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丰，农业气象学专业学士，中文二级教授，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任教于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系列生态散文以鲜明的自然美、科学美和哲理美风格独树，被誉为当下最具代表性的生态散文作家之一。10余篇生态散文被选入高中《语文》《大学语文 》等大、中学教材和《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 • 散文卷》（孟繁华主编）以及 《中外生态文学作品选 》（浙江大学中文系教育部规划项目）。曾获老舍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冰心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华文最佳散文奖、丝路散文奖等。

   杨文丰                                       李景平

李景平，原山西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主任，高级编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山西省委联系高级专家。著有《绿歌》《20世纪的绿色发言》《与黑色交锋》《报人论报》《山西之变》《走过时光》，做过中国环境政治观察研究、中国环境第一媒体观察研究、山西环保新政观察研究。曾获地球奖、中国新闻奖、中国环境文学奖、中国环境新闻奖、山西新闻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多次策划组织生态文化活动。

生态文学的审美与科学精神的审视

——杨文丰访谈录文|李景平

生态文学与其他文学最大的区别，恰恰就在于生态文学具备真正认识意义上的对“新的现代生态伦理”的文学性阐释、文学性表现、文学式探索以及增量性贡献。从生态文学史看，完成如此的创新建构，是完全可能的。
    任何一位想有所作为的生态作家都应该有想做生态思想家的“野心”，至少也该是生态思想者——倘若我们的作品仅仅停留在对自然的摩写、仅仅抒写自己如何在山中水边观察和生活，乃至写如何如何深爱自然，即便情感再感人，也还是不够的，对生态伦理的表现依旧是乏善可陈，更遑论有“增量”性贡献了。

在生态视域下，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虽有一定的批判、反思和诘问，却未能更深入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进行省思，这一类散文可界定为“小生态散文”；小生态散文聚焦的，主要是自然生态和人的精神生态的问题。而大生态散文，则须深入探讨及艺术地表现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态”的关系及问题，强调人的谦卑与担当，崇尚“天人和美”，是已然进入了哲学境地的美学散文。大生态散文，大在其思想内容和审美境界，大在其对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切入的深度和广度。

生态文学的当代界说

我认为文学无疑应是人、自然和社会之学，抑或说，文学是基于人、自然和社会矛盾关系的审美启智之学。

生态文学与其他文学最大的区别，恰恰就在于生态文学具备真正认识意义上的对“新的现代生态伦理”的文学性阐释、文学性表现、文学式探索以及增量性贡献。
    如何从自然中解读和提炼“精神”？如何从自然中获取精神元动力，以建构新的尤其是中国现实版的生态伦理，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

李景平：文丰教授您好！最近集中阅读了您创作的生态散文作品，觉得您在中国生态文学创作领域，属于独树一帜的作家。看您简历，您起先学的是农业气象专业，后来从事的是文学教育事业，兼做文学创作并致力于生态文学创作。我历来对一个作家的经历是感兴趣的，看到您的简历，我就想了解，在这接二连三的转换中，您的生态文学创作是怎样开始又是怎样展开的？

杨文丰：很荣幸能与景平先生对谈！您的提问让我进入回忆。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童年时，就非常喜欢大自然，大自然的一切都让我感觉到新奇和新鲜。

当时我家住在粤东五华县水寨镇燕河小学，母亲是村小的公办教师，祖母在村小附近辟有菜园子，大蒜、韭菜、豌豆、南瓜、花生和高粱等都种。黄昏，我常会跟着祖母给菜园子浇水。四季轮回，蔬菜天天在绿，我总心生好奇。天井里栽有十几种岭南花卉，和大人们在夏夜围观昙花慢慢绽放，成了我的节日。我将龙眼核埋入沙土钵中，浇上水，天天看有无嫩绿的叶子撑出沙土。童年的村小，是一段特殊的年月，学校停课，我和同伴们就天天转悠于田野，抓小鱼、钓鳝鱼、钓虾，也在稻田牧鸭，我还跟小伙伴一起在田间劳作……田畴间生命律动的动物植物，是那么生动、神秘。

村小图书室的《十万个为什么》，对柳、荷、蝉鸣、雨雪变幻的有趣解读，让我着迷。假日尤其又逢雨天，雨打在屋瓦上，很是好听。这时候我最喜欢上到二楼寻读课室图书角的童话、连环画。少年时，我开始偷读《岳飞传》《林海雪原》《唐诗三百首》《客家山歌集》等，当时竟觉得唐诗都太短了，不过瘾。

