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2023年11月1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央文史研究馆共同主办的“人民艺术家与中国当代文学——王蒙文学创作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与会专家学者以多重角度对王蒙的创作和成就展开了深入研讨。本报刊发孟繁华、宋炳辉、孙伟科三位学者的会议发言。

王蒙和他的青春写作

——王蒙与青春有关的两部小说

孟繁华

王蒙的文学成就饮誉海内外，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传奇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了解了王蒙的创作，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评价就会大体不谬。我希望谈谈王蒙与青春有关的两部小说，一部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人民文学》首发时题目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部是1980年发表的《布礼》。

20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前，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就已经开始。1953年9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周扬的报告肯定了四年来文艺工作“不容忽视和抹杀的”有益“贡献”之后，也对存在的问题作了如下概括：“许多作品都还不免于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这就表现了我们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薄弱的方面。主观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严重存在的。有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大多只是书面的政策、指示和决定中得来的，并没有通过作家个人对群众生活的亲自体验、观察和研究，从而得到深刻的感受，变成作家的真正的灵感源泉和创作基础。这些作家不是严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是主观地按照预先设定的公式来描写生活。”同年，冯雪峰在《关于创作和批评》的长文中也批评了公式化和概念化的问题，他甚至点名批评了刘白羽编剧的电影《人民战士》。认为这部作品不能感动观众，是“因为作品根基不是放在现实的真实的斗争基础上，而是放在作者观念上的斗争的基础上的缘故”。冯雪峰的观点和周扬几乎完全一致。

但我们发现，无论是周扬还是冯雪峰，都陷入了一个自己也难以自拔的怪圈：一方面，他们反对主观主义的创作倾向，反对从观念和政策出发，但他们同时又强调必须从政策的观点来考察、估量和研究生活，避免使自己掉进生活的大海里迷失方向。这说明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前，文学界面对创作出现的主观主义、概念化问题，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这一犹疑和矛盾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因此创作上确实出现了突破教条主义的新面貌，这可以称作是中国文学的“解冻”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首先突破禁区的并不是资深的、在文学界已经确立了地位的作家，而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这些作家成长的社会环境、接受的社会信仰、文学影响，都与理想主义有关。于是，他们以年轻的眼光对现实发出质疑。因此，我将这些写作称为那一时代的“青春写作”。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部世界或社会生活作出反映的，可以称作是“干预生活”的创作；一是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的，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

“干预生活”的创作更多的是要使文学重新担负起社会批判的职责，揭露生活流弊,这一趋向使文学界流行的“无冲突论”得到遏止，而一度衰微的批判性再次得到昭示。1956年9月，《人民文学》发表了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是一篇充满青春气息的小说，主人公林震作为制度和政治生活的“他者”，是以年轻人的单纯、理想和浪漫走进“组织部”的。他曾尊敬的上级和同事对工作和人生的态度，以他不能接受的方式出现，在他狐疑不解的目光中，刘世吾冷漠而又消极，处世哲学是得过且过；韩常新世故、虚浮却得到重用；王清泉那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却被容忍。此外，“组织部”处理日常工作的效率极低，工作中充满了形式主义。这些问题使一个年轻人的内心充满焦虑不安，但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这些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问题，从一个方面透露了现实生活已经出现的危机。年轻人浪漫的想象和亲身观察到的现实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认为是“干预生活”的代表性作品，小说发表不久便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肯定的意见认为小说是“去病的良药”，小说所表现出的真实性，“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否定的意见认为作家“把我们党的工作、党内斗争生活，描写成一片黑暗、庸俗的景象，从艺术和政治的效果来看，它已经超出了批评的范畴，而形成了夸大和歪曲。”“小说的主要缺点和小说的赞颂者们的言论，都表明着一种值得注意的不健康的倾向。”“在它的客观的艺术效果上，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是用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的偏激和梦想，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还是用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的忘我的激情和科学的‘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在这样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上，我以为作者王蒙同志和他的人物林震是一致的。”在这样一种批评气氛中，王蒙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文章，交代了小说写作的过程以及对文学观念的一些理解。

1956年代的青春写作，是中国作家对当代文学史的重要贡献。那些涉世未深的作家，以那个时代特有的单纯情感，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的真实想法。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一方面真诚地热爱、拥抱刚刚到来的新时代；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生活和情感抱着天真而又固执的态度。他们努力将不可能统一的二者统一起来，其写作难度可想而知。当然，时代不允许他们的天真莽撞，不久就遭到了激烈的批判。他们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思潮和创作倾向”。因此“干预生活”和表现人性、人情、爱情的创作，在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创作上的逆流”而成为禁区。20多年过去后，这些作品作为“重放的鲜花”重新面世。但是，50年代的王蒙、宗璞这些青年作家，他们不会油滑和撒谎，他们纯粹的青春气质至今仍然感人至深，令人眼眶湿润。

