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青年作家，最初是在一些文学赛事、网络平台上显露锋芒。随后，经由《收获》《作家》《小说月报》等纯文学刊物的肯定，逐渐以“新东北作家群”的姿态为人熟知。当他们集中化的叙事主题与美学风格不断被标记出来，读者特别是文学批评家对这一青年作家群体投入更多的关注和期待。在他们笔下，有人看到“东北”，有人读出“先锋”，而很多与作家同时代的人，则欣喜于遇见了小说里的“父辈”，寻找到了再次理解那一代人的路径。

走进双雪涛的《大师》《无赖》《飞行家》，班宇的《逍遥游》《盘锦豹子》《肃杀》《空中道路》和郑执的《仙症》等作品，故事中的父辈已然在场。如小说人物所言，这些曾经的车间工人、吊车司机、仓库管理员们沧桑半生。在国企改制时遭遇的种种挑战，成了他们中年后走不出去的层层壁垒。小说中的父辈几乎正在被遗忘和自我遗忘。但是，作为叙述者的“我辈”，看到的则是上一代人凭着韧性撑起生活，在困境中发出内心的光亮。所以，这些青年作家抛下外部的价值判断，更多地描写了父辈形象内在的精神力量，也让他们灵魂里灼热的尊严真正被注意到。

双雪涛的小说《大师》，以书的题目概括“父亲”的一生，就是在肯定这种精神的力量。父亲“黑毛”是类似阿城笔下“棋王”的人物，一生爱棋，下岗之后历经艰辛，但棋艺不沾染金钱，常给对手留机会，坚持着自己的底线。他在棋艺世界的强大和现实生活中的窘困形成反差。父亲接受了无腿云游和尚的挑战，在鏖战至胜负关头时，一个有意而为的“错误”让他落败了，但“他的眼睛从来没有这么亮过”。获胜前的刹那，仍有放手的智慧和成全对方的慈悲，这种内心的清明、高贵早已超出了输赢的方寸之间。

班宇在《盘锦豹子》里将“姑父孙旭庭”的生活道路描画得蜿蜒曲折，虽然其中一些命运走向是人物自主选择的结果，但如每个卷入时代洪流的个体一样，在对庸常岁月的抵抗中，孙旭庭还是试图发出声响证明自己的存在。步入暮年的父辈在一次次爆发中捍卫着自己的尊严。

郑执《仙症》中的父辈，以成色十足的爱恨，闯过生活的关口。他们可能会因为拒绝世俗的逻辑，而被定义为异于常人，但依然仰仗着智慧，支持自己走过半生，这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

 “新东北作家群”还有一些作品，也是从自己的少年经历出发，回溯世纪末的父辈经验，让读者重新认识到“那代人是有力量的，即使是沉默的，比我们要有生命力，比我们笃定”。

有评论者谈及“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主题，称之为“一个迟到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以“下岗”为标志的东北往事，不是由下岗工人亲自讲述，而是由他们的后代在近年开启。选择书写这样的主题，对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来说，首先是出于个体表达的需要。这批80后东北作家，大都经历过父辈下岗带来的生活变动，当成年后有能力回顾并辨明那段历史时，就想把自己当年的感受集中倾吐出来。于是，他们纷纷在文学上寻找安顿、纾解的出口。当然，在讲述“迟到的故事”时，东北作家们必然会与故事里那些真正的主角相遇，一个直面和理解父辈的入口也得以建立。感应到上一代人生命里的热烈、沉重，让成长中所需要的情感联结和精神力量在小说叙述中重新确认，“新东北作家群”的父辈形象也由此鲜明起来。

更重要的是，“新东北作家群”超越了个人表达的有限性。他们对父辈的言说不仅是为自我发声，更是对东北及东北之外的普通人、对每一次席卷在时代潮涌里的普通人的言说。从亲缘和地缘视角中凝结出的人物，都是现实的隐喻。在时代大潮之中，如何拥有内心的尊严，如何面对自身的渺小，是他们想由父辈的故事发出的召唤和思考。他们“偏执地记录”，努力让父辈们在小说里浮出历史地表，也是对自身文学使命和社会责任的承担。这些青年作家作为父辈记忆的共同体，郑重地将那一代人尘封的故事开启。而他们要表达的也正是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渴求，对群体关系重建的向往，以及发出时代仍需努力的信号。而当这些声音抵达读者心灵，“新东北作家群”也就实现了对自身一部分文学使命的完成。

双雪涛、班宇、郑执等青年作家在父辈身上发掘另类的诗意，在一个群体层面确定文学新的生长节点，这是近些年来他们对时代和人生的积极回应，也在新的意义上推动了80后这个概念的迭代更替。文坛上使用80后这个具有标签色彩的指称已经有二十年了，它几乎牢牢地与新世纪以来的青春文学捆绑在一起。但是，在那长得失控的青春叙述里，一些年轻作家把纯粹个人的内心倾诉、脆弱忧伤的成长体验、空洞的物质想象引向了虚无主义的情绪。在他们尝试突围的那段时间，更为年轻的“新东北作家群”则以自己的登场，开始将成熟的、有历史感和责任感的小说推向读者，转而铺垫了一个不同的文学格局。可以说，依旧是80后作家，但这一群体的内部更新正在进行。当文学叙述的丰富性、形象建构的深度与力度逐渐展开，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青年作家最终可以与任何代际的作家站在一起，而无须标签。

  （作者：包学菊，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