未来,赵德发在这部小说中,认真呈现了这些问题。虽然有学者认为不应该直接向小说要思想,我们还是很容易在小说中看到作家干预生活思考解决问题的努力。乡村政治内部存在的裂隙,民间伦理道德失序,精神生活各种变异,城乡发展的交叉轨迹,在文化遗迹对照中,在乡村文化重构这一宏大命题面前,得以全景式的呈现。小说以乡镇日常工作生活为主线,塑造乡镇干部群像,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的各项检查考核,加班加点的工作,出了问题,上级追责,百姓不满。作为中国官僚体制的最底层,乡镇干部的生存状态,不仅是两头受气,更主要的是直接面对群众,问题最多,也最容易产生冲突。那句民谣“值班羊,值班羊,当官的一来就开膛。”是官民矛盾的一个小小窗口。吴小蒿扶贫、考古、打黑、推广深海养殖,一路升级打怪,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小说跟着吴小蒿的目光追踪乡村治理现状,各种矛盾冲突,内心挣扎,赵德发试图通过这样一些细小的事件,一些我们熟悉的场景,抓住时代的灵魂。这种细节的呈现,甚至接近于非虚构,记录这个时代,还原生活现场。
赵德发是一位有着忧患意识的作家。悲悯情怀这个标签早就用滥了,放在哪位作家身上可能都有其合理性,而赵德发的忧患意识和人道主义情怀,是建立在直面现实生活,深厚的文化修养,以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基础上的。他笔下的现实是你我他我们共同的现实,而他的目光又是超越性的,是站在更宏阔的人类视野、生命视野和浩瀚的历史长河上空,但他的写作视角又不是俯视的,一镜到底的长镜头叙事,给了我们更多的体验感和参与感。这种站在生活现场,与主人公经历这一切考验和成长,是阅读这部长篇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收获。
乡村日常性中的变与不变
赵德发小说有着对乡村的谙熟,有着触手可及的生活温度,对乡镇政治、经济、人心有着细致的了解,政治生态,经济形态,文化生态,科技发展,与人文地理相结合,婚丧嫁娶,爱恨悲欢,民间传说,个人的命运史,与乡村发展史和人文地理变迁史,就像一块石头在时间长河中风化成沙,聚沙成塔,依旧慢慢积淀为历史的化石。风情画、风俗画、风景画自然都是有的,人物群像,人物个性也都是鲜明的,复杂的政治生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纠葛,来自于生活深处,情节曲折,人物饱满,回溯性叙事带来了画面的延展性,历史上的今天,把个人,村庄,一山一水,都放在宇宙、人类这个宏大的背景之中,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赵德发在这部小说中,又一次打下他文学思想的金钉子。
赵德发是关注乡村衰荣的思想者,他很少表达文人的乡愁,真切关注现实,书写现实,思考现实,是他一贯的写作立场。新世纪以来,乡镇变化很大,征地拆迁,招商引资,经济形势的改变,也改变了乡村文化内核,价值观分化,人心随之动荡。房地产,旅游开发,建厂,资源过度开采,地形地貌上的改变是表象,深层是追逐利益,文化稳定性和伦理秩序的破坏。小说中写到制造鞭炮爆炸事件,渔业资源日渐枯竭、高铁征地暴力拆迁,渔霸;也写到电子商务,传统文化申遗,考古种树,祭海节,发展高科技养殖,建渔业博物馆;写到楷坡,楷树,楷碑,丹墟遗址,霸王鞭,香山遗美,斤求两,渔家三绝,萤火海,琥珀海。吴小蒿种下的种子,是乡村和大地的灵魂,仁之大者,是满怀乡村情感守护文化之根。
乡村荒芜不仅仅是土地的荒芜,最深层的是人心的荒芜和文化的荒芜。乡村命运仍旧关系着千家万户,城市化进程再怎么迅捷,也无法把现代中国乡村全部覆盖,生存状况,发展路径,依旧是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乡村问题,农民命运,依旧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赵德发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下自己对乡村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既有感情的投入,也有思想的深化,在各种现实矛盾之外,小说有一条线索是文化地理图志。把乡村文化看成是大历史的一部分,是社会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具有独立文化意义的存在。
女性与知识青年的人生选择
小说中写到了很多女性形象。包括乡镇村工作人员郭默,郝娟,晶晶,万玉凤等,村民,以及吴小蒿的同学、闺蜜月月等等。这些年轻女性或是渴望离开乡村,或视乡镇生活如洪水猛兽,吴小蒿则是主动放弃城市里安逸的生活,选择来乡镇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虽然爱情和婚姻不幸,并不是最重要的心理诱因,吴小蒿不是当代的娜拉,她选择走出家门,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是自我解放的要求,潜意识里对于丈夫官宦之家的心理阴影,同样给了她更深远的影响。面对现代性并没有真正确立的现实语境,社会给出的女性出路依然是狭窄的。楷坡与贾平凹《带灯》中的樱镇类似,当代中国乡镇面临的困境和日常生活都差不多,吴小蒿和带灯的形象也有相似之处,都是女大学生,家庭生活都缺少感情和精神支撑,都是在乡镇工作中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小说结尾,带灯在点点荧光中迷失,小蒿在滔天巨浪中落水,可以看成是两位作家对现实中国的不同理解吧。
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大学生,在区政协工作的吴小蒿,工作清闲,在小县城也算嫁入高干家庭,她对单位领导心怀不满,对一成不变死气沉沉的生活深感厌倦,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人近中年,抛下孩子,追求个人政治理想,并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她的出走,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爱大众,这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一行为,因此具有了某种象征意味。不仅仅是对家庭生活的逃离,也是对过往的一切的否定,这个人物的成长经历了几个阶段:读书,工作,成家,下乡,每一次关键性的选择,都可以看成是一种自我改造,出走,是个体要求主宰自己的命运,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可以游离于时代之外,她只是选择了看起来更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时代中去。
青年人是不是需要去广阔的乡村锻炼自己,或者说,乡村发展建设需要有知识有文化懂科学有技术,能创业能发展的年轻人,是不是就应该号召甚至派遣更多年轻人返乡?这些年,更多年轻人进入城市,成为打工族,在城市,他们是底层,大多数人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城市身份,彼此都缺乏认同感。即使有一点小手艺,做的也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浪漫时尚,文化信仰,精神生活,都和他们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系,即使面对巨大的压力,他们也并不愿意选择回乡种地。这里面有打工比种地收入高的经济原因,有城市文化的吸引,有下一代读书求学的考量,也有单纯的厌倦农村沉闷的生活方式,就像赵德发笔下宁可海上风浪里打鱼,也不愿意回乡种地的锄头。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生回乡创业的社会动力和心理动机来自哪里?
经,是经历,成长;山海是磨砺,也是归宿。作家眼前的生活,作家笔下的生活,作家理解的生活里,有历史、现实、文化、人,有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有年轻人的人生意义追问。小说中,渔民出海归来能够远远望见家园的那座小山,名为“挂心橛”,对吴小蒿来说,老百姓的美好生活是她的“挂心橛”;对于我们这些精神漂泊者来说,对于庄户楼里无路可走的老黄牛来说,又能够心归何处?
(张艳梅,著名评论家,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