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上年岁尾、起于庚子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2020年从一开始起步就很不平静也极不平凡。
疫情的不断发展，牵动着人们的心弦。原本在春季期间和之后要完成的阅读作品、撰写评论等系列计划，因为心烦意乱，无心打理，也一概搁浅。
但在这长达两月有余的时间里，也集中地干了一件事，那就是通过各种媒介的文字资讯和网络、手机的视频影像，了解疫情发展状况，观看战“疫”过程，虽然不无焦虑，却也兴味不减。直到3月16日方舱医院宣告休舱，各地援鄂医疗队开始陆续返回，一直紧绷着的心才稍稍放松下来。
从1月23日的武汉“交通管制”，到3月16日部分医疗队撤离，再到3月20日湖北各地的有序复工，可以说我国抗击新冠疫情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看到了许多惊奇，收获了很多感动，这种看似“无事”的“旁观”，其实也是一种特殊方式的“阅读”：“阅读”抗击疫情的种种壮举，“阅读”以武汉、湖北为主场的“阻击战”，“阅读”以战“疫”为主线的全国范围的“总体战”，在得到心灵的悸动，情感的陶冶，精神的洗礼的同时，也加深了对于疫情、民情、国情、世情的认识与理解。
诸多感动中的认知刷新
病毒无影无踪又飘忽不定，疫情突如其来又迅速蔓延，这不能不让人们心存畏惧，提心吊胆。但面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人们在心里始终深存一个良好的意愿，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依赖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依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依凭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依仗团结互助的民族精神，依靠英勇不屈的中国各族人民，疫情定能战胜，时艰势必克服，冬天一定过去，春天必将到来。
一切都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一一上演。发现疫情发作并判定是新冠病毒疫情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地区，以“交通管制”的方式，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以全力“抢救”的姿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人民军队和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抗疫医疗队从全国各地驰援武汉，这些来自卫生防护行业领域的四万多“逆行者”，与武汉湖北的医护人员一起，携手奋战在防疫抗疫和治病救人的最前线。与此同时，10天之内，火神山、雷神山两座新型医院拔地而起，在武汉等地还利用一些场馆迅速建起了16家方舱医院。全国人民和各行各业踊跃捐款捐物，支援和保障武汉的医疗物资、生活物资，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驰援而来；防控、运输、治安、快递等各个领域的志愿者忘我地奋战在防疫抗疫的各条战线，全国上下和各族人民如同一盘棋，拧成一股绳，打响众志成城、气势磅礴的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中国保卫战。目睹了这一场场令人称奇的战事和这一幕幕至为感人的情景，让人为之落泪，为之感佩，为之振奋，为之惊叹。与此同时，则是一些原有认知的刷新与旧有观念的改变。
感动中让人更新认识的，首先是驰援武汉和湖北的“白衣战士”所代表的广大医护人员。因为和平时期的求医问诊、看病开药，一直感觉医生就是在医院诊室坐诊，护士就在医院病房看护病人，一袭白衣，文质彬彬。但在病毒来袭，疫情严重的危难之时，他们奋袂而起驰援湖北和武汉，这种冒着极大生命危险的顶风“逆行”，等于参加战场上的“敢死队”奔赴前线。一位援鄂医生的因公殉职，两位援鄂护士的至今昏迷不醒，也证明去了就有不归的可能和牺牲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医护人员纷纷申请，踊跃报名，争先恐后，主动请战。这样的“敢死队”式的援鄂医疗队竟然组建了360多支，队员超过了4万多人。而他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全力投入病患救治的过程，更是让人看得惊心动魄，救活一个欣喜不已，逝去一个悲痛万分，则把他们舍己为人的医者仁心表露的无以复加。因过度劳累，体力透支，有的踉跄着挪不动步，有的累倒在了走廊里，有的晕倒了醒来后还连说“对不起”。看到这些，人们不禁眼睛湿润了，心扉也被撞击了。他们不仅是“白衣天使”，还是真正的白衣“勇士”。在武汉与湖北保卫战中的赴汤蹈火和舍生忘死，让人们真真确确地领略了蕴藏在白衣内里的“战士”的气度、“战士”的担当、“战士”的性格、“战士”的情怀。
感动中让人们重新认识并刮目相看的，是4万多医护人员里的一万两千多名以“90后”为主的青年群体。大概从“80后”这一代开始，人们明显感觉到各种因素构成的代际差异与文化“代沟”，并认为“80后”以及之后的“90后”“00后”，普遍有着比较自我、为人娇骄的不足，乃至在意识上存有一种“指得上吗”“靠得住吗”等种种疑惑。但这次武汉和湖北抗疫阻击战，以“90后”为主的青年一代医护人员，却给人们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他们不仅毅然决然地踊跃报名，而且义无反顾地冲锋在前；许多医疗队的女护士挥泪剪去秀美的长发，有的女护士发出“我没有男朋友，没有负担，我上”的请战宣言，有的女护士写下“如我意外捐躯，请做尸检以研究病毒”的遗言。就在武汉与湖北抗疫期间，许多“90后”青年火线入党，庄严宣誓后立即投入战斗。这些惊人的举动和感人的事例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鞠躬尽瘁为人民的革命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先人后己为家国的崇高情操。当然，他们也很难掩饰确实还是“孩子”的一面，比如，他们是各类明星偶像的“粉丝”，并且毫不掩饰对于“偶像”的热爱；比如，稍有空隙或尚有余力，会以跳舞、唱歌、演小品的方式活跃气氛，愉悦患者，由此表现出娱乐精神和顽皮情趣等等。