高中毕业后，我当过知青四年，上山下乡“修地球”，算是另类认识自然的经历。1978年我参加高考，被南京气象学院农业气象学专业录取。这正是我填报的专业志愿，因为我看了招生简章，这个专业的课程，以植物、大地和天气类的居多。大学期间我喜欢泡图书馆，除借阅专业书，也读文学、美学和哲学类书。惠特曼的《草叶集》、聂鲁达的《漫歌集》、郭沫若的《女神》、王朝闻的《美学概论》、《艾青诗选》、《曹禺戏剧选》、比安基的《科学童话》等名著和当时的“朦胧诗”，伴我度过了大部分寒暑假时光。

1982年夏，我本科毕业被分配到国家气象局所属湛江气象学校，现为广东海洋大学，教了五年农业气象类课程。教书生涯按部就班，教余时间也宽裕，我于是先习诗，后写散文，散文处女作《仙人球情思》发表在1984年10月16日《湛江日报》文学副刊，第三篇作品《窗》则发表于1986年第4期《随笔》杂志。《窗》的发表对我激励很大。为了筑好中文根基，我用了两三年时间，恶补“文学课”，阅读过两百余部中外文学、艺术和美学名著。

1987年冬，我调入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从事教务和培训管理工作，也开始在华南师范大学进修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并在学校兼授应用写作课程。九十年代散文热，我的散文陆续发表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新民晚报》《萌芽》《福建文学》《散文》《美文》等报刊。我提出了“形神和谐，启智启美”的散文美学观，《散文形神论》《呼唤“散文哲学”》《宽容“小女人散文”》等多篇文论载于《作品》《散文百家》《散文选刊》。但那时，我尚未开始自觉的自然生态写作，写的也还不算科学随笔。

1998年秋，我因公访美，美国连绵的荒野，美加边境细雨中纯净透明美艳，如火一般燃烧的看不见无边的红枫林，那些强烈而集中的自然美，让我惊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我经常会回归本科专业的视角，去思考自然律的神秘意义，并开始关注生态哲学和美国的生态文学。当时徐刚先生的《伐木者，醒来！》已广受关注，爱默生的《自然沉思录》、梭罗的《瓦尔登湖》、里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和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我也是那段时间购买阅读的。或许与本科攻读的专业有关，对这类生态散文，对恶化的地球生态环境，我似有近似本能的敏感。

2000年岁末，我将发表在《美文》杂志的一组散文寄给《散文•海外版》杂志执行主编甘以雯，希望被转载，不久，我收到甘老师的约稿信，甘老师在信中说：“能否结合您的专业体验，写一组气象科学方面的散文……可能会更夺人耳目，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约稿后来以总题《自然笔记》发表于2001年第4期《散文•海外版》首开的“科学随笔栏”，并标“特约专稿”放置栏目和刊物头条。后来“科学随笔栏”还分多期，推介我的科学随笔，给予我莫大的扶持。

这组《自然笔记》发表后，我自觉写气象类科学散文较多，以科学视角求真，文字求精准，整体追求唯美，但作品里的生态意识还说不上很明显。2003年夏天，很荣幸我与著名批评家张柠教授有过多次文学交流，主谈科学写作和生态写作，张柠教授给了我诸多启示。

现在回看，我真正引入科学视角自觉地进行生态写作，并注重在散文中强化忧患意识、启蒙意识、追问意识和哲学思辨，主要还是缘自突如其来的印度洋大海殇。那场旷世大海殇震惊了我，也震醒和“催化”了我，“逼使”我创作了《海殇后的沉思》这篇作品。这篇融入了个人生态观的散文，先后被选入好几种《大学语文》，拉开了我自觉进行生态写作的序幕。

李景平：我2020年在《绿叶》杂志做过专栏生态文学访谈录，访谈中，与多位作家谈到两个概念：“文学即人学”“人是社会关系总和”。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多年秉持的概念，恐怕也是生态文明时代给文学带来重新审视的课题，是我们谈生态文学所绕不过去的问题，是这个时代关于生态文学的科学认识问题。您作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创作者和研究者，我想听听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杨文丰：“文学即人学”“人是社会关系总和”这两个概念，在生态好坏与人性命攸关的当今，确是到了无法回避、须重新建构的时候。

在我看来，这两个概念是在人们的生态意识并不显明或阙如时提出的，是人对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角色妄自尊大时所提出的，这与其说是受时代认识的局限、是认识的短浅，还不如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论断。

事实上，人与自然本是命运共同体，人只是自然公民中的一员，各种自然元素更是无不以种种形式融入人体中，离开空气人都无法活着，人与自然什么时候可以分离、文学何以就能让自然“缺席”呢？

不久前，在《生态散文写作的若干问题——答〈创作评谭〉杂志问》文中，我对“文学是人学”的说法也曾提出质疑，我认为——文学无疑应是人、自然和社会之学，抑或说，文学是基于人、自然和社会矛盾关系的审美启智之学！

