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文学传统的重要一翼,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直接而富于创造性地参与了民族精神和时代风尚的熔铸和锤炼。一方面，它以女性解放为精神旗帜，勇敢地挑战、反抗几千年来积淀生成的文化秩序的统治和奴役，致力于女性个性的解放、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自主，为当代历史留下了70年间女性命运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女性生存悲欢离合的歌哭歌笑，构建起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壮丽文学景观，已成为中国文学生命流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从意象到文体、从创作原则到审美理想，全面显现出自己的质素与特色，其成就与魅力、经验与缺陷已凝聚成一种清晰而有益的镜鉴，彰显出不断增殖的历史与美学价值。
“十七年”的女性文学创作
“十七年”（1949-1966）的女性文学创作，总体呈现出一种鲜明而独特的时代特色。时代共性化的表达方式对女性文学的遮蔽，与女性文学对主流话语的认同，交织在一起投射到女性文学创作版图上，成为一段奇特的文学记忆。
迎着新中国成立的浩荡东风，女作家们簇拥在取代了父权权威的国家政治主流话语之下，分享着翻身的幸福和胜利的喜悦，集体转向了女性社会性认同与建构新中国女性形象的书写历程。其小说创作整体充盈着一种革命乐观主义气息，缠绵悱恻阴柔温婉的女性叙事被大多数女作家主动抛弃，女性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前史”时期“三座大山”压迫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苦难形象的文学表征，一跃成为敢于僭越男权社会的女性规范、同男人一样投身大时代的新中国“花木兰”形象，将女性的自我性别特质自觉投射到“男女都一样”的平等话语预设背后，勇敢地创造并实现着自我生命的社会价值。
即使如此，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审美经验还是以一种隐曲形式出现在女作家的小说文本中，摇曳出一缕缕美丽芳华。一些女作家运用内视角的观察和体验方式，通过展示女性个体敏感细腻的心理世界来呈现独异的性别体验和审美感受。正是这种艺术性的审美包装，使得女性叙述在一定层面上打破了男性叙事一统天下的文学格局，显示出独异的审美格调。茹志鹃的《百合花》和《高高的白杨树》采用第一人称“我”的讲述视角，以女性在感知外部世界时的敏锐纤细的情感流露，增加了小说的女性气息和女性感知的体验魅力。在李纳的《姑母》、刘真的《核桃的秘密》等作品中，这种叙述视角亦显示出一种良好效果。
除了在女性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中采用女性内视角来展现女性体验外，“十七年”的另外一些女性小说则通过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女性限制内视角相结合的叙述方式，尽力敞开女性的性别体验与生命意识。这类小说在讲述人物和铺叙情节时多采取外在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而在描写特定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的内在感受时，观察视点就会移位人物的限制视野中，即通过女性人物面对外在世界时心理刻画的展现，深入到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展示其性格的真实性和复杂性。
杨沫的《青春之歌》就是一个较典型的小说文本。考辨这部小说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首先必须承认它既是一部“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正史大书”，又是一部政治寓言式的革命文本。它生动展示了一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过程，并由此承载了特定的政治权威话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只有接受工农大众的思想改造和革命运动的斗争考验，投身于党，献身于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与新生。但在我看来，其成功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才是更重要、更具根本性的，即这部小说坚守了对女性自我生命体验的真切还原。女主人公林道静身上带有作者痛苦而又不乏欣悦的生命体验的影子，隐现出经历过崎岖生命历程、充满精神创伤的时代女性隐秘复杂的生命意识和感情体验。换句话说，就是作者在塑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林道静形象时，没有按照成熟的共产党员标准，而是较为细致生动地描写了其挣扎和摇摆于服从自我内心情感还是服从政治理性的曲折情感历程和生命体验，由此隐约传递出一种作者力图掩饰却未能完全抹去的女性意识。
