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刘文飞教授曾有文章描述了俄罗斯文学二十年来的状况。他的基本看法是，二十年来的俄罗斯文学“既狂欢又寂寥”，因此，“如何在失重的自由中重启文学的活力”，是俄罗斯文学面对的重要问题。在刘文飞看来，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文化中的文学中心主义传统似乎得到延续，每逢大作家的整数生卒年，俄罗斯都要举行全国性纪念活动，普希金的诞辰6月6日，更是被定为俄罗斯语言文学节，是法定假日。当下俄罗斯的作家崇拜现象和文学造神运动似乎并不亚于苏联时期，笔者近二十年间多次造访莫斯科，每一次都能看到新树立的作家纪念碑。二十年间，还为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经典作家新立了纪念碑。莫斯科如今究竟有多少座文学家纪念碑，恐怕很少有人能数清。莫斯科的纪念碑原本就很多，而其中十之七八都是为作家和诗人树立的。莫斯科人似乎铁了心，要让俄罗斯文学史上的每一位大作家都在莫斯科获得一方立足之地，直到作家们的身影占据莫斯科市内的每一处空地。这样的文学偶像崇拜现象，在其他国家是比较罕见的。2014年6月12日，普京总统签署《关于在俄罗斯联邦举办文学年》的第426号总统令，将2015年确定为“文学年”，这在人类文学史上可能尚无先例。2015年的俄国文学年成了一个绵延三百六十天的文学读书会，一个高潮迭起的文学狂欢节。与这些热热闹闹的文学活动形成对比的，是当下俄罗斯作家并不乐观的生存现状。俄罗斯文学在鲜亮外套下日渐消瘦。在如今的俄罗斯，靠写作为生的严肃作家为数甚少，作家们大多拥有教师、记者、编辑甚至导游、司机、守院人等“第一职业”，他们的作品在报刊上发表，通常是没有稿费的；除少数畅销的严肃作家外，绝大多数作家的作品印数都很少，只有数千册，甚至数百册。创刊于1924年的俄罗斯大型文学杂志《十月》，曾发表过包括法捷耶夫的《毁灭》、马雅可夫斯基的《放声歌唱》、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等在内的大批名著，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发行量曾逾百万，如今却难以为继，该刊主编巴尔梅托娃女士需要为每一期杂志的出版呕心沥血，寻找资助。从2020年起，这份杂志的纸质版已暂停出刊。《十月》这家俄国百年文学名刊的遭遇，折射出了当下俄罗斯文学的生存困境①。

之所以先介绍刘文飞对俄罗斯文学二十年状况的描述，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参照：一是历史的参照，俄罗斯文学曾是我们的榜样，在现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中，我们的文学交流，基本是和俄罗斯/苏联文学的交流，而且是单向的交流。我们输入了很多俄罗斯/苏联的文学作品，他们翻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非常有限的。二是现实的参照。“既狂欢又寂寥”，不仅是俄罗斯文学现状的写照，同时也应该是中国文学现状的写照。文学在今天社会生活结构中的地位，并不令人感到鼓舞。一个令人悲观又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新的长篇小说可能还会大量生产，但当我们再谈论这一文体的时候，更多的还是一种情感原因。

二十年的文学，被命名为“新世纪文学”，这个命名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种对当下文学形态命名或描述的方式。从1993年开始，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又一次大的转型，这个转型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文学思潮的不断更替有极大的不同。80年代文学的变化，还是限定在单一的严肃文学写作的范畴之内，还是在诸如价值、意义、形式等精神空间或技术层面思考问题。但1993年之后，文学生产或实践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市场文化的崛起。市场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这一文化现象在80年代一出现，就受到了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双重打击，它被认为是“带菌的”文化。但到90年代之后，对这一文化的接受已不只是普通民众，在知识界，喜欢言情、武侠作品的大有人在。90年代，北京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的专题课并大受欢迎；在黄金时间，消闲性的影视作品几乎在所有的电视台播出；软性小说是出版社获得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但市场文化有巨大的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是没有立场的文化，它只有在市场规律支配下的利益原则。它使日常生活变得亲近可感，无论什么趣味和爱好的人，都可以在文化市场上找到自己需要的制品。但是，市场文化本身是幻觉文化的一部分，它所有的温情脉脉和刺激，都是以想象的方式向人们提供的。它与人们生存的现实并不发生直接关联，把世俗生活渲染得令人无可抗拒。市场文化既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占有市场并获取商业利润就是它最大和最后的目的。在利益的驱使下，所有的文化资源都有可能被这一文化形态纳入市场，经过新的发掘和包装后，使其变成文化消费品。市场文化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文学创作的心态和文学生产的格局。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新世纪文学”从1993年已经开始。市场文化的崛起，使新世纪文学必然有“狂欢化”的特征。为了描述的方便，我将新世纪二十年的长篇小说状况分为前后十年分别描述。

