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总体历程回顾
黄平：白老师您好！正值当代文学七十年之际，《当代文坛》委托我请您做一个访谈。能否先请您简要回顾一下您的评论与思想历程？
白烨：我的文学评论生涯，起始于大学期间。当年在陕西师范大学上学时一直痴迷诗歌，毕业留校后开始写作诗歌评论。这一时期，先后就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写过赏析性的文章，发在陕西师大中文系主办的《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上。1980年代初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之后，主业是文学编辑的工作，但对于文学评论的兴趣有增无减。从这个时候开始，由诗歌评论转向小说评论，先就我较为熟悉的陕西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的创作撰写评论，后又扩展到铁凝、张贤亮以及“知青文学”等作家。这种以文学编辑为主业，以文学评论为副业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的结束。
1999年，我从社科出版社调到文学研究所。到文学所后，主要工作转为了年度文学现象梳理与宏观的文学走向考察，主要体现在当时我所参与和主持的几个项目上，这分别是《中国文学研究年鉴》《中国文坛纪事》和《中国文情报告》。《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由所长任主编，我任副主编，主要是年度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代表性作品的摘录与编选，并约请研究室人员撰写各个学科的研究综述等。《中国文坛纪事》由我编纂，是年度文坛重要的会议、奖项、研讨等重要活动的文献、资讯与文章的精选与汇编，以体现年度文学的演进与发展脉络。《中国文情报告》（也叫《文学蓝皮书》）由我主持，是年度文学创作情形与研究状态的观察报告，分门别类地梳理年度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进展状况与主要成果，并就倾向性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样的宏观性年度考察报告，在文学领域一直没有。这个《中国文情报告》的问世，算是弥补了当代文学研究中长久以来的一个空白。因为这几项工作都涉及当代文学的倾向观察与宏观研究，我自新世纪以后的个人文学评论工作，也多以倾向性的现象和宏观性的问题的研究为主。
说到思想历程，不同时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触动与变化，但对我来说，改变较多影响也较大的，是1980年代中期前后，文学界在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和文艺论争的频繁进行过程中，由“主体”和“文体”两个话题的研讨引起的思想震撼与理论思考。“文学主体性”问题在当时的文坛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与争论。文学的“主体性”在之前的严重失落、在当下的系统重建等观点，使我联系自己和反省自我，得到了深刻的启迪，认识到了“主体”对于文学从业者，尤其是创作者、评论者的至关重要性，这也促使自己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并逐步强化。我相信，这个时期的许多文学研究者都从这个理论思想中受到过启迪和得到了助益。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内开始出现关注文学文体的研究倾向与国外研究文体问题的理论著述译本，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或少见的，都极大地促动着人们打开眼界和开阔胸怀。那个时候，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的论断给我很大启发，使自己认识到思想与艺术的水乳交融，内容与形式的相辅相成，这不仅是文学的较高境界，而且是文学的基本要素。由此，开始有了自觉性的文体意识。“主体”与“文体”对我的启迪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使我深刻认识到在理论知识上不断吐故纳新的重要，在文学评论中不断学习的重要。这种作用对我而言，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令我终生受用。
黄平：在个人文学与思想历程之外，请您再谈一下对当代文学七十年的印象与看法。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与共和国一同成长，一道前进，走过了筚路蓝缕又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文学得到极大程度的发展与繁荣，铸就了文学自身的历史辉煌，也以形象与影像的艺术方式负载了人民的心声，传达了时代的情绪，讲述了至为感人的中国故事，铸造了最为动人的共和国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创作出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文艺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经典艺术形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推动我国文艺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文艺评论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弘扬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这是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七十年文艺事业的精到概括和高度评价。
人们通常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分成几个时段来看，如“十七年”时期，新时期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以来等。这里边最为重要的时段，是“十七年”和新时期到新世纪这两个大的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我们党“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因而，在文学和文化领域里充满了连绵不断的思想斗争与政治运动。一些具有新意和锐意的创作倾向和一些理论观点常常被看作错误倾向，并上升到政治层面来对待，这使文学创作的繁荣受到一定的影响，文学事业的发展也历经了种种曲折与坎坷。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文学事业是在“左倾”政治的压力下，负重生存，迂回前行。
