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秋天起，阎纲借着“回乡探望九十四岁的老哥”，远离了喧嚣的京城文坛，从此“老汉不走了”，回到陕西礼泉老家颐养天年。但他并未就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在一如既往地关注国内的文坛动向、帮扶当地的文学作者的同时，一直笔耕不辍，继续砥砺前行，不断地释放着灼人又耀目的光焰。近期，他又推出《我还活着》（太白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版）的文集，向人们展示了他近年来的笔耕成果，意在“与读者进行灵魂的交流”。读过这部集子之后，令人感受丰沛，更让人为之钦敬。
《我还活着》分“逆旅”、“知人”、“论世”、“回响”四辑，收入了阎纲近些年陆续撰写的散文与评论新作。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这些篇什与他以前的以评论为主的集子不尽相同，收有记述儿时往事、家乡家人，以及住院治病的散文与随笔。这些文字，情真意切，径情直遂，间或内含自嘲与反讽的意味，读来既引人入胜，又给人启迪，还令人解颐。这些都向人们表明，阎纲不仅“还活着”，而且活得老而弥坚、精神健旺。
礼泉阎家出文人才子，在关中一带远近闻名。十分地有缘和有幸，我也从阎家两代文人中得益匪浅、受惠良多。上世纪70年代，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就学期间，在学习文学写作的过程中，给了我许多指导与教诲的阎景翰（笔名侯雁北）老师，就是阎纲的本家叔父。散文与小说都是行家里手的阎景翰老师，在文学写作方面造诣深厚，对待学生也是诲人不倦。我在学习写作中，不懂的，不会的，都去找他求教，他几个字的改动，几句话的点拨，既会使文章条清理明，又会令人心里豁然开朗。恩师的耳提面命，指引了我在文学上的不断成长。新时期之初，我要调离陕西师大去往北京工作，在向阎景翰老师告别时，他手书一信，嘱我到北京之后与阎纲联系。此后，我的阎家的第一位老师，又把我交给了我的阎家的第二位老师。从那时起，我一直与阎纲有着较多的过往，跟着他学写评论，学做编辑，实实在在地在他的“拉扯”下一步步地成长成熟起来。
《我还活着》里记述儿时生活，忆述家人家事的篇什，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过去的历史时期，使人们看到乡间的日常生计及家人亲人的各自命运。《儿时的百草园》，写院井里小花园在玫瑰绽放时的满院飘香、写前院的果树在果实成熟后的相互分享，儿时的嬉闹玩耍，既带有天然的童趣，又带有乡间的乐趣。《孤魂无主》和《我的族弟是个奇葩》，分别素描了“怪异”的三伯和“奇葩”的弟娃的人生趣事，看似随波逐流的三伯和吊儿郎当的弟娃，实际上都有各自的苦衷和别样的特长。他们那拧巴的性格和独特的活法，虽然给人留下了“奇葩”的印象，却也难以臧否和不可忘怀。如许的小人物的小悲苦，显示着他们自己的性情与性格，也折射着一定的时代与社会的某些侧影。读来令人怦然心动的，是怀念母亲的《母亲是被泪水淹死的》。“母亲十七岁上嫁到阎家”，一方面要受婆婆的折磨，一方面要持家和下苦，“忍气吞声地向前熬着”。等到终于不辞辛劳地把孩子们拉大了，“升学问题，工作问题，婚姻问题一大推摆在母亲面前”，“操心这个，操心那个”。结果，不仅“身体累垮了”，还“精神受了刺激”，常常为“个个命苦”和“节节有难”而“大哭不止”。最疼爱自己的母亲在1976年3月病重弥留之际，阎纲自己也在这时因胃出血在医院紧急救治，“直到母亲断气，母子终未见面”。一句“我苦命的妈！”内含了多少感念与哀叹、愧悔与遗憾。一个一辈子都在付出和奉献的勤劳又贤惠的伟大母亲，也让读者为之唏嘘，为之感动，为之纫佩。
“逆旅”一辑中，记述自己治病经历的《在病房》和记录女儿不幸早逝的《美丽的夭亡》，在如实的陈述与记录中，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心灵的悸动和情感的震撼。女儿阎荷无意中检查出了妇科癌症，因未能提早发现而错失治愈良机，眼睁睁看着聪慧可人的爱女一步步走向夭亡，阎纲痛心至极，欲哭无泪。日记体文章在写到目睹女儿“坚守着文静与尊严，明明白白走向人生的终点”时，阎纲用了“别了，三十八年的生命！别了，三十八年的骨血！”等一连七个“别了”的排比式表述，可谓椎心泣血，涕泪交集，如泣如诉，声声惊心。经历了这样的中年丧女的人生至痛的阎纲，不惧怕再会失去什么了。因此，当他自己几次因病住院治疗时，那种坦然面对和镇静自若就非常人能比。于是，两篇《在病房》讲到两次住进医院的情形，说到诊病与治病，都是轻描淡写，寥寥几笔带过，更多的笔墨是与医生护士聊说养生与人生，与友人畅谈文学和艺术，心心念念的是如何为家乡礼泉编书作文、“报恩乡梓”，“思绪万端”都指向文坛的现状与文学的发展，文人的本能与强人的本性，于此暴露无遗。
