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张志民（左）、牛汉（中）和吴思敬在山东荣成“天尽头”
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是诗人张志民的“粉丝”。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我和同学在宿舍里读诗，常读的就有张志民老师的诗，读着读着不由自主地就背了下来。像这首《夜笛》，到今天我还能脱口而出：“不是流水叮咚，/分明是阵阵笛声。/笛声来自香瓜地，/笛声来自看瓜棚。/小伙子为啥还不睡，/这么晚吹笛给谁听？/不要担心吧，/想必是有听众。/不信，你看那小月英，/正坐在门槛上数星星。”这是一首爱情诗，在当时政治环境严峻的背景下，能读到这样清新、优美的诗作，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是难得的阅读体验。遗憾的是，当时我还是个青年学生，没有机会见到张志民老师，等到有机会见到的时候，已经是“文革”以后的新时期了。
我第一次见张志民老师，是朦胧诗人江河带我去的。那正是朦胧诗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社会上争议很大，一些有影响的老诗人，对朦胧诗有很严厉的批评。张志民老师则不同，他那时已到北京作家协会，不仅没有公开地批评朦胧诗，而且与北京作协的几位青年诗人，如顾城、江河等关系非常好，成了他们的忘年交。当时我住王府井菜厂胡同7号，离张志民所住的东四六条44号很近，骑上自行车十分钟就到。我住的是大杂院中的一间小平房，想不到张志民这样的老干部、大诗人，也住在大杂院，一大家子住两间房，显得十分局促。由于家里人多事杂，他要写东西时就骑上自行车，后座上夹个小板凳，到日坛、地坛或青年湖公园去写。
初见张志民，感到他毫无名人的架子，谦逊和蔼，平易近人。聊天中张志民曾谈起，1968年他被打成“反革命”，“罪行”不过是在担任公安部下属的群众出版社副总编辑期间，经手出借过刊有江青30年代历史情况的旧报刊而已。被捕时，张志民被戴上手铐，推入汽车。在开往秦城监狱的路上，他竟然睡着了，下车时遭到押送警察的训斥：“什么时候了，你居然还睡得着觉！”然而这个细节不正体现了张志民“心底无私天地宽”的磊落胸怀吗？从东四六条到后来的大羊宜宾胡同作协宿舍，我拜会过张志民老师多次。他的朴实大度、温和亲切以及诗学修养的深厚，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的一些文学机构常给青年诗人办培训班。全国各地来了许多诗歌爱好者，牛汉、张志民老师等常被请去讲课，有时候我也被请去，叨陪末座。我多次聆听了他们对青年诗人的讲话。牛汉和张志民，都是从小参加革命，受过战争的洗礼，又经历过政治运动。他们的讲座，畅所欲言，臧否人物，谈出他们的家国情怀，以及对诗人使命、对诗歌艺术的理解。牛汉与张志民，都是我十分敬重的诗人，也是对我影响很大的诗人。牛汉与张志民关系极好，但性格很不一样。牛汉刚烈耿直，疾恶如仇；张志民则温和阴柔，胸中有主见，外柔而内刚。牛汉什么时候都直言不讳，有时候不讲方式，包括在会上发言。张志民讲话则非常稳健，娓娓道来，他常常在牛汉后边发言，有时候会把牛汉讲得不够严谨的地方自然地给“圆”上。
与牛汉、志民老师相处，对我是极有教益的。记得有一年，我与他们一起赴山东荣成参加全国诗刊诗报联席会议，主办方安排与会者到成山头考察。成山头在山东半岛尖上，是中国海岸线最东端，三面环海，地势险峻，又称“天尽头”。但“天尽头”这个名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似乎不吉利，所以与会的某位官员身份的诗人借口身体不适，不去登山。但牛汉、张志民不信这个邪，走在队伍前面，我追随其后。登顶后，我们在刻着“天尽头”三个大字的巨石旁合影留念。
从大学时代读张志民老师的诗，到新时期以后多次聆听张志民老师的教诲，我对张志民老师真正是怀有一种感恩之情。我一直希望能为他做些什么。还是他在北京作协的时候，我和诗人林莽就策划给他开研讨会，但他十分谦虚，一再推脱：“我不行，还有许多老诗人都没开过……”后来他到中国作协，当了《诗刊》主编，我也跟他提过，他说：“我当主编，给自己开研讨会，那就更不合适了。”这样，开研讨会的事就蹉跎下来。后来他得了重病，准备学术研讨会已经来不及了。
1997年夏，我们以《诗探索》编辑部和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的名义，举办了“祖国，我对你说——张志民诗歌作品朗诵会”。朗诵会举办的地点不是豪华的剧场，而是朝阳区文化馆的门厅，座位全是临时搬来的折叠椅，但是到场的听众层次之高，会场气氛之感人，是正规剧场中的朗诵会所少见的。张志民和傅雅雯夫妇抱病出席，牛汉、谢冕、蔡其矫等诗人、学者即兴发言，周正、殷之光等艺术家朗诵了张志民的诗歌代表作。正是这次朗诵会，让病重的张志民真切地感受到了老朋友的情谊，读者对他的崇敬与热爱。会后，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了诗人，张志民激动地说：“我本来不想讲话，但今天到会的有几十年患难与共的老朋友、老大哥，给我很大鼓舞。我想，病情稳定了，能好转一些，我还可以继续写！”记者问道：“一个新中国的诗人应该具备哪些素质？”他表情凝重地说：“忠于人民，说真话，讲心里话，忠于生活的真实！要接受历史的教训，接受十年浩劫的教训，不要走弯路！”这是诗人在公开场合留下的最后的，也是最有深意的遗言。
2014年1月，张志民诗作精选集《张志民诗百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收录了诗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创作的诗作一百首，比较全面地体现了诗人丰富多样的创作风格和可敬的人格魅力。此书的出版，又恰好赶上即将到来的张志民诞辰90周年。借此机会，我所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发出召开张志民诗歌创作研讨会的倡议。2015年8月21日，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在当年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斋堂，中共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宣传部、北京作家协会、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张志民诗歌创作研讨会，诗人、学者40余人到场。这是一次迟来的研讨会，与会者深情缅怀诗人张志民，认为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投身民族解放运动，以时代的亲历者身份写下的一系列具有民族和时代特色的诗作，显示了诗人与时代同在、与人民同歌哭的优秀精神质地，对当前诗歌创作具有方向性意义。
张志民的父亲是乡村教师，他从小在父亲的教导下苦练书法，有童子功。他的书法如同他的为人，柔美中有刚劲，清新中见真淳，我特别喜欢。有时见到张志民老师给别人书写的条幅，十分羡慕，但是碍于我的性格，不愿给人添麻烦，一直未敢求字。张志民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忽然一日，给我寄来一函，拆开一看，原来是在浅黄的宣纸上写的一个条幅：“千篇著述诚难得，一字知音不易求——唐人句”。这两句诗出自晚唐诗僧齐己的《谢人寄新诗集》，见于《全唐诗》。我收到这个条幅，大喜过望。不仅由于这是我多年渴求的张志民老师的墨宝，而且觉得张志民老师把我当作了知音，我感到激动而温暖。当然，后来再想想，这两句诗恐怕不只是写给我的。张志民老师留下了他的丰富著述，同时也在渴望遇到知音。2017年，我把张志民众多知音的文章，汇集成《诗林中的一棵大树——张志民诗歌研究论集》一书，由学苑出版社推出，也庶可告慰张志民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本文刊发于《光明日报》2021年11月5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