在文学创作方面，由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提出和实行，以及文学界各方面力量的合力推动，“十七年”间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保青山林”（《保卫延安》《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等一大批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的佳作力构纷至沓来，以持续性的丰收和标志性的成果，形成了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小说创作的双峰并峙，并促动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的不断发展。
从1979年“四次文代会”到现在，即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是当代文学中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特别重要的四十年。新时期到八十年代文学问题的大论争、文学创作的新探索，促进了创作的持续活跃与理论批评的极大发展，更促动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的不断转变与更新。文学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广阔天地里，在生活领域不断开掘，在艺术表现上努力探索，在拓展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础上，以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有益养分的推陈出新，实现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化。进入九十年代后，面临市场化大潮的强劲冲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通俗文学的强势崛起，文学在寻求人文精神的坚定持守的同时，以适应市场变化的种种调整，在长篇小说创作、报告文学写作等方面，取得多样化的突破，并使建立于个性化的先锋性写作、市民化写作和个人化写作成为基本定势。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文艺创作和文艺传播的大力发展，使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新群体，出现了新形态。网络小说的类型化使网络文学自身得到极大发展，由此也带来各种观念的相互碰撞，各种手法的相互交织，各种趣味的相互杂糅，使得介入文学的元素混杂了，影响文学的力量增多了，中国当代文学遇逢了新的机遇，出现了新的格局，也遇到了新的问题，面临了新的挑战。
文学创作方面，无论从作家的代际与群体，文学的体裁与题材，还是作品的写法与样式，力作的数量与质量，都前所少有地多元与丰富。由中国作协主持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文学奖等国内重要奖项，不断推出一批一又一批的精品力作；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获得雨果文学奖、曹文轩获得安徒生文学奖等，都是当代文学前所未有的重要收获。我觉得，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累累成果加上“十七年”的重要成就，共和国的七十年文学已成为中国历史上无愧于时代并卓具时代特色的重要文学时段，已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并以独特的民族气韵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
黄平：您觉得七十年还有哪些重要作家、文学现象需要进一步研究？
白烨：当代文学中的重要的和比较重要的作家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也都需要进行深化研究。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没有谁被完全忽略了。但是，大多数的研究偏于代表性作品的具体性研读与细读性评论，作家的创作发展与艺术特色，尤其是结合所处的时代与环境给予历史性的考察和整体性的研究的，好像明显欠缺。在这一方面，当代文学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和发展空间。
另外，我觉得在重要的文学现象方面，1960年代的文学，关注与研究都很不够，在一些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著述中甚至被完全逾越，忽略不计。这一时期的文学，从创作到评论，确实单调和萧条，但陆续发现的一些诸如“白洋淀诗歌”和“《山花》现象”等，也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存在，而且与后来的新时期文学也不无关系，很值得予以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黄平：七十年来，现实主义一直是主要的甚至是主导的文学思潮，请您谈谈对现实主义的看法，现实主义还要进一步发展的话，您觉得发展的突破口在哪里？
白烨：确实，对七十年来波澜壮阔的文学潮动细加检省，我们不难发现，现实主义既是当代文学起始的源流，又是七十年文学海纳百川的文学主潮。正是现实主义写法的不断更新，现实主义精神的顽强坚守，使现实主义构成中国当代文学最为浓重的底色与最为强劲的主导，促进并带动七十年文学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单从长篇小说的创作来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辉的两类写作就有人们习称的“三红一创”，“保青山林”，以及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风云初记》，欧阳山的《三家巷》等。而在新时期之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和一些为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均为洋溢着充沛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力作，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炜的《古船》、余华的《活着》、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大新《曲终人在》等。
