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见过吴思敬先生的人，都会被他身上鲜明的儒家风范所吸引：那温情的目光、谦和的微笑、亲切的语调，感受到一种暖暖的爱意。所以，朋友们称他为“诗坛仁者”。

仁者吴思敬，与人交往讲究“和为贵”。曾经有一个偏激的青年作者，大概是想引起诗坛的瞩目，就拿名人开刀，在网络上发布“刀劈谢冕、吴思敬”的战斗檄文。没想到，被“刀劈”的吴思敬全然没有痛感，反而哈哈大笑，把它当作趣事儿讲给学生们听。这样宽容的“大肚”，正是“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涵养。

吴思敬先生的仁爱之心，言传身教、影响深远。在一次北京香山诗会的夜晚，吴门几个已经毕业的博士，在他的房间相聚，我正好也在坐。在把导师叫作老板的今天，学生对导师的敬，已不多见，爱就更少了。但让我惊奇的是：其中有一位现在也是博导的北方汉子，与吴老师谈话，竟不时流露出儿子对父亲撒娇的神情和语气。这种下意识的真情流露，让我深切地体验到学生们称他为“慈父”，并不是空话。正是吴思敬先生这种仁爱精神的传教，才会有在四川峨眉山舍身崖看日出时，他和两个学生段从学和王珂——三个博导与在场群众，合力营救一个准备跳崖自杀青年的善举。

对学生是这样，对文友也如此。1981年，《诗刊》邀请吴思敬、陈良运、苗雨时、刘斌参加“读诗班”，这四位志同道合的青年诗评家结下了友谊。后来，陈良运的古典文论研究成就卓著，福建师范大学把他作为人才引进。但由于长期用功过度，不幸早逝。吴思敬一直怀念这位亡友，虽然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但深情内存。有一年夏天他到武夷山开会，会后不顾年纪大，冒着酷暑，特地绕道到福州，专程去探望慰问陈良运的妻子和女儿。令她们感念至今。

仁者吴思敬，同时又是智者吴思敬：一个超越了所处时代局限的先行者。

辩证法的精髓，就是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但由于特定时代的局限，对立统一原则，被片面地理解为“一分为二”，只讲对立和斗争，不讲统一；形成一种长期流行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吴思敬先生的卓越才智，就在于超越了这种时代的局限。新时期伊始，他就提出矛盾的两极，并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两极相通”。他既讲“一分为二”又讲“合二而一”，全面掌握了辩证法。这在当年的文化语境中，是非常罕见的。因为知识和观念比较容易纠错和更新，而思维模式一旦成为定势，则很难改变。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仅长期流行，而且新时期也未见大的改变。其原因，正如金克木先生所说：是已经深入到集体无意识了。

在一个长期只讲“一分为二”的年代，却产生出吴思敬这样一位擅长“合二而一”的智者，要说奇迹也不为过。不仅如此，他在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同时，又发现辩证法与儒家“中和之道”是相通相同的：两者都是讲对立统一规律。于是，他把两者相融相用。如果说，唯物辩证法主要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方法论；那么儒家的“中和之道”，既是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又是作为伦理修养和道德实践的准则。儒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充满着矛盾和对立，君子必须以“中和”为原则，来约束自己，毋过毋不及，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的有序平衡。

吴思敬先生痛感于当今社会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诗人精神的低俗，他在《欲为诗，先立德》的诗论中，阐述中国古典文论中诗品与人品相统一的观念，强调“是诗人，也是君子，欲求笔正，先要心正。”他还提出“诗歌伦理”，提倡美与善的统一。这既是对世风的匡正、对当代诗人的要求，也是一种“夫子自道”。在学界和诗界，吴思敬先生严于自律的道德修养，是有口皆碑的。

掌握了辩证法和“中和之道”的吴思敬先生，具有强大的理性，再加上他长期研究现代心理学，对人的心理、对人性看得很透；他很早就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智者。他担任过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中国当代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诗探索》主编，因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有分寸感、善平衡、富有全局观，所以在这些重要岗位上，都做得风声水起，广受好评。

但作为智者，他又不像一些“聪明”的当代学者那样，充分利用才智和知识，为自己谋私利；而是为理想，为文学的事业，为众人，专做聪明人不愿做的“傻事”。当社会进入商品经济的转型期，许多文人纷纷“下海”，他却和同道们精心谋划，使已经“放假”的《诗探索》复刊。数十年来，把许多宝贵的精力和时间，献给这个没有半毛钱收入的诗歌事业。

本来，仁者与智者是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人物类型，但在吴思敬先生身上，仁者的爱人与智者的为众人，是统一的。这应该归功于他的“中和之道”，把仁者的求善与智者的求真融为一体。这种“合二而一”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整体精神特质，或者说是一种特殊而罕见的新的人物类型——和者。