事实上，只要我们较客观地认识一下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令人忧患的现实，就不难明白，“文学即人学”“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概念，至少内涵也是不完整的、是残缺的，甚至可以说是严重缺乏客观性的。就看唐诗吧，“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些唐诗句里，人与自然，有谁可以缺席、有谁可以“下岗”呢？如果我们删尽唐诗里的自然物，唐诗的“大厦”，还能耸立吗？

自然既是人生的平台，更包围裹挟着人——自然与人既然密不可分，文学怎么可能就仅仅是人学呢？人又能仅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吗？

李景平：我看到，您已经创作出版了多部生态散文集，您的创作视域，宏观至于天空海洋，微观至于微生物界，但总的思考，意在重建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中国人本身是尊崇传统道德人伦的，也是尊崇传统自然伦理的，也许传统自然伦理不乏蒙昧色彩，但毕竟是一种约束。那么，对于现代世界，生态文学倡导人与自然生态伦理的重建，是否意味着导向一种新的现代生态伦理？

杨文丰：是的，我们今天的确是导向一种新的现代生态伦理的重建，前面我们所谈对文学的认识，已含有此意。

何以要重建？有两种可能：一是现有的被破坏了，二是旧的不适用或已行不通。我们正做的是后一种，既然重建，就表明是一种态度，一种新的举措。

很赞同您的评价，我的写作和总的思考，是意在重建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著名批评家陈剑晖教授也有过类似的评论：“杨文丰的散文既是生态散文、自然散文，也是科学伦理美文，而最准确的界定还是‘自然伦理散文’”。

伦理即道德和行为的准则。您所提的“现代生态伦理”已是一个新的概念，我理解是在现代科学技术背景下人类与自然相处应有的、适合和适应促进生态和美的道德及行为准则。这种现代生态伦理观，我认为已是危机观、忧患观，也是生命观，是在“科技神”光普照下，人类应该有也须有的一种觉醒，更是对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动，是现代社会的革命行为，并且新的现代生态伦理的建构行为，也是事关地球村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伦理。

在我看来，生态文学与其他文学最大的区别，恰恰就在于生态文学具备真正认识意义上的对“新的现代生态伦理”的文学性阐释、文学性表现、文学式探索以及增量性贡献。

从生态文学史看，完成如此的创新建构，是完全可能的。

在世界生态文学经典中，我最喜爱的是与《瓦尔登湖》双峰并峙的生态环保圣经——《沙乡年鉴》。而“大地共同体”伦理，正是林学家、散文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里率先所提的：“大地伦理学只是扩大了共同体的边界，把土地、水、植物和动物包括在其中，或把这些看作是一个完整的集合：大地……人只是大地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而不是土地的统治者，我们需要尊重土地。”

这个伟大的、划时代的“大地共同体”思想，即体现着新的现代生态伦理观。依我看，任何一位想有所作为的生态作家都应该有想做生态思想家的“野心”，至少也该是生态思想者——倘若我们的作品仅仅停留在对自然的摩写、仅仅抒写自己如何在山中水边观察和生活，乃至写如何如何深爱自然，即便情感再感人，也还是不够的，对生态伦理的表现依旧是乏善可陈，更遑论有“增量”性贡献了，当然，这样的作品当前也需要，尤其文字精美的作品。

我以为我们对爱默生所提的“自然是精神的象征”这一句话的深刻内涵，并未完全读懂。如何从自然中解读和提炼“精神”？如何从自然中获取精神元动力，以建构新的尤其是中国现实版的生态伦理，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

生态文学的科学视角

让物事的本质和规律——科学之真尤其是生态之真融入生态散文，乃生态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引入科学视角，以求散文蕴含更多维、更丰厚的美学效应，并非只是作家出于美学上的考虑，在当今这时代，也是作家尊重读者的修行，对我，也是个性文体风格建构的一个举措。

生态散文由于至少要蕴含生态科学性，所以作家对笔下物事大多都应会有足够的理解和认识，唯如此，方有可能抒写得较入情入理，方可能以物喻理，或以理喻物，物理同一，我想这是必须的，并非苛求，既然是文学写作，你的表述和发现，以认识为基础是基本的，还得有情感的真实，方可能进入艺术的境界。

李景平：您新近发表在《北京文学》的生态散文《敬畏口罩外的微生灵》，可谓一篇难得的贴近时代现实的生态文学作品。说实际，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世界肆虐的时候，对于一个在生态文学上已获成就的作家，选择这样一种尘埃未定的题材是具有风险的，而作为文学刊物，发表这样的作品也是要有胆识的。我想说的是，创作这样一种考验人类崭新认知的作品，也许认知过程本身就是价值？

