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著名小说家博尔赫斯说：“经典是一个民族或是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从晚清算起，现代文学不过百余年。百余年所淘洗出的现代文学经典和经过几千年沉淀的古代文学经典相比，有极大不同。

面对现代文学经典，我们应该怎么做？

首先，最简单的就是直面作品。经典有时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我们要有阅读的诚心和耐心。其次，将作品纳入文学史的坐标。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坐标系里安置作品，而不是孤立地理解它。第三，寻找缝隙与原型。这个作品里边的缝隙是什么？作者始料未及的地方在哪儿？作品是否可以抽绎出某种原型，直到找到自己与作品对话的方式？所谓运用方法也好，寻找缝隙原型也好，都是尝试建立基于自己对作品感受的理解。我们阅读经典其实是一种寻找表述自我的方式，而不是把阅读经典当任务完成。正是经典构成了一个人的人文素养的底色。因此，经典最终也应该回到读者与作品对话的方式上来。当你自如地运用各种阅读方法，你或将找到自己对话经典的方式。这种方式独属于你自己，任何人不能剥夺。

为20世纪中文文学重排座次

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下文简称“鲁、郭、茅、巴、老、曹”），这六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现代文学作家。直到今天，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认知仍处于这六位作家所奠定的文学史的等级秩序中。他们在现代文学史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是，按照建构主义的经典观重新审视，他们的经典格局并非一成不变。

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文学经典建构活动。当时，20世纪即将过去，香港《亚洲周刊》邀请重量级学者、作家，共同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我个人非常看重这个榜单，因为评选者既包括中国内地学者，又包括港台学者和海外学者。它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评价视野。评选结果出炉后，我们发现，第一名是鲁迅的《呐喊》，第二名是沈从文的《边城》，第三名是老舍的《骆驼祥子》，第四名是张爱玲的《传奇》，第五名是钱钟书的《围城》，第六名是茅盾的《子夜》，第七名是白先勇的《台北人》，第八名是巴金的《家》，第九名是萧红的《呼兰河传》，第十名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刘鹗的《老残游记》。

这十部经典作品和我们之前认识的现代文学经典既有重合，又有些出乎意料：像《台北人》《呼兰河传》《老残游记》，它们不仅上榜，居然还位列前十！这个结果令有些人吃惊。而且，这一百部作品中还不乏像还珠楼主、金庸、古龙、梁羽生、琼瑶、亦舒、李碧华等通俗作家之作。“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也是比较可靠的经典阅读书目。这是中国内地学者与出版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共同推举出来的20世纪最重要的100种中文文学图书。

不是所有代表作都是作家最好的作品

代表作往往是经典文本的导向性选择，一般而言，代表作是代表作家创作水准的作品，但不是所有的代表作都是作家最好的作品。文学史对一部作品进行评价时，作品的社会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考量指标，但有社会影响的作品未必就有较高的文学水准。

比如，我们讲新诗一定会讲胡适的《尝试集》，因为胡适是百年新诗第一人，如果没有《尝试集》就不会有现代新诗。但是，如果我们把《尝试集》的新诗作为新诗的标准，显然是把新诗的标准降到了婴儿学步阶段。所以，胡适的作品虽然是新诗的代表作，但绝对不是新诗的精华之作。再比如巴金这样成熟的作家，他的《家》的确是一部优秀作品，但它并不是巴金最成熟的作品。巴金的写作可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青年巴金写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然而，巴金最好的作品应该是中年所写的人生三部曲《寒夜》《第四病室》和《憩园》。

对比《家》和《寒夜》，无疑，《家》的影响力更大，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时代命题，展现了一个大家族的土崩瓦解，连带着青年人启蒙的悲剧。所以，《家》具有很强的社会反响。处于青年写作时期的巴金，情绪或者说情感对他来说是第一位的，而当情感占据写作中心的时候，情感对于写作的深度是一种妨碍。所以，细读《家》便会感受到其中既有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又有青年人特有的肤浅。到了20 世纪40年代，巴金的创作进入成熟期。《寒夜》讲的是一个男人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两面都不讨好的故事。但这只是故事的表层，小说真正要表达的是，在战争年代，满腔热血的青年人在生活渐渐的折磨下，梦想一点点破灭。《寒夜》诞生于抗战胜利之时，整部小说写得非常悲凉。人们通常认为抗战胜利了，苦难结束了，一个伟大的民族站立起来了。但在《寒夜》里，巴金却提出了一个深邃的命题：抗战胜利就意味着人生的一切难题都能迎刃而解吗？巴金从青年步入中年，尽管他的情感从热情变得冷凝，但这反而使作品更具感染力，更能打动我们。《寒夜》也是巴金的代表作，但相比《家》，读者对《寒夜》则陌生一些。