现实主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十年的顽强坚守，在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蓬勃发展，在不同时期都给我们提供了如实反映时代的生活与情绪的精品力作，给当代文坛培育了一大批不同代际相互衔接的重要作家。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也以光彩的一页载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史册。与此同时，现实主义七十年的坚持与发展，突破与新变，也在现实主义的自身演变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与问题，提供了不少值得总结的规律与经验。
从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来看，现实主义似乎时隐时现，时强时弱，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但回过头来再看，在这期间出现的各种小说创作手法，其实都为现实主义提供了很好借鉴，有的探索则直接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段，包括其精神内涵。在进入新时期不久，小说创作中不时吹来令人欣喜的新风。最先引人注意的，是王蒙在《深的湖》《高原的风》等中短篇小说中对“意识流”手法的巧妙运用，因为“意识流”运用得出神入化，作品在对人物的心理流程的探幽索微中，实现了由主观感受折射客观世相的特殊效能。随后，一些超越传统文学写作范式的倾向相继出现，既使现实主义一枝独秀的局面开始打破，又使现实主义的写法不断刷新，其中比较典型的，如苏童、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作家运用“先锋派”手法表现人物荒诞遭际与诡异命运的“新历史小说”，阿城、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等作家把当下现实生活与人物精神世界中的“文化遗存”当作描写对象的“寻根小说”。严格意义上说，无论是“新历史小说”，还是“寻根小说”，都没有脱离现实主义的路向，但他们超越传统写法的文学实验，却显然使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别样的色调和色彩，使得现实主义的写法更加开放了，又使现实主义的文学延展了。
现实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我觉得还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艺术手法上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兼收并蓄，使现实主义不断具有超越传统模式的艺术表现力；另一个是内在精神上的深化与强化，这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在我看来，现实主义文学，起点是现实主义的手法，要点是现实主义的精神。现实主义精神主要体现为在创作中对人的一种高度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以及命运的关注。因为关注人的现状、人的发展，所以会对环绕着人的环境的一些问题进行揭露或者批判，所以现实主义精神里一定包含着批判性和抗辩性。因此，现实主义精神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内核，那就是人民性。事实上，从作品的阅读感受与传播影响上看，在同行中更受好评、在读者中更受欢迎、在社会上更有影响的，也主要是那些眼里有大众、心里有人民的作品。从写作手法到内在精神，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创作的实处，化为艺术的成果，这应该是现实主义文学所以经久不衰，现实主义潮流所以奔流不息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 、文学现象分述
黄平：中国当代文学一个最大特点是地方文学发展各有特色，各地作协对此也大力推动，您怎样看待这种地方文学的发展？
白烨：地方特色确实是中国文学的最大特征。借用费孝通的“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的说法，也可以说“从基层上看，中国文学是地域性的。”而地域性的核心元素，就是乡土性。
文学与地理的关系非常密切。正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样，“一方水土养一方文”。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就从词章、艺术等方面，论述过南北艺文之差异，如“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泆纤丽之文”，“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等。特殊的地理环境、人文积淀造就不同的文化底蕴，不同的文化底蕴孕育不同的文人与文学。所以，地域性往往是一个作家最为明显的文化标记，由此也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和辨识度。如莫言与山东高密，贾平凹与陕南商州等，都是较为典型的例证。
宏观一点来看地域性，各个省市区的文学都各有自己卓具代表性的作家，甚至引人瞩目的作家群体，使得各个地方的文学各显其长。如河南文学、河北文学、山西文学、山东文学、陕西文学、湖南文学、四川文学等，名家较多，实力雄厚，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大省。我更看好的是江苏文学，他们从“40后”“50后”“60后”，到“70后”“80后”“90后”，都有重量级的作家，而且代际衔接紧密，总体实力更高别人一筹。
实际上各省区文学的内部，也有小的地域性的现象，值得人们关注和研究。如江苏的里下河作家群，苏州作家群；河南的南阳作家群、周口作家群；四川的巴山作家群、康巴作家群；宁夏的“西海固”作家群；贵州的黔北作家群；云南的昭通作家群等等。他们立足于本省，辐射向全国，既是本省文学的主要支撑，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接地气、有生气的基本力量。
黄平：您一直着力于青年作家的提携，对于文学新潮多有发现，能否请您作一简要回顾，对于当下青年作家的写作，也请您谈谈看法。