 杨文丰：这篇作品的写作是对自我的挑战，写了四五个月，认真改了数稿，创作过程中的认知确乎至为关键，除了加深对疫情的认知，也让我对生态散文写作，加深了好些认识。

首先是生态散文写作须以个性化的研究为基础。这篇作品的写作之念，产生在武汉抗疫“封城”初期，但真要动笔时，却深感光有写作冲动是远不够的，这篇作品的写作难度，于我是前所未遇的，许多认知，更是尚未达到该有的程度。当时网上网下的疫情信息，可用信息大爆炸来形容，让人如陷大海洋，茫然，真假莫辨，无所适从。我警觉并意识到，要写好这篇作品，唯有下足研究辨析的笨功夫，走出信息迷宫，才有可能悟出切入角度，进行真正的写作。

“球疫”的“元凶”是新冠肺炎病毒，写作显然绕不开病毒。小区恰巧有位微生物专家，每每散步遇上，我都会向她讨教，她还借给我两本厚厚的微生物、病毒学的书，我后来也网购了收藏。经过学习、研究，我决定将笔触聚焦于病毒，而只将疫情化为虚实参半的背景，现在回看这种“不太应景”的写法，倒不至于因疫情“时过境迁”而让文章太易“速朽”。

二是生态散文写作引入科学视角是适应时代的要求。我们已置身于科学时代，让文学蕴含科学性，既合情理，更合科学。写“冠魔”我无法不以“科技搭台，文学唱戏”，无法不引入科学视角，而且我还试图在文中提出一种新的“生态有界和美体”生态观。即人与万物既各自独立，各美其美，各据江湖，又恪守“有界”；既互敬互重，互不侵犯，又和而不同，和美共处。

三是生态散文既需“宋人小品”，更须有“清明上河图”。“宋人小品”式生态散文类似于宋画“马一角”，所涉及的只是较单纯、较简单的人与自然问题，思考的广度深度、信息的新度浓度，情感的层级和关联度，即便可隐化，也还是局限在较窄小的层面，对自然生态与人的精神生态深入相对不够，对社会生态的聚焦愈加不够。而“清明上河图”式的生态散文，其视域、思想和面对的题材无疑是大而复杂的，笔墨更是可隐显兼备，艺术手法更可丰富多彩，对作者的认知深度、思辨力和艺术表现力都必将会构成考验而超越。

四是生态散文写作是比其他散文“真度”更高的写作。生态散文不只有美和善，而是有更高程度之真。科学知识、科学规律或自然律，乃最本质、最纯粹的物事之真。生态散文蕴含的生态科学是真，而引入的其他科学元素亦是真，科学即真。科学的力量就在于其是真。作家在作品中对生态问题的追问、探索也无一不是求真。

其实，让物事的本质和规律——科学之真尤其是生态之真融入生态散文，乃生态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散文本是最讲求真的文学体裁，引入科学视角显然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使散文更深入、更逼近物事的真，何况生态学原理和自然律的运用，已使作家可以更精准地抒写自然、更深入地表现自然的特性以及人与自然之矛盾的深层内涵。

可见，生态散文无疑是比一般的散文、比其他任何文学体裁的“真度”都更高，也具有比其他散文更坚实、更有力和更大的审真基础，更易于臻入大真、大善、大美的境界。

李景平：在这篇作品的创作谈里谈到，您在创作这篇散文作品的时候，引入了科学视角。应该说，生态散文，如果没有科学审视，可能弱化生态文学的生态意蕴；而科学视角，如果没有文学审美，也就可能成为单纯的科普作品。那么，请您谈谈，您在生态文学作品中是怎样以科学性支撑文学性，以文学性张扬科学性的？也就是说，您所言的“启智启美”是怎样实现融合并完成的？

 杨文丰：我认为引入科学视觉，对散文实现“启智启美”，是非常有帮助的。而科学视角引入与否，前提则取决于作家对之的认识和态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倘若科学时代的文学还回避或不注重包含科学元素，我以为至少在反映时代的深度上会有所局限。

中外许多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许多均超越了文学范畴，其超越的地方，更广更深意义上拓展了文化视野。引入科学视角，无疑可让作品增加文化含量，何况成功的生态散文，意义也必将会大于文学。比如《沙乡年鉴》和《寂静的春天》，哪一部不是意义超越了文学呢？

当然，对在写作中引入科学视角的认识，任何人都会有个过程，我也曾经由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至今依然在探索。那么，在生态写作中引入科学视角时，需要处理好一个问题，即作者须警惕文学散文与科普文章的分界；还一种情况是，如果你写入的科学内容并非生态科学或生态思想，可能成为科学散文，但却不可能是生态散文。

科普文章以科普为目的，文学仅是手段；生态散文并不排除有适度的科普性，科普亦属启蒙，启蒙对民众众任何时候都仍需要，而生态散文的写作着力点或终于目的，却是追求思想和审美效应，即“启智启美”。当然，作为生态散文写作，还会涉及将生态科学或生态思想文学化，否则难于产生“启智启美”效应。