新世纪前十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如《白银谷》《笨花》《沧浪之水》《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兵谣》《桃李》《经典关系》《龙年档案》《抒情年华》《无字》《银城故事》《大漠祭》《张居正》《解密》《作女》《大秦帝国》《漕运码头》《白豆》《水乳大地》《我们的心多么顽固》《狼图腾》《英格力士》《人面桃花》《妇女闲聊录》《天瓢》《上塘书》《秦腔》《暗算》《额尔古纳和右岸》《空山》《生死疲劳》《湖光山色》《蛙》《你在高原》《一句顶一万句》《推拿》等，显示了新世纪初始阶段长篇小说创作的强劲势头。其中一大特征是对文学传统的继承或弘扬，对中国乡村生活变革的描摹和反映。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的一个巨大情结，但是，传统究竟如何继承，或者究竟什么是我们的文化与文学传统，又一直是困扰我们和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新世纪小说创作中，文化传统的复兴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这就是体现在新世纪小说创作中的民间文化、文人趣味和乡村的世风与伦理。

铁凝的《笨花》是一部书写乡村历史的小说。小说叙述了笨花村从清末民初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抗战结束的历史演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族的历史演变更像是一个虚拟的背景，而笨花村的历史则是具体可感、鲜活生动的。因此可以说，《笨花》是一部“大叙事”和“小叙事”相互交织融会的小说。但小说真正给人深刻印象的，还是笨花村的日常生活，是向中和的三次婚姻以及笨花村“窝棚”里的故事。青年作家李师江的《逍遥游》是一部表达了现代文人气的小说。小说延续了李师江一贯的语言风格。但表面的“逍遥”却隐含了人生深刻的悲凉，它不是“流浪汉小说”，但不确定的人生却又呈现出了真正的精神流浪。在漂泊和居无定所的背后，言说的恰恰是一种没有归属感的无辜与无助；贾平凹的长篇《高兴》，是贾平凹第一次用人名命名的小说。按照流行的说法，《高兴》是一部属于“底层写作”的作品。刘高兴是小说的主要人物。这个自命不凡、颇有些清高并自视为应该是城里人的农民，也确实有普通农民没有的智慧，但高兴毕竟只是一个来城里拾荒的边缘人，他再有智慧和幽默，也难以解决他城市身份的问题。有趣的是，贾平凹在塑造刘高兴的时候，有意使用了传统小说的“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这是小说最具可读性的文字。贾平凹显然继承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和戏曲的叙事模式，小说几乎通篇都是白描式的文字，从容练达，在淡定中显出文字的真功夫。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叙述的故事，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历经几十年。万泉和生活在“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不同的时期。这两个时期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来说是两个时代。但时代的大变化、大动荡、大事件等都退居到背景的地位。我们只是在乡村行政单位建制、万泉和的身份和一些流行的政治术语中，知道小说发生在“文革”背景下。但进入故事后我们发现，后窑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风俗风情仍在延续并支配着后窑人的生活方式。那些鲜活生动的乡村人物也没有因为在“文革”期间就改变了性情和面目。从《我叫刘跃进》开始，刘震云已经隐约找到了小说讲述的新路径，这个路径不是西方的，当然也不完全是传统的，它应该是本土的和现代的。他从传统小说那里找到了叙事的“外壳”，在市井百姓、引车卖浆者那里，在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小说叙事的另一个源泉。《一句顶一万句》告知我们的是，除了突发事件如战争、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外，普通人的生活就是平淡无奇的，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发现小说的元素，这是刘震云的能力，但刘震云的小说又不是传统的明清白话小说。他小说的核心部分，是对现代人内心秘密的揭示，这个内心秘密，就是关于孤独、隐痛、不安、焦虑、无处诉说的秘密，就是人与人的“说话”意味着什么的秘密，“说话”是小说的核心内容。我们每天实践、亲历和不断延续的最平常的行为，被刘震云演绎成惊心动魄的将近百年的难解之谜。对“说话”如此坚韧地追寻，在小说史上还没有第二人。