但正如武汉中心医院护士长唐莎所说的那样：“哪有什么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在学着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和死神抢人罢了……”应该说，他们不仅学得像、学得好，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颇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的34名“90后”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抗疫一线挽救生命的情况，表达了发挥党员作用，打赢抗疫阻击战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你们青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道，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合格答卷。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一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这样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也是社会观感与人民心声的最好表达。卫生与医护战线以“90后”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在战“疫”中奋发蹈厉的使命担当，是全国各行各业的青年一代茁壮成长与强势崛起的一个生动缩影。“少年强，中国强”。
克“疫”致胜的两个主因
抗击新冠疫情这场公共卫生领域的战役，无论是先期在武汉打响并以湖北和武汉为主战场的阻击战，还是随即在全国范围广泛进行的疫情防控的总体战，经过党政军民的齐心协力和全国上下的艰苦鏖战，终于在2月中旬出现拐点。从2月17日开始，全国单日病例降至2000例以下，湖北和武汉则降至100例以内。而治愈出院的患者人数连续6天超过千人。及至3月10日武汉16家方舱医院休舱，3月20日全国本土新增确诊病例为零，我们的疫情防控战役显现出了令人欣喜的曙光，整体态势趋于好转，终于赢来了得之不易的阶段性胜利。虽然依然面临病毒外来输入的巨大风险和部分危重患者仍在积极救治的艰巨任务，但经历了疫情防控和病患救治的实战演练，提升了能力也增长了经验的医护人员，增强了信心又提振了精神的全国人民，必将在阶段性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努力，稳步进取，最终赢来抗击新冠疫情的“人民战争”的全面胜利。
武汉与湖北抗击疫情保卫战初步告捷，全国范围的外防输入的防控战不断见到成效，社会生活与经济建设逐步开始恢复，使得疫情控制日渐好转，整体局势不断转危为安，这些切切实实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这些来之不易的成功是如何取得的，这都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寻索与思考。《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爱德华·切斯诺克夫的《帮助中国战胜新冠病毒的七大秘诀》（见3月25日《参考消息》）的文章，从经验到投入，从体系到技术，讲述了他所总结出来的中国抗疫方略。拉美学者海因茨·迪特里希也在巴西某网站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中国抗击疫情策略的成功，是“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确实，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中能够有效控制并节节取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最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两个大的方面，即中国独有的制度优势，中国特有的精神伟力。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种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服务全体人民、保障全体人民根本权益，而不是为某一个特定阶级、特定集团利益服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所在。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制度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更使这一制度体系具有充分的组织性，坚强的凝聚力与有效的执行力，使得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更加高能高效，更有定力，更可持续。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总体战进行至今，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党中央、国务院总揽全局，精准施策，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全国各族人民从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参与、履职尽责，表现出了上下一致，步调一致的行动力与战斗力，真正做到了同心同德、齐心协力、
患难与共、众志成城，有组织有计划地按照总部署有效地控制住疫情发展，使我们的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彰显。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实地考察了中国抗疫之后评价道：“中方行动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这一敏锐的看法和精准的概括，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看到了事物的本质。