我引入生态写作的科学视角包括科学知识、科学规律和科学思维。在我的写作中，科学视角主要是作为认识物事的望远镜、透视镜、显微镜和解剖刀；科学视角主要是写作的手段，以能更精准地写出物事的真度、新度、深度和广度，更好地展现自然美、客观规律美和揭示哲理美，利于感悟社会、人生和展开文化批判。

当然，在具体写作中也可能有部分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会被较直接地化为文字的“骨肉”，这种情况在《敬畏口罩外的微生灵》亦有。只是，此类“骨肉”已然经过作者思考火刀的敲击，有了体温。

我喜欢以情感和思想将整体的科技知识融解、分解，与文学性融合后星散于一篇作品的多处，这类似于让阳光透过三棱镜而散炫出七彩色光。我不喜欢在文中将科学知识似大山一般太集中地堆积。凡是思考得到火候的科学无素，情感的发酵也会较为成熟，引发情感与思想的互动互激现象，联想和想象纷至沓来，这表明，科学性和文学性已深度融合。

科学视角可成为作家忧患的推进器、神思的平台、思想的新发地，文化批判的起跑线和大爱的加油站。我视生活、思想和科学视角，为驱动散文这驾三轮金马车的轮子。

每一位想有所作为的作家，都会将作品作为艺术品来经营，我视此为作家的职业底线，也是一种修行；引入科学视角，以求散文蕴含更多维、更丰厚的美学效应，并非只是作家出于美学上的考虑，在当今这时代，也是作家尊重读者的修行，对我，也是个性文体风格建构的一个举措。

体验、体悟科学知识又何尝不是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之一呢，未经过作家有效体验和体悟的科学知识，其所蕴含的哲理、情感和诗将难于被发现和挖掘，科学知识与作品将成两张皮。我总是力图借助科学视角让作品朝象征靠，我常常希望将一篇作品营建成整体性象征，至少建构些局部象征。引入科学视角，有助于作品完成细密的描写、具体细节的展示、缜密而具象的立体结构的完善，因而也更利于营构作品的象征性。

唯象征可让作品实现“启智启美”的最大化。

李景平：文学和科学常常会是矛盾的。王小波曾经说过：“一个人写自己不懂的东西就容易写得浪漫。”他说出了一个现象。譬如，远古神话，人们对于不懂得的无法解释的现象，会做出无比浪漫的想象，但也因此成就了历史无法超越的文学神话。作家在创作中也会有这样的时候，对于文学难以表述的科学问题，会以浪漫的书写代替科学的描写。您在创作中有过么？是怎样处理的？

杨文丰：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作者对物事的认知不深或不足的现象，在文学作品中是普遍存在的，但也存在奇特的现象。比如，我们读伟大的科学散文《庄子》，可知庄周对物事的物理内质的认知，也就是科学认知，尽管尚不如今人，然他对物事非物质层面的哲学认识，却至今无人可及，而他的表达，有的浪漫，有的也并不那么浪漫，甚至不浪漫。

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作家“对于文学难以表述的科学问题，会以浪漫的书写代替科学的描写”现象，必然仍有，因为文学本有追求浪漫的“本能”。

对难于表述的科学问题及科学知识，我一般会喜欢用融入情感、情绪温度的物象表达，或多用融入感觉和感受的形象的比喻，等等。我在《啊，阳光》中，曾这样写光压——

我们的阳光有力量。中年听雨客舟中，“的蓬，的蓬”，船篷正承受雨的压力。阳光，就像是来自太阳的、难于止息的、光明的“雨”。阳光给予的雨打萍式的压力，科学上叫“光压”。阳光，你看得见，但光压，却如空气一般，你是无法看见的。你对空气可现现实实地感受，对于光压，你却不太能够感受……

我在《包容一切的空气》的开头这样写空气——

她很诗化，抽象得像光，飘渺得如雾，漂泊得似水。她深远、宽阔、无色、无味、透明、单纯、空灵。她的脚步，虚幻飘忽，无影踪。你看不见她，尽管她有重量，更有形体，本非虚无。你用手抓她，先一握，再一拧，满以为抓住了，而你的手中，却依然虚空。

多年前，我在瑞士曾拜谒一座当代的建筑圣殿——瓦尔斯温泉建筑，还入池泡浴感受温泉，后来写了《走进子宫式生态圣殿》。在这篇长文中，我抑制不住喜悦提出了“子宫式生态模式”，通过足够细致的描绘，阐述这个我认为是“人与自然最佳的生态模式”，其后加了一笔——

……这种子宫式生态模式，比之西方人与自然乃“共同体”的土地伦理，陡然丰满了孕育、互赖、安全、敬畏、感恩和孝敬自然（母亲）等诸多内涵，不但还带互动性、生长性，亦具系统性和理想性……

