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1月出版《花腔》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室每一年的年度选题表里都保留着一项：李洱新作。这一留就留了13年。2017年年度选题论证和组织会上，编辑终于有了充足的底气：李洱新作明年铁定交稿，新书年内出版。这部曾以《焰火》《风雅颂》等各种暂定名留在选题表里的作品，已经正式命名为《应物兄》。但李洱要求编辑严格保密，不能透露一个字，他不愿受到干扰。

《应物兄》在《收获》杂志首发后，上海举办了第一次公开研讨会，评论家王鸿生根本没想到，自己这个主持人的角色完全是多余的，“作家、评论家30多个人争着抢话筒发言，有刚刚读完的，还有只读了一半的。” 现场有人感叹，多年来的文学研讨会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因为观点不同当场就能吵起来。

算起来，在两部长篇《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之后，足足有13年，李洱几乎没有再发表过作品，连中短篇的写作都停止了。在文学界，大家都说李洱在憋一个大炮仗，可谁也不知道他要写什么，要憋到哪一年。

早些时候，王鸿生曾在河南省文联工作，那时李洱刚从华师大毕业回到河南，有人将他介绍给王鸿生，说这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可以多关注。此后，王鸿生写了不少关于李洱作品的评论，唯独两部长篇《花腔》和《石榴树上结樱桃》没有动笔，《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德语版本还是当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时送给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的礼物。王鸿生说，我还是不满足。凭李洱的才华和他的积累，《花腔》也好，《石榴树上结樱桃》也好，还没有到那个位置。

13年间，几乎每年王鸿生都会和李洱见面。关于新作品，李洱一个字都未曾透露。别人问他，逼他，他忍住。“这人是个话痨，话很多，但就这件事情上他只言片语都不提。”

作品交给《收获》后，《收获》约王鸿生写评论，王鸿生说要先读一读，把作品看完。这一读，读出了临近70岁的文学评论家“从未有过的经历”。

《应物兄》分为上下两部，每部各两个章节，一共四章。最初读上部时，王鸿生正好带着一个博士研究生班，美学专业，有搞服装设计的，有搞美术的，有搞书法的，有搞文物鉴定的，就是很少有搞文学的。他说，这学期我们就讨论《应物兄》，学期结束时候作报告。王鸿生的课每次一个半小时，20多个人做了三场报告发言，每一次都到了3个小时，一共有9个小时的记录。“这个会可以说是全国第一个讨论《应物兄》的会，但它是不公开的，是我跟同学们之间的交流，我也看到了他们的各种反应。”

接到下部三、四章的时候，已经临近交稿时间了。王鸿生跟《收获》主编程永新说，给他的评论预留15000字。写到一半时候发现不对了，赶紧给程永新打电话，让他无论如何要给自己留25000字。程永新犯了难：这不行啊，这样的话我没法弄啊。最后，《收获》拿掉了一部小说，在那一期同时发出了《应物兄》和王鸿生、程德培的两篇评论。

十几天内，为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写了将近30000字评论，对年近70 的王鸿生而言，在他的职业生涯这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这部作品让我看到了很多很多难以言喻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状况，知识生产的状况，学院的状况，整个社会和大学的关系。以及人类所面临的生存的、交流的处境，我们内心忧虑的很多东西，在这部作品里面你都能找到共鸣。”

李洱的《应物兄》到底讲了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建立儒学院这样一个壳子，牵连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寺庙，学界，商界，政界，融聚时代万千气象。有位评论家说，从任何一页翻开都能读下去，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李洱问我，刚看完前两章我没敢表态，我说这也许是一部大作品，我现在还不清楚它的走向，要再等一等。”直到看到第四章开头，王鸿生很激动，给李洱发了一个微信：你这一次是真的成了！

王鸿生毫不吝惜对于李洱这部作品的赞誉。他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有一个叫做“半部杰作”的现象，《应物兄》却是越到后面精彩，越到后面越好。“普通读者可以在作品里找到悲欢喜乐，找到自己的迷茫和希望所在。故事性已经不重要了，所有密密麻麻、结结实实的细节足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奇观。”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说，《应物兄》是人文社在2018年推出的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也是近年来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外面有人跟他诉苦，好作品都让你们社出了，臧永清笑言：我们不怕多，就是轻度垄断的话也没有什么。这本书的后续营销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人文社就是要用市场化的方式推动出版中国最好的当代文学作品。

《应物兄》出版以来，评论界大体有两种比较集中的声音：这个时代的《儒林外史》，或这个时代的《围城》。对此，评论家潘凯雄认为不够客观，也不够谨慎。《应物兄》这样一部群像似的作品，是当下社会的浮雕，只把它附比成其他文学经典进行解读，一定是有局限性的。“做这样的评论，是把《应物兄》看小了，看偏了。如果13年仅仅写出我们时代的《围城》或《儒林外史》，那就有点蠢了”。

在人文社举办的读者见面会上，李洱拿到话筒的第一句，说的是“我已经隐居20多天了，领导一直嘱咐我要低调，低调。” 《应物兄》出版后，他谢绝了所有媒体采访。李洱说，这个活动是很早以前安排好的，所以我得参加，否则对不起读者。至于作品，还是让大家说话吧。

很多媒体都提到《应物兄》写了13年，写坏了电脑。李洱并不觉得这对作家来说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只能说我是比较认真的作家，愿意对文字负责任，愿意对作品中的人物和他们的命运负责任，愿意深入他们内心的每个褶皱，感受他们的悲欣。这点我的确做到了。”

李洱和作品中的人物生活了13年，如同父亲和姐妹。写后记时，人文社的编辑看到李洱趴在桌子上哭，他拍拍李洱肩膀，“你赶快把它发走吧，发走吧。”后记写完，李洱没有再看第二遍，出版后再读，发现其中应该用句号的地方用成了冒号。“要知道这部小说的创作经历，我的感受，去读后记吧。”李洱说，一千多字的后记，当时他的心理已经无法再承受多写一个字。

关于对《应物兄》的解读，李洱期待着在真实、有效的讨论中敞开一个学术的、阅读的、问题的、哲学的空间，能够再一次发现自己，发现自己肩上都有什么东西，哪些东西需要卸下来，哪些东西需要继续放肩膀上，或者从左肩移到右肩。“我作为一个写作者能够腾出手来对这部小说进行下一步的修改，回报读者13年的厚爱与等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