另一个主因，是中国特有的精神伟力。新冠病毒的侵袭无疑是我国近年所遭遇的一场大灾难、大危机。但对于经历了五千年历史演进与社会发展的种种磨难与巨大考验的中华民族来说，新的大疫情是一场新的大灾难，也是一次新的大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经过很多磨难，但从未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灾难磨砺人的意志，苦难锻造人的精神。中华民族正是在几千年的磨难中成长，在坎坷中崛起，并创造和积累了源远流长又内涵丰富的民族精神。在这次武汉、湖北和全国的防控疫情的阻击战、总体战中，人们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恢弘情景中，看到了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从踊跃参战，奋勇向前的生死拼搏中，看到了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从奋不顾身、救死扶伤的全力救护中，看到了医者仁心的大爱精神；从现场调研、就地攻关的院士与专家的辛勤劳作中，看到了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从令行禁止、克己奉公的群防群控中，看到了舍小为大的牺牲精神。这些行为中充分蕴含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一系列重要而优良的精神元素与道德品质，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关公民素质的全部要求和基本构成，在这次抗疫阻击战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示与全面体现。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此次战“疫”，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次大检验与总展现，这种深蕴于中国人民之中的民族精神的之伟力，是一切力量的源泉，是我们民族从过去走到现在的精神依托，也是我们当下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磅礴威力所在。
从国内看到国外
当新冠疫情在武汉肆虐，在湖北扩伸，在全国传播，中国上下举全国之力奋力抗击之时，人们都以为这只是与中国有关的事情，国人也把抗击疫情当成义不容辞的大事全力承担起来，负重前行，奋力抗争。这个时候的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袖手旁观者有之，冷嘲热讽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仿佛是一群看客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在观看一部发生在中国的灾难大片。但天有不测风云，病毒不胫而走，待中国通过“防控”“交通管制”“隔离”等手段，逐渐遏制住疫情发展势头的时候，韩国、日本、伊朗等亚洲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相继发生疫情，而且愈演愈烈，不少国家都超越了中国。因为光顾了看别人的“笑话”，完全失却自我警惕，未能做出应有准备，疫情在这些国家一直处于难防难控的被动状态。因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又毫无必要防备，使得他们在疫情的应对上手忙脚乱，资源也频频告急。而一直冷眼看笑话的外国高层领导怎么也想不到，顷刻之间，本国的疫情扶摇直上。
而已初步控制住国内疫情，稍稍松了一口气的中国，不顾自己尚处于恢复阶段，也不顾各种碎语闲言，立即向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塞尔维亚、西班牙等国紧急援助了所急需的防控疫情物资，有的还派出了专家和医疗队，开展了国际卫生安全的大救援。此外，中国还向世卫组织捐赠了2000万美元的资助专款，并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与需求，组织编写最新医疗方案、防控方案，分享给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可以说，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上，充分展现了应有的大国担当，也显示了正在崛起的“中国力量”，对于那些疫情严重又关系友好的国家，也尽到了休戚与共的国际主义义务，体现了无私救助的人道主义精神。
对于中国的国际救助，有着种种说法与看法。有的说：“口罩外交帮助中国提升了国际形象”；有的说：“中国成了全球战疫的坚强后盾”；有的说：“新冠疫情或成为美国的‘苏伊士时刻’。”这些说法都有根有据，因而都自有道理。但在我看来，疫情在世界范围的大肆蔓延，中国不计前嫌又不遗余力地全力救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有实效性的践行。如果说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说法，因高瞻远瞩，独步一时，在很多人看来还属于一个有待证明的理念时，那么，新冠疫情数月之间传遍全球，有人的地方都难以幸免，谁都难以独善其身，谁都难以置身事外，必须在资讯、科研、物资、措施、经验上进行国际合作，在出入境上进行全球联防联控，而由于一些国家彼此相互援助和合作防控，一度严重的疫情在一些国家已逐步减轻。这些生动的现实和切实的事例，已经在先前的经济贸易全球联动联通的基础上，进而由生命健康相关相连，进一步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四海皆准，提出的正当其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开放的外交思想，更是一种看取世界的中国方案，处理国际问题的中国智慧，是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进步的鲜明旗帜和重要贡献。