这种情形，我认为已不是“以浪漫的书写代替科学描述”，而是希望“以形象表现生态发现”。

我想，一个科学问题表达的难度有多大，与作家的认知深浅有关，而出现对物事的浪漫描写，却未必会与懂或不懂有必然联系——因为人对所写的物事，有时或许并不会存在或在意懂之或不懂之的念头。

诚然，理解得越深，大多可能是思考得够深，而思考得越深的东西，一般会对其产生更深之情。在我看来，生态散文由于至少要蕴含生态科学性，所以作家对笔下物事大多都应会有足够的理解和认识，唯如此，方有可能抒写得较入情入理，方可能以物喻理，或以理喻物，物理同一。我想这是必须的，并非苛求，既然是文学写作，你的表述和发现，以认识为基础是基本的，还得有情感的真实，方可能进入艺术的境界。

李景平：科学技术越发达，对于自然的掠夺也就越烈；科学技术越发达，对于自然的保护也就越强。人类发展的成就，是科学技术的结果；自然生态的破坏，也是科学技术的结果。但是，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会停滞。这是一个悖论。生态文明就是要走出这个悖论，绿色发展也是要摆脱这个悖论。以您看，生态文学能在人类世界走出和摆脱悖论的意义上，应贡献什么样的指向？

杨文丰：这个问题与人类命运攸关，关涉人类对科技本质的认识，更关涉如何对科技实行人文管控。

我曾在一篇生态散文中提出过“科学神”的概念，现在认为提“科技神”更恰当。

科技兴起，“旧神”死亡，却创造了新神，这新神是谁？竟是旧神的掘墓人——科技！今天，科技已如空气弥漫于地球村的每一个角落，现在谁能离得开科技神呢？我们都在膜拜科技神，希望科技神光普照，为什么？让自己生活得更好更方便！然而，人们膜拜科技神竟是要奴役科技神，希望科技神成为人的奴隶——这是人们对待科技神与其他神明的态度不同处。

但“科技神”却有两面性，已是人类头上悬着的最锋利的“双刃剑”，让人类的未来陷入空前的困境，陷入了悖论，人类的未来也可以说已命悬一线，人类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而科技神是否真能听命于人类呢？抑或说，人类能否让科技神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呢？我认为，显然有这种可能，因为人类尚存希望走出和摆脱这个“悖论”的钥匙，这把钥匙即人类创造的“绿色思想”，基于此，作为生态文学，我认为在如下几个指向上可以有所为——

首先是通过生态文学产生促进人们敬畏科技神的作用。我曾写过《海殇后的沉思》并在文中提出存在新、旧敬畏。“新敬畏”是在大自然的神秘感不断丧失后，人类该转而建立起的包含对“科技神”敬畏在内的新敬畏，对科技神的敬畏是一枚严苛的硬币，正面是敬重反面乃畏惧。而强化人们建立对科学神的敬畏，强化科学伦理，目的在于控制人类过分膨胀的私欲。过分的私欲是人类建立行效至远的“科学伦理”，是走出悖论的最大障碍。倘若科学伦理这道“防害大堤”最终筑不牢，祸害将不堪设想。

其次是以生态文学助力高举“生态红灯”，对科技神的“恶行”发出“红色预警”，这也是希望生态文学发生“清醒剂”“导游旗”和“导航灯”的作用，以逼使“科技神”走正路子。未来，这“科技神”的影响力和破坏力有多大？更难于预料，智能机器人会不会反人类甚至存在消灭人类的可能？还有各种病毒、细菌，科技神已让人类走上了华山一条路。撞红灯，悲剧生。科技神导致“生态翻车”的悲剧已有教训。生态文学的长处是以悲剧性的感性、形象和思想来感化世人，生态文学完全有可能强化人们的“绿色准星意识”。诚然，对悲剧的揭示，有时需要莫大的胆识和勇气。

再其次，为让生态文学产生更大的效应，我认为生态文学创作还需注重与本国国情结合。作为中国作家，该致力创作既有中、西生态哲学内涵，又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阅读口味的优秀作品，为国民喜闻乐见。

生态文学的价值走向

生态文学作品倘若未能深入地揭示“三态”矛盾，你想臻入大境界，我以为是不太可能的。

生态文学能否创造生态文明思想的文学和美学效应，与作家是否能建构起“生态人格”密不可分。
在当今，文学的作用若依然空前轰动，反是不正常的事。当前和今后，生态文学的作用主要还是潜移默化的，但并不排除若出现经典大作品而会有大的反响。

李景平：您的生态散文借助肖云儒先生所提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三态论”，发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倘若畸形失衡，人类必将遭受报复”的警示。我非常赞同并引起共鸣。我也曾认为自然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规律和因果关联。请您不妨敞开谈谈“三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对生态文学的价值作用。 