林道静在走向革命的路途上不断遭遇社会各色人等，在成为各种势力争夺对象的同时也在选择前进道路的方向，这与她女性复杂敏锐的内心体验（非理性的感受）密不可分。在和“白马王子”余永泽恋爱时，面对余永泽借背诵海涅诗作的方式倾诉爱情，“道静听到这里，又看见余永泽那双燃烧似的热情的眼睛，她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隐隐的幸福和欢乐，使道静暂时忘掉了一切危难和痛苦，沉醉在一种神妙的想象中”。这段文字既有外在视角的叙述，也有内在视角的刻画，故事的叙述焦点与女性人物的内在视角交汇在一起，突显了人物心理体验的逼真性。面对江华的求爱尤其是当江华提出夜里不走的请求时，林道静更是被又激动又惶惑的复杂感受搅乱了心扉，她站起来走到屋外，双脚插在冰冷的积雪中，内心思潮起伏纠结不已：“在幸福中，她又尝到了意想不到的苦楚。好久以来，刚刚有些淡漠的卢嘉川的影子，想不到今夜竟又闯入她的心头，而且很强烈。她不会忘掉他的，永远不会！可是为什么单单在这个时候来扰乱人心呢？她在心里轻轻地呼唤着他，眼前浮现了那明亮深湛的眼睛，浮现了阴森的地狱，也浮现了他轧断两腿还顽强地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景象……”正是这种感性与理性相互碰撞的内心矛盾，显示出女性心理世界的多变、敏感与脆弱。林道静在理性上接受了江华，而感情的天平却倾向死去的卢嘉川，因为卢嘉川作为她革命道路的启蒙者，和她有着更为深厚的感情基础。这种在两个共产党人之间艰难抉择的瞬间心理，显示出一个青年女性的内心真实，亦显示了作家对女性主人公的心理认同。这种心理波动的存在彰显出的恰恰是女性意识的浮出水面。虽然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林道静还是以理性接受了江华的请求，把身体献给了爱她的革命伴侣，但如果没有上述精神彷徨的描绘，写她立刻顺从了江华的请求，毫不犹豫地将卢嘉川的影子从脑际驱赶出去，势必会削弱人性的表达深度，简化人物心理生成的复杂性，进而会导致人物的功能过分政治符码化，其真实性和逻辑性必将大打折扣。
同样，宗璞小说《红豆》采用的也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与人物内视角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回校参加工作的江玫住回到她当年在这所学校上学时曾住过的房间，发现了珍藏在房间里的两粒红豆，引起了对一段尘封的爱情往事的回忆：当年在这所学校里她和齐虹产生了爱情，却因为两人对待人生和社会的见解不同而最终分手。江玫的回忆使小说带上了鲜明的女性叙事色彩，女主人公那种敏感、温婉、微妙的内在情感体验被细腻地传达出来。从和齐虹相识开始，江玫的内心感受就十分复杂而纠结：“江玫隐约觉得，在某些方面，她和齐虹的看法永远也不会一致。可是她没有去多想这个，她只喜欢和他在一起，遏制不住地愿意和他在一起。”虽然理智上江玫明白与齐虹分手乃是必然，但分手时刻真正到来之际，情感上的阵痛使她对这分别充满了伤感：“她觉得齐虹冰凉的嘴唇落在她的额上，然后汽车响了起来。周围只剩了一片白，天旋地转的白，淹没了一切的白——”女孩敏感的心理直觉与非理性情感扭结在一起，对人物心灵世界的透视达到了一种人性的真实，非脸谱化的个性刻画成功摆脱了善与恶二元对立的模式，不仅增添了人物塑造的逼真性，更显示出女作家戴着脚镣跳舞时尊重女性意识的主动性思考。正是这种艺术化的表达方式，成为 “十七年”女性文学的重要亮点。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
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以降，在对历史大劫难、人性大扭曲的沉痛反思中，女作家们清醒地意识到，对女性感性生命特征的有意遮蔽，实际上是对女性全面发展权利的剥夺，是对女性独立生存价值的否定。张辛欣、张抗抗和铁凝是19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三位女作家。她们笔下的女性对感性生命欲望的大胆追求，是对女性“原罪意识”的清算和对男权神圣理性的挑战，具有全面实现女性自我生存价值的意义，也标示着本质意义上女性解放的复归。