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人和”。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和者筑善”：善于广结人缘，与各种各样的人物和谐相处。吴思敬先生当年北京简陋的家，一度成为朦胧诗人的聚集地。江河、顾城、林莽、一平、杨炼等青年诗人，常来这里挤挤一屋，促膝谈诗。1980年“定福庄”诗会后，他又与谢冕、杨匡汉、孙绍振、钟文等学界精英结下友谊。他还与当代最重要的老诗人郑敏、牛汉、邵燕祥、任洪渊、张志民、蔡其矫、李瑛、屠岸等，有着真挚的友情。总之，他与诗界和学界的各路神仙，皆有来往，其乐融融。和者吴思敬，已成为诗界和学界团结的一个中心。

但吴思敬先生的“人和”，不是“抱成一团”，而是要“和”有志者一起合作做大事。比如他和谢冕先生长达40年的友谊与合作。如果没有这对“双打冠军”的不懈努力，诗界和学界许多重要的事情是办不成的。比如《诗探索》；比如由他们各自领衔的北京大学新诗研究院，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众多影响深远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诗歌活动。他们长期合作所激发出来的正能量，是1＋1等于3，他们为新诗所作的贡献，已成为当代诗坛的大事和幸事。

这种广结人缘，善于合作的本领，常常使吴思敬先生在困境中找到新的出路，实现他的宏愿。比如，他与好友苗雨时先生合作，在廊坊师范学院连续举办“牛汉诗歌创作研讨会”、“邵燕祥诗歌创作研讨会”、“北岛诗歌创作研讨会”、“林莽诗歌创作研讨会”等。这些高规格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推动了当代诗歌研究的深入发展。

吴思敬先生与有志者的“合作”，没有私心，是为了新诗的事业。这些“合作”项目，一旦接手，他就全力以赴 ，埋头苦干，把所承担的事情做好，每一回都让合作者放心和满意。所以，他还有一个“实干家”的美誉。

但是，如果你以为和者吴思敬，是一个“和稀泥”的好好先生，那就大错特错了。他的“中和之道”既不是折衷，也不是调和，而是“和而不同”。在当代新诗研究的重大问题上，他既不宽容也不大度，而是要“站出来说话”，让人看到他不常见的、据理力争的、另一种凛然风采和严正风骨。1998年关于“后新诗潮”的讨论中，面对一些名家的全盘否定；吴思敬先生力排众议，在对“后新诗潮”深入分析和充分说理的基础上，作出“基本肯定”的结论，言之有据，令人信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在这背后，是他长期以来对90年代诗潮所作的深入而扎实的研究。

吴思敬先生与郑敏先生的诤友关系，曾在诗界传为佳话。他曾数次带领博士生们，骑着自行车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到郑敏先生在清华大学的寓所，进行访学。自1990年以来，郑敏先生的诗作特别是她的诗学和文化理论，在诗界和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吴思敬先生对郑敏先生非常推崇，他深入研究过郑敏的诗作和诗学，但他对郑敏关于新诗没有传统的观点，并不认同。他积极与郑敏展开两次的对话和讨论。2004年，俩人关于“新诗传统的对话”发表后，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因为对话双方是以一种平等的态度，进行真诚而深入的讨论，展示出来的是一种多维度的深入思考，极大地开拓了读者的思维空间。

争论之后，商量之后，两人仍然保持友好的关系。吴思敬还花费了很多的精力，编辑出版《郑敏诗歌研究论集》，为研究郑敏提供全面而翔实的资料。以前郑敏出版的文集，都是自序；晚年推出的五卷本《郑敏文集》，是她一生诗集和文集的总汇。她却破例请吴思敬作序，把作序的荣光赠给这位值得敬重的诤友。

“和者，无乖戾之心”。这是朱熹在对《论语》“君子和而不同”的注释中说的。吴思敬先生就是这种没有乖戾之心的和者，他不偏执，不走极端，心胸坦荡。这在戾气盛行的当今，实属难得。在学术研究中，他擅于把中外文化冲突中的各种对立因素：旧与新、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外来，运用“中和之道”，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和谐，是和者吴思敬为人和为文的整体面貌。和谐即美。

庞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和”或“中”，不仅是善，不仅是真，而且也是美。“和”是一种动态的美。（《中国文化十一讲》）这种和谐之美，就是“中和之美”。它并不是光芒四射，而是一种光辉内敛的美；或者说是一种温润如玉的美。

吴思敬先生有一张右手抚腮而笑的照片，那自在而澄明的微笑，焕发出来的正是和者的“中和之美”。

(原载《名作欣赏》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