杨文丰：与您类似的想法，我也曾有。随着写作的深入，我越来越感觉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非常复杂，仅仅以一种大的“人与自然”观概括，会导致一些认识的盲区。

“三态论”是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先生在新论《中国古代的绿色文明》中率先提出的，我2019年冬得缘在广东观音山上读到此论并深生共鸣。

“三态”，无疑可给我们的生态写作提供新的视角。自然生态在“三态”中最具独立性，人类社会未出现之前，自然生态就已存在——自然生态是元生态，既是人类的生命出处，也是人类社会之源；生态与心态相连，自然生态作为人的精神生态富于历史深景的生发地，更是人类离不开的生命平台。

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受自然生态中的肥瘠、风土、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影响，精神生态更受社会生态的影响乃至制约，精神生态中人的价值观、道德观、思维习惯等元素，又无不在影响和构成社会生态，至于社会生态中的经济、制度、管理、教育、道德习俗等同样将对精神生态构成影响乃至限制。诚如肖云儒先生所云：“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不但直接交流呼应，而且处于三层同构、全息、交感、互融的结构中，正反双向互动，显性、隐性的多层共生。”

我想，将社会生态放在“人与自然”中独立而联系地考察，有利于让我们走出认识社会生态的盲区。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多说“人与自然”，注目自然生态与人的精神生态多，关注社会生态少，而社会生态自有其特殊性，有时甚至会表现出很厉害的独立性。在《敬畏口罩外的微生灵》文中，在表达对疫情的看法时，我对社会生态的“厉害”亦作过些表述——

这场“球疫”，首先是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关系“异位”乃至“断裂”，病毒的报复性钥匙插开人类之锁，殃祸人身，加上瘟疫还属社会性疾患，无法如常见疾病那样完全可由纯粹的医学所控制，于是经瘟疫“催化”，社会生态即动荡如海啸扑岸，发生蝴蝶效应，促发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价值坐标各种新旧矛盾的全面冲突，社会生态从此走向失衡，世态失常。

社会生态的相对独立性，还让我想起法国著名大众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我们不妨来读他书中的一些“金句”：“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群体中的个人极易受刺激因素的影响，转眼之间就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他的论断或许存在偏执之处，但仍不乏对社会生态中群体精神生态之盲性、从众性和自成一体性的精僻揭示。

社会生态中这种人在精神上会丧失自我主宰性、不理智而失却自我管控的表现，正是我认为生态文学写作，有必要将其放在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两态”中独立而又联系地作深入考察之根由。

生态文学作品倘若未能深入地揭示“三态”矛盾，想臻入大境界，我以为是不太可能的。成功的生态文学作品如《鼠疫》《狼图腾》，都切入或复合表现了“三态”，应该说，在切入“三态”的写作，生态小说已走到了前面。

今年的《博览群书》第四期，发表龙其林教授与我的生态散文写作对谈，在这篇对谈中我提出个观点：根据散文切入“三态”与否及切入程度，可作为界定“大生态散文”和“小生态散文”的分水岭。

依我看，在生态视域下，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虽有一定的批判、反思和诘问，却未能更深入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进行省思，这一类散文可界定为“小生态散文”；小生态散文聚焦的，主要是自然生态和人的精神生态的问题。而大生态散文，则须深入探讨及艺术地表现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态”的关系及问题，强调人的谦卑与担当，崇尚“天人和美”，是已然进入了哲学境地的美学散文。大生态散文，大在其思想内容和审美境界，大在其对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切入的深度和广度。

写这场大疫，假如我们只写人与自然的关系，假如你不深入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再怎么写，写出的恐也只能是小生态散文。

李景平：中国古代有一个哲学概念：“天人合一”，您在创作中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天人和美”，并认为，说人与自然最佳关系是“天人合一”，不如说“天人和美”更能准确表达人与自然的最美关系。其实，两种说法都不可能概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部。但不论怎么说，都蕴含和体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现代哲学思想。那么，生态文学如何创造这种生态文明思想的文学和美学效应？

杨文丰：这个问题，涉及生态文学该如何营建审美功能、智育功能和德育教化功能的问题。的确，如何提升生态文学的文学和美学效应，任务已摆在我们的面前，有无较可行的艺术路径呢？我想可以有如下思路——

一是通过生态文学揭示悖违生态的悲剧，这是生态文学擅长的情感效应。这方面的生态作品，国内有徐刚先生的警世力作《伐木者，醒来！》，国外则以卡森《寂静的春天》、白俄罗斯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尔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为代表。这种以悲剧警示世人，警钟长鸣的作品，其效应依然须“继往开来”。