新世纪对中国文学经验的讨论展开多时。值得注意的是，在都市化进程越来越快，城市人口加速膨胀的今天，我们却没有获得属于中国的城市文化经验。那些时尚或新潮的都市生活，只是在最浅的层面表达了一种情感狂欢。真正的中国文化或文学经验，还是隐含在传统中国的文化记忆中。文化传统，这个总体性的幽灵，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它就是这样在不断被重构和建构中“复兴”并支配着我们。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后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业已完成之后，文学形式革命的道路基本终结。一方面文学在寻找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不断遭遇各种挑战，先是网络文学扑面而来的凄风苦雨，后有AI替代创作的风声鹤唳，文学环境似乎风雨飘摇危在旦夕。这种氛围的营造和叙事，对深怀文学情怀的作家并没有构成影响。文学在寻找新可能性，在变化中寻求新发展。另一方面，文学也有不变的东西，不变的是文学与现实密切关系的传统，这个强大的传统与百年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有关，与作家介入现实的情感要求有关，这同样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经验的一部分。“中国经验”不是一个流行的时尚概念，而是正在构成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不断拓展的巨大的文学空间，不仅喻示了文学无限的可能性，更彰显了它蓬勃强劲的生命力。

新世纪后十年，我们经历过两次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李洱的《应物兄》，先后获得第九届、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这些作品，是近十年来文学的高端成果，因此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成就。对这些小说的评价，茅盾文学奖授奖词给予了充分肯定，各种评论已经发表很多，这里不再赘述。茅盾文学奖每届只评五部长篇小说，数量的限制，使很多优秀的长篇小说不能获奖，好作品的遗漏在所难免。获奖是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志，但不是评价作品的唯一尺度。

二十年来的长篇小说，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水准，都更加纷繁和丰富。长篇小说最有影响力、成就最为突出的，还是乡村题材的小说。《创业史》《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白鹿原》等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成为当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一传统在近十年来理所当然地得到继承，更为深广的乡村社会生活内容得到了空前广阔的表达。其中引起很大反响的作品如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贾平凹的《带灯》《极花》、葛水平的《裸地》《活水》、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案》、格非的《望春风》、北村的《安慰书》、王兆军的《把兄弟》、付秀莹的《陌上》等，是这一题材的重要作品。《活水》中的山神凹因申姓人家的到来有了人间气息。作为精神飞地的山神庙，为山神凹人注入了天道扬善的价值观，山神凹人便营造了一个有情有义的世界。世风代变，传统观念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不断瓦解，农民对土地依附根深蒂固，现代文明不可阻挡。“现代”带来了进步和无限可能性，但也带来了更复杂的未知性。小说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两种“文明的冲突”，人物的生动性和细节的魅力动人心魄。《望春风》的写作，基本是“史传”笔法，以写人物为主。作家又不平均使用笔墨。这也正如《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一样。通过小说的写法和内部结构，我们发现格非也很难将他的乡村结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他的记忆也是碎片化的。他只能片段地书写一个个乡村人物，通过这些人物发现乡村在今天的变化。因此，格非写《望春风》，不是要解决乡村中国变革的“问题”，他是要对他记忆中的乡村作文学化的处理——努力写出他的人物。这样，《望春风》就有别于那些急切处理乡村变革问题的作品。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把一个本来可以宏大叙事的题材，通过谋杀和侦探的方式表达出来，非常有想象力的。作家通过通俗文学的形式表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乡村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道德化的问题；韦三得也不仅仅是用好人或坏人的判断就可以说清楚的。北村的《安慰书》既有现实关怀，又有审美理想。小说揭露了人性的贪嗔痴，也告知了贪嗔痴的因果报应，小说在一片虚空中结束，有鲜明的中国佛教观念。在小说讲述方式上，北村延续了先锋小说叙事的复杂和盎然兴致。付秀莹的《陌上》，以静水深流的方式书写了芳村缓慢而深刻的变化，她对乡村生活场景和“风景”的书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芳村终究不是过去的芳村，差序格局在芳村完全颠倒了。