白烨：我对于青年作家的关注，始于新世纪之初与“80后”作者群体的接触。2003年北京春季图书订货会期间，北京开卷图书研究所找到我，说他们要召开一个“青春写作”的研讨会，邀我参加。我找来了郭敬明、张悦然、韩寒几个人的作品看了。因为读了他们的作品，心里就有了底。因此，我在会上说道：青春文学作者和青春文学作品，确实既不是编辑做出来的、也不是媒体炒出来的，应该说，是他们自己冒出来的。这些作者各有才华、各有特点，他们有读者，有人气，确实并非偶然。
在这个座谈会上发言以后，许多人知道我在关注“80后”的写作，于是开始有人找我。在2004年初，以“80后”为主体的苹果树网站编选“80后”的作品集《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请我写序。书稿有100多万字，收了76个作者的作品，把“80后”中比较突出的作者差不多都一网打尽了。书出来以后，我们和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频道一起做了一期节目，请来各地共二三十位“80后”作者，在北京聚了几天。和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之后，我越发觉得这个现象很值得关注，而主流文坛、传统文坛并没有真正而切实地关注过他们。然后我在一些场合开始提“80后”，包括接受媒体采访，为“80后”作者的作品作序等，也包括2006年间与韩寒在网络上的碰撞（“韩白论争”）等。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概要讲述过对“韩白论争”的自我看法：回想这一事件，在看似偶然之中，的确也有某些必然的因素。在我对于“80后”的评说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文坛与文人的视角与观念，如“走上了市场，未走上文坛”等等，而韩寒作为具有叛逆情绪的代表，把我看成了传统文坛的一个代表。因而，借用批判我来显示他们的存在与力量，这种两代人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观念碰撞，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我不幸或有幸被撞上并由我的文章而引发。这一事件的一个连带作用，是把“80后”这样一个代际概念，“炒”出了文学圈子，“炒”向了社会大众，使“80后”成为一个焦点现象和热门话题，为更多的人所知晓和所关注。
我虽然在走近“80后”，尤其是“韩白论争”中，受了一些误解与委屈，但却并没有减敛我关注“80后”的热情，我仍不改初衷地为他们摇旗呐喊，甚至还更为执着、更为坚定。这在我，是基于这样一些认识。第一，“80后”是一个既在成长，又在分化的文学群体。作为注重“自我”，张扬个性的一代，“80后”其实是由丰繁个体构成的多样群体，这一群体与我们这一代有诸多的不同与差别，而正因存在着不同，才需要走近，正因为存在差异，才需要对话，并在这种走近与对话中，彼此了解和相互改变。第二，“80后”们所置身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日趋丰繁复杂甚至暧昧难辨，而他们所具有的经验与能力，在应对这种复杂与暧昧时，常常显得简单和稚嫩，这使他们的成长，不仅不很顺遂，反而更添困惑，更具难度。作为他们的长辈，我们有责任以我们的方式和能力，去帮助他们，以使他们减少迷茫，添加清醒，增强自信。第三，从文学的代际更替来看，我们的文学、文化队伍，必然要由“80后”中的从业者接续上来，从后备军成长为主力军。事实上，他们中有一些作者怀抱着高远的文学理想，在以自己的方式默默耕耘，艰难跋涉；还有一些作者虽倾心于网络文学与类型小说的经营，但却在写作的过程中，表现出靠近传统文学的倾向。这些作者，都需要以评论的方式给予关注，施予助力，以促进他们尽快地成长与进步。
我们现在所说的青年作家，实际上包括了“80后”和“90后”。总体来看，样态既比较分散，群体也比较分化，有靠近严肃文学的，有靠近流行文学的，还有从事网络文学、影视文学的。靠近严肃文学的“80后”“90后”的一些作家，这些年都有很大进步，事实上已经成长为当下文学创作的生力军。至于以“80后”为代表的青年作家的写作的问题，我觉得他们真正需要努力和解决的，可能还不是具体的写作方面，而是随着人生上历练与文学上成长，文学视野上需要进而拓展，文学追求上需要更加执着，生活积累上需要不断丰厚。这些问题是更为基础性的，这些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自会迎刃而解，或者逐步更新。
黄平：就当代文学评论而言，您如何看待七十年以来文学评论的发展，以及当下的文学评论现状？
白烨：当代文学评论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重要一翼。作为整体文学事业的重要构成，文学评论在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文学发展中，砥砺奋进，破浪前行，所起的作用不可或缺，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如果说七十年的共和国文学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雄浑史诗的话，那么，文学评论一定是其中最为动人的精彩华章。
七十年文学可以分成几个大的文学阶段来看，文学评论与此相适应，也可分为这样几个大的时期来观察。总的来看，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一样，在七十年间呈现出了不同时期的繁荣与发展，但具体到不同时期，又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文学风景，从而也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浓重身影。
“十七年”中的文学评论，虽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下，时常受到各种各样力量的制约，但在作家作品的评论方面，还是尽其所能地取得了不小的收获，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对新人新作的推介和精品力作的品评两个方面。五十年代中期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论，六十年初期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虽然都被当作错误言论受到不应有的对待，但都可视为特殊环境下的理论与评论的重要收获，在当时和之后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来源：《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 白烨 黄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