二是以融化生态观的审美文字去深层次地认识、理解和抒写自然和自然律。敬畏自然，是聚焦“审物”以达“启智启美”的写作，当然，格物致知的“审物”，并不是生态文学的专利。诗人艾青的《电》《光的赞歌》和《镜子》等审物诗篇，我认为是“启智启美”的优秀诗作，以生态心灵审物，让人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自然，欣赏和守护自然。地球村保留的纯净自然，是可以纯洁、静化现代人躁动不宁的心绪，淡化物欲，简化生活的。自然之美，绿色之美，对人类社会具有净化和静化效应，是生态文学有待深耕的土地。

三是以生态文学促进生态思想的启蒙和普及，丰富和发展新的生态伦理观。这方面需以创立“土地伦理”观的里奥波德为榜样，由作家直面“三态”而在作品中提出自己的生态哲学观，给生态哲学创造“增量”，促进和强化生态伦理观的建立和发展。

四是在生态文学中融汇中西方生态思想，繁荣富有中国生态哲学特色的生态文学。目前国人接受的生态思想“泊来”的居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是存在丰富的生态思想元素的，除了“天人合一”，《易经》中就蕴含天人同构的生命伦理和生生为易的生命循环哲学，《道德经》还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皆法的天人同道法则，等等。作为中国生态作家，吸收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元素融入作品，责无旁贷。

五是发挥生态文学的文学、美学效应，我以为最强有力的还是直接影响和促进生态立法。法律才是对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最管用的“神器”。这在生态史上已有先例，比如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就是美国环保立法的“推进器”。

需要彰明的是，生态文学能否创造生态文明思想的文学和美学效应，与作家是否能建构起“生态人格”密不可分。

肖云儒先生曾认为，在中国的古典绿色生存中，曾存在比较成熟的绿色生存践行者。我们读陶渊明，都明白陶诗存在三个主题词：其一是得返自然走出的“樊笼”；其二是归鸟、归人、归田、归心、归空无的“回归”；其三便是农业文明的恬静、不争、质朴乃至仿如世外桃园的“田园”。走出“樊笼”，晴耕雨读，悠然见南山，得返自然，简朴生存。按现代生态观，陶氏已然是具有绿色生存理想的先行者。

我想，他的田园诗歌审美、生活形态审美、生命形态审美和人格审美，俱已臻入交感互融的境界，试想，倘若他没有比较成熟的“生态人格”，这一切又怎么可能发生呢？

李景平：从中国古代发展的历史看，传统的自然文学对于滋养人们的自然情结自然崇敬，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而从人类现代发展的历史看，生态文学对于启蒙人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作用是史无前例的；就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看，环境文学对于警醒国人的环境意识，作用是空前轰动的。在生态文明时代，文学轰动效应已经式微不再的时候，生态文学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有哪些促进生态文学影响的举措？

杨文丰：在当今，文学的作用若依然空前轰动，反是不正常的事。当前和今后，生态文学的作用主要还是潜移默化的，但并不排除若出现经典大作品而会有大的反响。

即便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小溪河，我们也可以疏浚小溪河，或适当增加小河溪的“数量”，以期让潜移默化的作用最大化。对此，我持有限度的乐观态度，然而要达到最大化效应，举措是否有强有力但显得至关重要。其实，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少。

比如，我们可以出台举措激励更多的作家投入生态文学创作，尽力扩大、升温“生态文学场”。应该说，儿童生态文学的影响，该不可能那么式微，我们大抵都知道儿童文学的市场有多大，而儿童生态文学对孩子们的影响就像春日播种，必有沉甸甸的秋。

比如，我们可以拓宽生态文学的传播渠道，将生态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可以依托全媒体传播，如与美术、电影、雕塑等结合。前几年，由生态长篇小说《狼图腾》改编的同名电影不可谓不热，电影《流浪地球》虽属科幻，但并不乏生态思想，其影响又何其大！我们也可以多选些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进入各级中、小学《语文》教材。

比如，我们可以更多地请生态研究专家、生态作家介绍优秀的生态文学名著、评推生态新作、深入生态调研与采风、开展生态文学讲座等，或策划、组织出版“当代生态文化研究专著文丛”和“当代生态文学丛书”等。

生态文学的作用究竟能发挥多大，我认为与是否产生出经典大作品关系甚大，很期待我国也能出现与《瓦尔登湖》《沙乡年鉴》《寂静的春天》比肩的世界生态文学经典作品——这才是可以引发生态文学大影响的“神器”。我们注意到，目前在国家层面专门激励生态文学创作的奖项尚未设立，这与生态文化已上升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尚不相符。是否可以起动评奖的激励机制，如设立“中国生态文学奖”，并将评奖常规化，以让生态文学的影响和作用恒久至远。

(来源：《中国生态文明》杂志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