好作家应不断打破读者的阅读期待

接受美学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阅读期待”，是指我们在进入文学作品之前，凭借已有的阅读积累会对这个作品有一个大致的期待。比如以前我们没有读过鲁迅的小说，但以我们对鲁迅的了解，我们知道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启蒙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这些就构成了我们阅读鲁迅最基本的判断。当鲁迅的作品符合这种判断时，我们会认为自己的判断和理解是对的。反之，我们就会惊讶：鲁迅居然这样写！

形式主义侧重文本的艺术表现形式，看重作品形式的强度。比如，我们看一部作品，感觉写得很老套，乏善可陈。而有时候我们又会发现，有的作品写得非常巧妙，和之前我们读过的作品相类似却又不相同，感觉很新奇。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陌生化——我们既有的文学理解不足以解释它，它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比如鲁迅的《故事新编》，其中有很多写得非常戏谑，与我们理解的鲁迅的严肃风格不太一样。这就构成了所谓的陌生化。一个好作家应该不断打破读者的阅读期待。所以，大作家往往不会袭故蹈常，会有多个面相。《百年孤独》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但马尔克斯不只有《百年孤独》，他还有《霍乱时期的爱情》《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巨翅老人》《枯枝败叶》等优秀作品。细读便会发现，这些作品风格差别很大。《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却是扎实的现实主义叙述，《霍乱时期的爱情》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情小说”。如果阅读《霍乱时期的爱情》时抱着阅读《百年孤独》的那种期待，就会发现它让你的期待完全落空，而这反而让我们获得了一种崭新的阅读体验。马尔克斯总在挑战我们对他的阅读期待。形式主义批评所关注的正是一部作品是不是打破了我们的期待，是不是提供了陌生化的阅读感受。

女作家的作品适合用女性主义视角解读

今天，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依然存在，也常被我们视而不见。女性主义试图在我们习焉不察的语境中体现这种歧视。因此，女性作家的作品非常适合用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比如张爱玲的作品有时给我们一种反女性主义的感觉。

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千方百计想嫁给范柳原，两人百般试探、万般纠缠。最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落，倾覆了一座城，成就了一段爱情。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一个女人人生的终极意义并不是男人给予的，但《倾城之恋》中白流苏想的就是嫁给范柳原，这不正是一个反女性主义的书写吗？这种反女性主义的书写所投射的是张爱玲对于女性主义的反讽。张爱玲其实是站在更高级别的女性主义立场。她认为白流苏的故事确实落入了所谓的“女性主义”困境，即一个女人似乎只有依附男人，才能获得某种意义上的圆满。张爱玲通过描写白流苏试图进入男权所希望女人进入的角色的过程，表达了对激进女权主义的不信任。

庐隐、萧红的作品都充满了女权主义色彩，但是这样的女权主义并不能真正改变女性的状况。我们对比萧红与张爱玲，萧红的女权主义是高度彰显的。她病逝前说过几句话，其中一句是“女人的天空是低的”。陷于女权主义深处的萧红，一生遭遇不同的男人，却始终没有收获情感的安妥。张爱玲和她是不一样的。张爱玲洞悉到了这种女权主义写作的虚幻性和想象性，所以她的《倾城之恋》以反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一种女权主义立场。这是我们解读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角度。

避免陷入“东方主义陷阱”

采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视角，这是随着文化研究发展兴起的新的解读文本的视角。我们先举个电影例子来阐述后殖民主义。第五代导演，像张艺谋、陈凯歌，20 世纪80年代他们拍摄的电影中有很多所谓“民俗化”的东西，比如《红高粱》里的颠轿、祭酒，《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封灯、捶脚，陈凯歌电影《黄土地》里的祈雨，等等。第五代导演希望东方文化在荧幕上复活。但是，如果用赛义德等人的后殖民主义的观点看，当第五代导演拼命地在电影中展现东方民族的民俗奇观时，恰恰就陷入了所谓的东方主义陷阱。

什么是东方主义？通俗点说，西方人对于东方的认识并不是来自对东方的实际观察，而是来自对描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的阅读和观看。西方人为确立西方的领先位置，他们描述东方的时候，往往会制造一种所谓的“级差”——东方是一个等待西方去发现的迷人的异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西方去发现，东方的美感才能呈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东方主义。张艺谋和他所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在他们电影中所呈现的东方，实际上是一种所谓的自我东方化。他们以“自我东方化”的方式把中国美感呈现出来的同时，给西方人一个以电影了解观察中国的途径，必然导致西方人不能客观真实地认识中国。

在文学作品中也有类似状况发生。比如深受青年人喜爱的郭敬明的《小时代》，作为一部在青年人中有着广泛阅读率和影响力的书，它也可以用后殖民主义视角去观照。在全球化背景下，郭敬明对于这个时代完成了他自己的命名。他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命名为小时代，提醒我们重新思考中心和边缘。（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学术专家，文章选自山大文学生活馆《领读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