抗战曾是一个稀缺题材，后十年的长篇小说弥补了这一重大题材。范稳的《吾血吾土》、何顿的《黄埔四期》、宗璞的《北归记》、胡学文的《血梅花》、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等，重新书写了抗战历史。《北归记》是“野葫芦引”的收官之作，既是自叙传也是大历史。小说写孟樾一家回到北平的生活。多年离乱，盼望的和平生活终于到来。因此，明快的风格是《北归记》的主调。对日常生活的盎然兴致，表达的恰恰是作家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热爱。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无论观念还是人物，皆让我们深感新奇和震惊。衡量和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尺度就是，它在文学史上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新的审美经验，它是否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是否提供了新的价值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或所有的士兵》就是一部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有探索性的作品。

贾平凹的《古炉》、吴亮的《朝霞》、肖亦农的《穹庐》、王安忆的《考工记》、余华的《第七天》、韩少功的《日夜书》等，是对不同社会生活内容的重新考量和书写。余华的《第七天》发表后，褒贬不一。这部小说通过一个魂灵的讲述，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小说中有很多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有很多社会新闻的热点，比如强拆事件、贫富差距、社会不公、警民对峙、道德价值沦丧等。与现实的切近关系是作品的一大特点。韩少功是当代中国最具思想能力和最具文体实验意识的作家之一。他的《日夜书》书写的是他同代人——几位50后知青的命运。作品的核心内容是一代人性格、情感及价值观的冲突。从知青到“后知青”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等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虽然有共同的知青背景，却有不同的选择和命运。与韩少功以前作品相比，显然多了亲和性。吴亮的《朝霞》是一部书写“革命时期”的“历史小说”，是以讲述话语时代重新照亮话语讲述时代的小说，是一个先锋文学批评家冒险的文体实验，更是一个作家对一个历史难题试图做出个人阐释的文学实践；在《考工记》中，王安忆讲述了另一个上海，人物传奇与时代的风云际会跃然纸上。时代嬗变人物成长，个中况味令人唏嘘不已。

