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叶黄了，树叶落了，秋深了。
一天夜里，成名夫妻做了一个同样的梦，梦见他们的儿子黑子。
黑子说：“我是黑子。就是那只黑蛐蛐。蛐蛐就是我。我变的。
“我拍死了‘青麻头’，闯了祸。我就想：不如我变一只蛐蛐吧。我就变成了一只蛐蛐。
“我爱打架。
“我打架总要打赢。打赢了，爹就可以不当里正，不挨板子了。我九岁了，懂事了。
“我跟别的蛐蛐打，我想：我一定要赢，为了我爹，我妈。我拼命。蛐蛐也怕蛐蛐拼命。它们就都怕。
“我打败了所有的蛐蛐！我很厉害！
“我想变回来。变不回来了。
“那也好，我活了一秋。我赢了。
“明天就是霜降，我的时候到了。
“我走了，你们不要想我。——没用。”
第二天一早，黑子死了。
一个消息从宫里传到省里，省里传到县里，那只黑蛐蛐死了。
这是汪曾祺《聊斋新义》中的一篇《蛐蛐》的结尾部分，是汪曾祺根据清代杰出小说家蒲松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促织》改写的。蒲松龄的《促织》原文结尾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写书生成名按照梦境捕得一头“促织”，“巨身修尾，青项金翅”，准备“留待限期，以塞官责”。没想到，被成名儿子弄死了。儿子害怕，跳了井，捞出来后奄奄一息。后来，儿子变成一只又小又黑的“促织”，战胜了村里有名的“蟹壳青”，被抚军送进宫中，“举天下所贡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一切异状遍试之，无出其右者。”龙颜大悦，赏赐抚臣名马衣缎。成名也因此有了功名，儿子也复活了。“不几年，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俨然成了锦衣玉食的富绅显贵。而汪曾祺《蛐蛐》却是一个悲剧，他不同意蒲松龄“大团员”结局的安排，试想，一个小小的虫子，只是因为皇帝喜欢，就惊官动府，逼得老实巴交的成名“薄产累尽”，儿子跳井。这是符合当时的现实的。怎么后来会有成名因此发迹发家，儿子复活，这样的喜剧结局呢？汪曾祺认为，这是蒲松龄在“和自己吵了架”，是当时“封建统治的酷烈”，迫使他于不自觉中化愤怒为安慰，这是蒲松龄思想上的历史局限性。
汪曾祺，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受戒》《大淖纪事》《京华心影》等。他是从校园文学走出来的作家，他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在那里生活了七年。他的创作就开始于西南联大，他当时师从沈从文先生，与同学创办校内文学杂志《文聚》，经常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后来他曾自豪地说：不进西南联大，我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作家。他的作品，在中国校园文学馆有馆藏。
汪曾祺改写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遵循了“小改而大动”的原则，我认为，这里的“小改”即尽量小的改动原文的情节，所谓“大动”，即改变原文的思想内容，甚至是颠覆式的改造，在原故事里注入现代思想内涵。汪曾祺曾说：“我想做一点试验，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他改写的13个聊斋故事，是“从哲学的高度，审美的视觉”，对故事、人物注入了更多的现代意识，也注入了更多的生命性灵，更多的人性幽微，充溢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
蒲松龄的《黄英》写顺天府的马子才爱菊，听说金陵有好品种，便驱车前往，求得两棵幼苗，路上遇到了陶氏姐弟，相谈甚欢，便邀请他们住到自己家中。陶三郎建议马子才卖菊赚钱，马子才自命风流高士，非常鄙视。陶氏姐弟卖菊有了积蓄，盖起了房屋，建起了高楼，购买了田地。马子才妻子死后，娶了陶氏姐姐黄英，可他以黄英有钱而感到羞耻，不用陶家物品，不住陶家楼房，认为这样“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黄英没法，只得于园中盖起茅屋，让他居住。汪曾祺非常不喜欢马子才的这种迂腐虚伪，觉得他俗不可耐，删掉了蒲松龄原文中马子才跟陶氏姐姐结为夫妻的情节，渲染了陶氏姐弟作为菊仙的神奇，从审美的角度表达了“人即是花，花即是人”的现代审美意识。
汪曾祺的《瑞云》写杭州名妓瑞云越长越好看，快十五岁了，老鸨让她接客，她向老鸨提出：钱，由妈妈定；人，要自己选。一时间，王孙公子、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纷纷登门求见。但没有一个人能入瑞云的眼。余杭的书生贺生来了，瑞云一见钟情，但贺生很穷，没有能力与瑞云常相厮守，就刻意疏远她。一天，一个秀才来见瑞云，用手指在瑞云的额头点了一下，瑞云头上便留下了黑黑的指印，越来越黑，越来越大。不能见客了，老鸨便虐待瑞云，让她跟老妈子一块干粗活。贺生知道后，怀念旧情，赎出瑞云，与她结合，夫妻恩爱。在这里，汪曾祺非常不同意蒲松龄对瑞云的描写，蒲松龄原文写毁容后的瑞云：她蓬首垢面地在厨下做活，“丑状类鬼”，用鬼来形容瑞云的丑状，汪曾祺很不赞同，说这样“很恶劣”。蒲松龄原文的主题是“不以媸妍易念”。汪曾祺认为，瑞云之美，美在性情，美在品质，美在神韵，不仅仅在于肌肤。小说的结尾，汪曾祺写瑞云因一位神仙医治，黑斑消失了，晶莹洁白，一如当年。瑞云的黑斑去了，贺生反而若有所失，他的爱抚不像先前那样温存了。瑞云轻轻地问：“你怎么了？”小说至此戛然而止。这个结尾像是突然关闭了房屋的大门，又哗啦打开了一扇旁门，而门外到底有什么，不得而知。或许我们会想，是贺生留恋过去，还是怕瑞云容貌复原后会变心？在整容美颜大兴其道的当下，容貌变美了，是不是心灵也会变美？还是人变美了，心却变坏了？作者没有说，让读者自己想去！
《快捕张三》的故事出自《聊斋志异》中《佟客》的结尾议论部分“异史氏曰”里的一段文字，似与《佟客》的主题无关。原文仅仅150字，汪曾祺把它“打捞”出来，改写成了1000余字的小说。写快捕张三因外出办差，新婚半年的媳妇和一个油头光棍勾搭上了。张三办完差提前回家，发现那个油头光棍从他家里出来。张三追问，媳妇不承认。张三在枕头底下发现了一枚韭菜叶赤金戒指，媳妇下跪求饶。张三让媳妇去死。媳妇说，那我得打扮打扮。好半天后，张三媳妇盛妆而出。张三催她自尽。就在媳妇要往脖子上套绳子的一刹那，张三把最后一杯酒一饮而尽，叭叉一声，摔碎了酒杯，大声叫道：“咍！回来！一顶绿帽子，未必就当真把人压死了！”汪曾祺的落脚点，就在于此。他看重张三的“顿悟”，欣赏张三的态度。这是一种现代意识，甚至是超现代的。在讲究“三从四德”的封建社会，是不允许这样的女人有立锥之地的。试问，就是在现代社会，能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包容心？因为类似事情而导致家庭不和、妻离子散、杀人报复的案例不是屡见不鲜吗？快捕张三的宽容，换来了夫妻的琴瑟和谐，恩恩爱爱过了一辈子，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最后还要强调一点，《聊斋新义》虽是改写，但绝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高水准的创作，是汪曾祺式的创作，语言是汪曾祺的，思想是汪曾祺的，而汪曾祺，又是现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