张抗抗主要表现了对女性之美的关注和渴望，不仅仅是心灵的美、理想的美，也包括感性的形态之美。《淡淡的晨雾》中的梅玫，为了维护身任学院团委书记丈夫的正统标准，将一切女性美的渴望压抑心底。但在青春生命力躁动的春日里，一簇越墙而过的丁香花引动了内心美的欲望，她穿起了压放柜中的漂亮连衣裙对镜自我欣赏。女性美的本能与神圣理性的冲突在她心中激起一片波动：“26岁了，竟好像还没有开始生活！”“26岁了，还没有穿过一件花衣服。”“为什么就不能穿出去呢?这不正是女性的美吗?”她失落了女性美，实际是失落了自我的生活。虽然梅玫还在痛苦探索，但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感性生命之美的光彩驱散传统阴影的趋势已显示出来。《夏》中的女大学生岑朗，没有梅玫那么多的精神重负。作为这个时代孕育的新女性，她对于陈旧女性观的冲破更为勇敢，对美的追求也更为大胆。她喜欢穿着能凸显女性之美的带花边的绿衣服；她喜欢那张穿游泳衣的照片，并坦然地拿给同学和朋友欣赏，因为它充分显示着自己健美的女性体态的魅力；她自然大方地与男同学正常交往，与男生一起在欢快的琴声中歌唱，率真坦荡地释放着青春活力。这种对感性生命特征的鲜明表现，显示出岑朗追求全面发展的新型女性特质。
相比之下，张辛欣则更多地表现了女性对情爱和性爱二位一体的“爱”的追求。《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和《最后的停泊地》都振荡着女主人公焦灼呼唤的心声和苦苦追求的脚步。她让女主人公勇敢地追求灵与肉统一的完美爱情，因为女性需要爱，需要年青、健壮、俊美、活泼的男性生命，需要由爱而生发的恣情的欢乐，她们愿为这爱而奋斗，无论成功或是失败。《在同一地平线上》深刻展示了女性来自生命深处无法扼杀的本能欲望，这种爱欲是与神圣理性精神相对抗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并不因对人生目标的追求而否定“爱”的感情价值，恰恰相反，她特别迷恋“爱”为她带来的快乐与幸福，她甚至一度产生了要为“爱”而牺牲自己事业的念头。然而在有局限的社会条件下，追求自我价值全面实现的女性必然地要“在不变地去爱的本能和不断地保持自己的奋斗中苦苦地来回挣扎”。她们在这感性和理性的双重痛苦中最终“错过”或分手，既不是对爱欲的否定，也不是赞同事业对爱情的排斥，而是对神圣理性导致的女性感情特质扭曲和异化的沉痛反思。在对异化根源的探索中，张辛欣表现出将社会生存竞争作为重要因素的倾向，同时也对特定时代畸形政治和扭曲的人性因素进行了揭示和质疑。两位作家通过表现和肯定女性对自身感性生命价值的追求寓含了对社会的批判，如果说张抗抗因乐观自信于“美的理想”的到达而稍显肤浅，那么，张辛欣则因“爱的欲望”的实现多蕴痛苦而在深刻中不免带有一点儿偏激。
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是一篇探求女性幽微隐秘的内心世界，进而揭示女性生存历史、现状和社会秩序之间深刻矛盾的优秀代表作。“玫瑰门”是女性之门的象征，作者通过描写司猗纹由一个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逐渐衍变成“恶母”形象的不幸经历，串联起庄家几代女性的命运书写，淋漓尽致地剖示、分析、倾诉了女性内心的痛苦、焦灼、欢乐与渴望，揭破了女性在特定时空下受到的多重压迫。这压迫既来自于男权制度、来自于封建传统，更来自于女性性别本身、来自于女性之间的互相倾轧和相残。在女性意识觉醒发展的纵向历史链条上，作者又通过比较和暗示，揭示出了伴随着时代发展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与代际的进步。从叙事层面看，小说的主体部分采用第三人称来叙述故事情节、展现社会现实和人物命运；而在每偶数章的最后一节则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相结合的方式，既是女性自我对往事的追忆，带着当时的全部感受，又含蕴着现实时境中新的反思情感，构成了视点的错落性时差；人物的情感经历和生命体验交融表现，既拓阔了心理世界的空间层次，又双线并进地钩沉厘定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在生命形态；对外在生命形态的描写侧重于客观的现实性描述，内心世界的描写则侧重精神意识的流动，荒诞的梦幻与真实的感受错杂间糅，揭示出女主人公“外在自我”在现实生活压抑下的变形与“内在真我”构成的矛盾性，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灵魂迷惘和痛苦，思想的深度和力度标示出一个崭新的高点。
1990年代之后的女性小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自我剖白型，主要以陈染、林白、海男等为代表；二是民间叙事型，主要以张欣、唐颖、潘向黎等为代表。这两类女性小说的共同点十分鲜明，都是以女性身份、立场和体验来描写刻画当时的女性生活，而且主要是揭示都市女性（尤其是都市知识女性）面对急剧变动的商品经济大潮，在生活方式和生存意义方面的困惑与焦虑。其主题意向主要集中于女性置身于商业化物质时代中的尴尬处境、女性沉浮于都市流行的浮华爱情中所遭受的残忍掠夺与伤害、女性终难冲破男权中心黑暗罗网的悲剧宿命等几个层面。
