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道路百年探索的历史性实践的发端，也标志着现代性形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统一进程的开启。在这之前，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作为20世纪初中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凝聚和影响了一大批“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营造“中国化”历史语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尝试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是中国现代性实践与中国道路历史性进程相统一的本质要求。百年中国的历史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建立起中国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这种关联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世界历史”的境域中，以新青年人为代表的进步青年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第一个百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精神架构和历史方位。
中国新青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纳和传播，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的同时，也在各个思想领域进一步开启现代性的力量。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现代性理念和价值目标的定向之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这种文化理论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入。时至今日，我们一直汲取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滋养。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辩证法、美学观、人性观和人道主义观，一直是我们判断和评论文学作品的指南。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人类掌握世界的不同方式的思想，关于悲剧和喜剧的思想，关于文艺倾向性与真实性、艺术性相统一的思想，关于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的思想，关于文艺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的思想，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思想，等等，已构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完整体系。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激励了中国早期的文艺青年。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紧接着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把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和批评理论作为主要工作方针。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陈望道、曹葆华、蒋光慈、戈宝权、萧三等一批文艺青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和推介。他们深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就文艺自由、文艺阶级性、文艺真实等问题展开讨论，系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理论层面运用马克思主义阐明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经在中国传播，就紧密地与中国文学实践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事实上，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引领和推进中国文艺实践的历史性进程中，那些经由社会和历史之特定现实的“具体化”实践，就明显地表现出“中国化”的特征。在中国的文学发展历程中，只有“中国化”了的理论才能够切中并把握文艺实践的具体性内容，也只有在这种具体化的实践中，才能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实践的本质联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在中国文学实践的百年探索中，马克思主义逐渐占据了理论和实践的主导地位，它们同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经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不仅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而且贯穿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青年赓续马克思主义的百年传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当代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发展，它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进程及其理论表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艺理论形态和中国经验。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秉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建设具有中国化的、时代化的、大众化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讲话提出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标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是历史的选择的话，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当代中国的理论范型和实践总结，也是对当代文艺青年提出的一个新要求。
“人民的”标准，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开始，就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学术积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这一理论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他们在一个无比广阔的实践探索领域，历史性地开拓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和精神世界创造的重大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性实践中，“人民至上”不仅仅是基本观念或理念层面的，而且是现实历史和历史趋势层面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实践，不只是一般的观念，而且是现实的文艺创造运动。在现实的文艺创造运动中，人民作为创造的主体，不仅表现为一系列文化形象的历史事实，还表现为走向历史深处的发展趋势。
“艺术的”标准，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里，表现为以生活真实为基础，按照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炼加工和集中概括，以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马克思要求拉萨尔“更加莎士比亚化”，而不能“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同样，恩格斯也认为主要人物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艺术不是什么被伟大的天才以几乎无法理解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作为专门化的劳动，艺术仍然必须以普通人可以理解的“艺术的”方式生产出来，而“艺术的”标准仍然是我们今天评判作品的一个重要价值标准。
“美学的”标准，马克思在阐述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时指出，“艺术是不同于哲学对世界的掌握的方式……它用艺术思维的方式掌握世界”。马克思所强调的“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审美的方式。“掌握世界的艺术方式是因为人类需要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而发展起来的……艺术要从审美上掌握世界，反映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这是马克思为审视文学与现实关系开辟的一条新的路径。
“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两个重要衡量准则。“美学”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幅反映了作家审美地把握生活的图景。在对作品的阐释和评判中，“美学的”标准与“历史的”标准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维度。
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和历史性实践，为当代青年文艺工作者开辟出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为定向的基本架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将如何以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性统一，为当今中国文学发展出新的中国理论？
首先，要把中国的经验变成中国的理论。我们要把中国的文学实践和经验发展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用中国的文学实践去检视西方文艺理论正确与否。我们必须在中国文学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汲取西方的文学经验，提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术主张，把中国的文学经验变成中国的理论，彰显“中国学派”的独特精神，这样，才能体现出当代青年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其次，要有世界性的眼光，努力开展东西方文学对话。不可否认，中国文艺理论长于从经验的直接概括，善于归纳和综合，很难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理论演绎，所以也就很难被西方文艺理论所广泛接受。由此，形成东西方文艺理论的对话就缺少充分的可能性。孙绍振说过，中国百年来的文艺理论史到今天为止，还只是西方文艺理论的独白的历史，而不是东西方文艺理论的对话的历史。这其实是文化心理上的一种戒备，一种缺陷。独白与对话，是现代文化体系的分水岭，在这方面，视野永远比方法重要。对于文学来说，只有宽阔的视野，才能把理论、历史和经验三者结合起来。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一种开放的理论，它体现了文学创作、接受、阐释和评判的世界性眼光。
最后，要有批判性思维。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方法很重要，认为只要找到恰当的方法，便能够发现和解析一切现实经验及其历史过程。然而，现代文化体系已经表现出方法论的危机。方法论有它的优点，那就是明晰，具有可积累性，但也造成一个最致命的特点，就是容易变成纯粹的工具。青年文艺工作者需要具备一种充满“底气”的批判性思维，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