但正如有人说的疫情是“照妖镜”“显微镜”那样，这场新冠疫情也使一些奇谈怪论甚嚣尘上，一些妖魔鬼怪原形毕现。什么“武汉病毒”“中国病毒”“东亚病夫”等恶意诋毁和诬陷中国的言论，从欧洲到北美，不仅不绝于耳，而且遥相呼应。一些国家的领导高层甚至以此统一对外口径，极力造谣中伤，大肆折辱中国。我非常同意这样的说法：新冠病毒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政治病毒。因为新冠病毒可在防控中加以扼制，而政治病毒因与深层观念有关，已是顽固不化的癌变痼疾。看到造谣生事的政客比比皆是，既让人郁闷，又令人无语。
在我不时陷入不解的困惑时，突然想到不久前读过的理由的《荷马之旅》。这本书在寻访西方文明的源头时有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在人性裸露初期形成的希腊精神的初心，崇尚的是“阿基琉斯”式的个人主义英雄，尊崇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石之上的所谓自由精神，正是西方文明亘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从过去到现在，好像一切都变了，又好像一切都未变。当下社会西方世界某些政治精英的精神迷狂式的表现，基本上就是这种文化基因的深度发酵与再度作祟。因此，对有别于他们的文化的中华文化，不同于他们的文明的中华文明，他们从不相容，只会选择对抗，这是本能所在，天性使然，这在他们既自然而然又理所当然。这些都告诉我们，西方尤其是美国某些政客看似拙劣的言行与作为，让人难以接受，却又难以改变。因此，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竞争多于相互宽容，深层博弈多于相互借鉴，不仅完全难以避免，而且道路崎岖艰险。
与文学有关的思忖
作为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重大事件，新冠疫情涉及到所有的人，波及到所有的领域，包括文学艺术领域在内。作为“人学”的文学，面对与人密切相关的疫情，也必须就如何应对疫情，以及疫情如何影响文学等，做出自己的应对，进行必要的思考。事实上，自疫情发生以来，文学艺术界也一直在行动着，思索着。
从如何应对疫情的方面看，文学艺术工作者首先的任务，当然是严格遵从全国防控疫情的总体要求与具体规定，从认真做好自我防护和积极参与社会防控开始，在全国的疫情阻击战、总体战中，履行好一个公民的应有责任，发挥好自己的能动作用，为战“疫”取得最终的胜利努力奋斗；在此基础上，运用艺术的思维，文学的想象，以最为适当的形式，表现战“疫”的所见所感，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
从文学写作的特点与功能来看，无论是在之前的“战时”，还是现在的“战时”，最为需要也最能发挥作用的，主要是那些反映生活快捷、发生影响直接的文艺体式，如文艺类的歌曲、美术、摄影等，文学类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一些在疫情发生之后，及时创作的反映抗疫行动、声援武汉和湖北人民的歌曲，已经在广为播送和传唱中发挥了积极有力的作用。而中国作协及其下属的文学社团，以及全国各地的省市区地方作协，都在第一时间动员和组织作家和诗人等，或者奔赴武汉和湖北实地采访前沿一线的抗疫斗争，或者就当地的抗疫行动与援鄂医疗队的驰援过程，进行跟踪采访和战地写作。而身处武汉和湖北的作家，虽然面临更大的压力和困难，也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许多作家纷纷以散文、诗歌、日记的方式，从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观察，描述武汉的全民抗疫及自己的切身感受。我们已经从一些纸质传媒和网络传媒中看到一些及时反映战“疫”的人和事的纪实作品，相信不久我们还会看到有关战“疫”的更多更好的各类文学作品。
我认为，从广义的角度来看，那些来自武汉和湖北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及患者病友的一些诗句一般的“金句”（如“说星星很亮的人，是因为没有看见护士医生的眼睛”“武汉最美的不是樱花，是武汉人民感恩的心”等）、战地日记、方舱医院里的群体歌舞、走廊的涂鸦漫画等，都是战“疫”期间产生的重要文艺成果，而由于来自一线，完全自发，这些作品更带有“精诚由衷”的本质特性。这些作品以任情恣性、“苦中作乐”的方式歌吟无悔的付出与无畏的投入，洋溢着向善向上的乐观情绪和浪漫情趣，传扬了抗疫期间人们迸发出来的战友深情与斗争激情，在感染人、感奋人的同时，也成为抗疫这个重大事件的别样记述。我希望有心又有条件的人们，尽快收集整理这些零散又宝贵的特殊作品，并争取尽快出版行世，以飨广大读者。
当然，疫情的陡然暴发与全民抗击这一重要事件以及人们在其中的感受与应对，对于文学艺术的深远影响，更多的还应该是在观念的领域。比如，从党中央以人民的生命安危为旨归的迅速决断、精准施策和英明部署，各族人民和各行各业人士齐心而积极投入抗疫斗争并在不同角度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数万名白衣战士冒着生命危险驰援武汉与湖北，并在与病毒的殊死较量中治病救人，人们从“天使”变“战士”、“平民”成“英雄”的壮丽景象中，看到了国家的硬核所在、民族的精神所在、中国的力量所在，深切领悟到“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何以是文学艺术的神圣职责，从而更为切身和切实地加深了对于“以人民中心”的创作导向和文艺理念的认识与理解。其次，病毒的突如其来、疫情的顷刻蔓延、防疫的困难重重、抗疫的艰苦卓绝，也让人们从公共卫生这个全新的角度，更为清醒和深切地认识到守护人的生命健康的重要和保持人的生存环境和谐的重要，这或者使人们更加重视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有关的题材与主题，或者使人们在对于生活的观察与处理中，更加重视人的生存现状，更加强化生命意识。这样一些观念的变更与渗透，必将会给文学创作和文学事业带来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文学理念，在新时代文学的创作发展和事业繁荣上，体现的更为内在，表现的更为深邃。我这样认为，也这样坚信。（来源：文艺报 | 白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