在主题意向的第一层面上，女作家们以对当代物欲膨胀的都市生活的极度明敏与精准把握，生动细致地描写表现了女性陷身物质时代欲望之海中的种种困窘境况，如林白的《致命的飞翔》、张欣的《爱又如何》、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唐颖的《丽人公寓》等。这些小说中的女性，艰难地挣扎在令人疲惫灰心的婚姻家庭与竞争激烈紧张的工作双重压力下苦不堪言。一方面，她们被传统男权主义的女性价值观所要求和限定，在婚姻家庭中努力扮演贤妻良母形象，将智慧和灵性消耗在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的琐碎生活中，但这婚姻家庭却未能给她们以丝毫的安全感和支撑力，任何一点外力内因都能轻易击碎当下都市中的婚姻之瓶；另一方面作为职业女性，她们又必须参与残酷的社会竞争，与男人承担同样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却比男人更多地面临下岗失业的威胁。面对这一切，女性不得不付出较之男人更多的精神与体力，同时也收获着较之男人更多的辛酸与无奈。
在主题意向的第二层面上，女作家们怀着对当今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爱情极度匮乏、道德极度荒漠化社会现象的深切忧虑，反映了女性在两性之战中遭受的身心重创，如张欣的《城市爱情》、陈染的《私人生活》、海南的《我的情人们》、林白的《守望空心岁月》等。这些小说中的女性们，身处欲念浮动、陷阱遍布的生存环境中，饱尝纯洁爱情早已死亡的浮华滥情时尚的掠夺与摧残，无论如何警醒如何抵抗，都难逃为爱牺牲的劫数。
在主题意向的第三个层面上，女作家们公然祭起了女权主义的反叛旗帜，以抨击、拆解、颠覆男权文化秩序及其价值评判体系的女性话语，尖锐揭示了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中的严重扭曲异化乃至沉沦死亡的悲剧宿命，以及女性对这种宿命的绝望抗争。如张欣的《致命的邂逅》、海南的《蝴蝶是怎样变成标本的》、陈染的《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林白的《说吧，房间》和《一个人的战争》等。
从艺术层面看，两类女作家以挑战男权的审美勇气，以女性躯体与欲望的文学书写，以奇妙的女性话语生成方式，常常通过对性感及其性感区域的精确描摹，来讲述女性内心生活的那种渴望和欲求、那些绝望和祈祷，充分敞开了女性成长过程中的自我意识，刻画出女性对肉体的感受与迷恋，将女性的生命经验推到极端，营造出了一种复杂微妙而又热烈坦荡的个人经验世界。并以此来挑战正统的男权独断的文学，同时也挑战女性写作的极限，在文坛引起了爆炸性的轰动和极具震撼力的效果。
经由上述三个层面的主题意向的共同抒写，可以看出这些女作家对男权中心社会中女性的悲剧命运和艰难卑下的生存境况，始终持有清醒的认识和尖锐的批判否定。她们用细致的笔触描画出了滚滚红尘中女人永恒的悲凉：在封建社会男权文化秩序中，女人一生都是活在男人庇护之下的，毫无主体性可言。未出嫁时是父亲的女儿，出嫁后是男人的妻子和儿子的母亲，从姓氏到整个身心都系于丈夫的掌控之中。除此之外，女人别无其他身份，更没有“自我”“自主”的权利与自由。新中国建立后，妇女解放虽已取得重大成就（如女人走出家庭承担社会工作，与男人同工同酬，享有与男人同样的参政权和选举权等），但女性解放的历史征程却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当今社会生活中仍然普遍存在着性别歧视，如受过高等教育、各方面才能并不亚于男生的女大学生在毕业分配时经常遭遇“不要女生”的尴尬，工矿企业的女工往往首先遭遇下岗等事实便是有力的佐证；另一方面，许多女性骨子里依然没有摆脱依附男性的传统意识，自觉认同于男人是太阳，女人是月亮，月亮因太阳而生辉，妻子因夫贵而贵夫荣而荣的价值评判尺度。有的女性表面看起来虽然很要强很独立，甚至不顾体能限制誓与男人在任何方面都一争到底，但由于这种无所不能包打天下的“女扮男妆”，说到底依然是对传统男性角色规范的认同，因此它实际导向的是女性自身的迷失。正是针对这种令人难以乐观的女性生存现实，女作家们以自觉而清醒的女性主体意识，借塑造各种各样殊途同归走向悲剧宿命的女性形象，向女人们发出警示，向世人表明立场：女性只有彻底摆脱历史、文化、经济、心理种种枷锁桎梏，彻底摆脱对男人、对权势、对金钱的依附，彻底逃离将性别意识商品化物质化的恶俗陷阱，重新激活和发扬自由自主的个性意识，方能真正获得女性的独立生存价值和爱情婚姻幸福。
新世纪以来的女性小说创作，总体呈现出一种色彩斑斓的多元化态势，一批成就斐然的女作家如迟子建、孙慧芬、葛水平、邵丽、须一瓜、乔叶、滕肖澜等，不断推出兼具思想深度和优良文学品质的小说创作，有的继续推进对女性命运的深刻反思，有的揭示新生活境遇下女性面临的新问题，有的探索女性意识的全方位诠释，有的聚焦于更加丰富的广大社会现实人生，拓展出女性文学更为开放丰饶的审美视野，为今后女性文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来源：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