新世情小说是近年来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在小说写法日益求新的今天，一些敢于在形式上“回头”，大胆启用旧制，在旧小说的形式中表达他对世道人心与日常生活和社会大变革的关系。不仅使小说风生水起惊心动魄，而且深刻地表达了社会历史内容。陈彦的《装台》《主角》、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王松《爷的荣誉》《烟火》《暖夏》等最有代表性。《装台》在正剧开戏之前，是处在艺术生产最末端的刁顺子们，在充满人间烟火的环境中先期上演的人生大戏，这是穷苦人苦辣酸甜的戏。刁顺子是近十年来较为成功的文学人物。《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讲述的是价值失范，人的欲望喷薄四溢的社会现实中的人与事。通过民间、官场等不同生活场景、不同的人群以及不同的人际关系，立体地描绘了当下的世风世情，这是一幅丰富复杂和生动的众生相和浮世绘。《爷的荣誉》可以看作是家族小说，也可以看作是历史小说；可以把它当作消遣娱乐的世情小说，也可以当作洞悉人性的严肃文学。“洞心戳目”，在新世情小说中得到了继承并有新的发现。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石一枫的《借命而生》、张炜的《艾约堡秘史》、贾平凹的《山本》、肖亦农的《穹庐》、徐则臣的《北上》、阿来的《云中记》等。石一枫的《借命而生》以复杂的情节和耐心的叙述，以警察杜湘东二十年的生命历程，反映和演绎了时代的巨变。在生动刻画主人公性格的质朴、坚韧的同时，也深刻地洞察和讲述了社会惯性一统天下的强大以及个人的渺小、无力与无奈。小说写了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在喜剧表情的背后，充满了悲悯和悲情，是当下小说创作难得一遇的好作品。张炜《艾约堡秘史》中的艾约堡是狸金集团董事长淳于宝册建立的独立王国，淳于宝册就是这个神秘所在的神秘人物。他是一个私营企业的巨头，一个“荒凉病”患者，一个钟情于三个女人的情种，同时也是一个出身卑微、有巨大创伤记忆的“大创造者”。《艾约堡秘史》是一部忧伤的小说，它艺术上的真实性属于现实主义，而它流淌的五味杂陈的绵长思绪，又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肖亦农的《穹庐》是一部史诗，是一部英雄传奇，是一部宏伟的边地书。《穹庐》有《江格尔》的文学血统。特别是布利亚特部族对祖国向往的章节或段落，动人心魄。它是一部充满着浓郁的英雄主义色彩和爱国主义的篇章。故事发生在西伯利亚蒙古民族的游牧地，其间对西伯利亚风情和布利亚特蒙古风情的描绘色彩斑斓风情万种，地方性知识令人耳目一新。徐则臣的《北上》是青年作家徐则臣潜心四年创作完成的长篇新作。小说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北”既是历史也是文脉，既是物理空间也是精神世界。跨越运河历史时空，在北上的壮举中，呈现了一条河流与历史风云以及时代和世道人心的关系，小说波澜壮阔气势宏伟。贾平凹的《山本》是贾平凹迄今为止最复杂、最丰富的一部小说。它以涡镇为中心，以秦岭为依托，以井宗秀、陆菊人为主要人物构建起一部关于秦岭的乱世图谱，将生命无常的沧海桑田以及鬼怪神灵、逛山刀客等，集结在秦岭的巨大空间中，将那一时代的风云际会、风起云涌以传奇和原生态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因此，《山本》是正史之余的一段传奇，是从“一堆历史中翻出的”“另一个历史”。阿来《云中记》的写作起始于201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小说的题记是——献给“5·12”地震中的死难者；献给“5·12”地震中消失的城镇与村庄。这不是“应景之作”，是蕴藏和激荡在阿来心底的“大事”和“要义”。阿来说“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这种“与人为善”“与事为善”的情感态度让《云中记》褪去了知识分子腔调。它冲淡平和的讲述，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后十年来的小说创作，在总体上对题材的归纳显得非常困难。这也恰恰表达了长篇小说创作题材呈多样化的趋势。这些作品包括范稳的《水乳大地》、徐则臣的《耶路撒冷》、须一瓜的《太阳黑子》、东西《篡改的命》、严歌苓的《芳华》、王蒙的《笑的风》、张平的《重新生活》《生死守护》、老藤的《刀兵过》等。通过上述简短的描述，我们可以确信，在文学环境并不乐观的时代，长篇小说还是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当然，长篇小说创作显然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缺乏历史感，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当历史终结之后，历史是否也成为过去，很少有作品能够回答。缺少成功的文学人物，是近十年来长篇小说最大的问题。我们可以记住很多小说、很多作家，但我们很少会记得作品中的人物，而小说就是要塑造文学人物的。缺少时代特征的青春形象，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大问题。文学没有青春人物是不可想象的。从新文学肇始的“青年”“新青年”开始，百年中国文学一直矗立着青年形象。但近十年来，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有光彩的青春文学人物。重视并解决这样几个问题，我们未来的长篇小说是值得期待的。当然，这是一篇“命题作文”，试图在一篇文章中穷尽二十年长篇小说的创作，是不太可能的。这个描述，只是一个角度、一个方面而已。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注释：

①刘文飞：《21世纪俄罗斯文学20年：如何在失重的自由中重启文学的活力》，载《文艺报》2020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