“知人”一辑，记述了作者与一些文人的过往，对一些作家的印象。在这些文章里，阎纲施展了评论家的独有特长，在往事记述之中侧重以细节描画人之性情，在人物评说中力求以简约的语言画龙点睛。如评说诗人、翻译家屠岸，“为人恭谦让，作诗真善美，古今中外皆备我，修得诗家老更成”。如评说毗邻而居的画家吴冠中，“丰满而瘦小，富有而简陋，平易而固执，谦逊而倔强，誉满全球却像个苦行僧”。如说乡党雷抒雁，“喜欢插科打诨，嘴上挂着俗文学，一不留神就来荤的；而且好辩，你说东，他偏说西，强调真理的片面性，最爱抬杠，兴起，放浪形骸，像个顽皮的小孩，不知毛发之既白”。说到既是上级领导又是文坛挚友的王蒙，也是言简意赅，画龙点睛：“能上能下”，“荣辱不惊，俯仰自如，指挥若定”，“是绝顶聪明的存在”。说到“五同”（同乡、同学、同事、“同案犯”、同乡会）的周明，更是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热爱生活，精力充沛，有求必应，有‘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和稀泥’的外交才能，是热心穿梭的文坛基辛格，八十啷当的顽童，从早笑到晚，越老越比儿子年轻，没大没小，人见人爱。”这些话语，既有形象描述，更有个性揭示，看似随口而出，信手拈来，实则天然工妙，恰如其分，精准得难以移易。这些都告诉人们，知人的要义，在于知性、知心。
集子里的不少文章，在忆人怀往时，还以星星点点的文坛记怀与往事拾遗，以点带面地勾勒出阎纲在当代文坛僶俛做事半个多世纪的大致脉络。如在文学评论方面，“十七年”时期在候金镜的指引下从事小说的阅读与评论，写作年度中、长篇小说年度概述，以《红岩》为对象，先后撰写《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红岩〉的人物描写》的评论文章和《悲壮的《红岩》》的小册子。在《文艺报》时为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大做宣传。新时期伊始，为刘心武的《班主任》作评叫好，为蒋子龙的小说集作序，大胆断言：“就我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而言，蒋子龙‘文起当代之衰’！”还有关于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作品，阎纲的评论都是及时而来，一言九鼎。这使得他的评论在文坛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与他所评论的作品一直相随相存。让人更为感慨的是，阎纲在文学编辑方面的累累业绩，被他的卓著的评论成就严重遮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阎纲在《和王蒙一起叫卖》等文章里，回忆了就任《小说选刊》专职编委时，编辑刊物求新求变，推销刊物不遗余力等情形。其他文章里还讲到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方面，在张炯、顾骧、刘锡诚等人的支持与帮衬下，创办《评论选刊》，在文坛首开评论推选的先河；在《评论选刊》停办后，又创办和主编《中国热点文学》，推介有分量又有新意的文学作品，一时间成为文坛内外的关注焦点。这些编刊工作以及阎纲主编的一些丛书的编选工作，我都不同程度地介入过，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我觉得，阎纲在文学编辑与文学“选家”方面的诸多独特的贡献，可能并不输于他在文学评论方面的卓越成就，至少是双峰对峙，平分秋色。把这两个方面总合起来看，阎纲在当代文学领域的作用就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既是独树一帜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无论艺术家描写的是什么人：圣人、强盗、皇帝、仆人，我们寻找的，看见的，只是艺术家本人的灵魂。”这段有关艺术创作的名言，适用于人们读解一切艺术作品，尤其适合品读“我手写我心”的散文作品。阎纲的这部《我还活着》，“纯情，传神，带体温”，在忆往怀人，谈文说艺之中，口陈肝胆，披心相付，实际上也把自己的心性袒露无疑。敢说真话，巧说实话，刚正不阿，桀骜不驯，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严气正性、风骨峻峭的知识文人的形象与精神。因而，他的《我还活着》和他的其他著述一样，当会留存下来，既成为“年齿九十”的阎纲“活着”的切实证明，也成为“其言也真”的阎纲“在说”的重要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