1980年，王蒙发表了小说《布礼》。《布礼》中的钟亦成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充满了热情并忠心耿耿，1957年，他莫名其妙地被划成了右派开除出党，送到农村改造。20多年的时间他受尽了灵与肉的折磨，尽管如此，“这20多年中间，不论他看到和经历到多少令人痛心、令人惶恐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偶像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不论有多少确实是十分值得宝贵的东西被嘲弄和被践踏，不论有多少天真美丽的幻梦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也不论他个人怎样被怀疑、被委屈、被侮辱”，他对共产主义和党的热爱仍然是矢志不移，仍然是“忠”亦“诚”。“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带着各种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来的子弹下，他的内心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感伤，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王蒙不认为《布礼》“是一篇自传性小说”，但他同时也承认：“在我许多作品中的人物身上，正面人物身上有我的某种影子。”他要实现的是“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对祖国大地、对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革命的追求，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他要“春光唱彻方无憾”。不止《布礼》，《蝴蝶》中的张思远、《杂色》中的曹千里、《相见时难》的翁式含等，他们的原型与钟亦成都有关系。因此，当批评家李子云用“少布精神”来概括王蒙的作品时，王蒙竟被感动得“眼睛发热”。

无论20世纪50年代还是80年代，对王蒙来说都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但是，那段曾经的历史还在我们今天的文学生活中挥发着影响，它还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我相信，50年代纯朴又干净的青春是有力量的，那不止是一种想象，它同样还会在生活中被我们亲身经历着。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世界视野赋予他广度和深度

□宋炳辉

作为中国当代作家典范的“人民艺术家”，王蒙从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至今已历70年整。70年来，王蒙的文学活动始终与时代同进步，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他始终敏锐捕捉和把握时代的脉搏，自觉担当人民文学的使命。他以2600万字的文学书写，贯穿了70年来当代中国历史，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他的作品不仅涵盖共和国的各个历史时期，也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被称为新中国的“心灵档案”；作为共和国文学的重要引领性作家，他不仅在小说、散文等文体创作中取得了卓越成就，显示了独特的艺术个性和魅力，也对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与文学经典做出了令人瞩目的阐释。他70年来笔耕不辍，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作品也在世界文学空间得以广泛地传播，并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在海外出版，为世界各民族读者了解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1980年，王蒙刚刚结束长达16年的新疆生活回到北京，便以“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来概括自己伴随共和国历史的成长历程，也以此标示出他的文学写作所主要依凭的焦点视域。当时王蒙还不到50岁，正值其复出后的创作喷薄而出之时。如今又40年过去，王蒙的文学世界已经蔚然成就为共和国文学空间里的崇山高原，大江大河。关于王蒙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许多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做出精辟的概括和论述。我想补充的一个观察角度是：王蒙卓越的文学成就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也源于其开阔的世界性视野、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兼容并蓄的艺术胸襟。反过来，70年作为“社会参与者”的文学人生，也使视野更为开阔、心态更为开放、胸襟更加宽广。

首先是王蒙世界文化与文学视野的开阔与包容。王蒙广泛阅读欧美、俄苏等各国文学经典。既有体现时代潮流的阅读，如50年代的“苏联文学的光明梦”和80年代的西方意识流文学、现代派文学；同时也有王蒙所特有的阅读书目。不仅他自己有着分布广泛的阅读书目，以此作为扩展文学视野的养料，在叙述、文体和语言等多个方面，身体力行地做出一系列探索，还提出“窝头加蜗牛，再加二两油”的著名口号，借助创作之外的其他批评和研究性文字，推进中国当代文学对世界文学多元资源的不断开拓。

其次，王蒙通过学习不同语言拓展文化视野，开辟文学资源，是同时代作家的引领和表率。王蒙认为，语言不仅是工具，更是一种文化，一个活生生的人群，一种生活的韵味，一种奇妙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多一种语言，就多一个舌头，多一双耳朵，多一双眼睛，更多一个头脑和一颗心，总之就多打开一个世界（《王蒙读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从俄语到维吾尔语，再到英语，无论是有意识、有规划的学习，还是在历史遭遇的应变学习，语言学习使王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不同语言途径阅读世界文学作品，并翻译文学作品（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维汉互译和90年代英译汉），因而比同时代作家拥有更开阔的文学视野，更丰富的文化经验。

第三，积极倡导作家学者化。王蒙不仅博览，还坚持在传统经典阅读和阐释中，关联和诠释当下。王蒙强调学习过程和目标兼顾，主张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政治、经济和人文艺术尽可能有系统了解和理性把握。这是王蒙的文学世界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向度同时呈现精湛，并历时70年新作迭出、创新不断的重要动力。他释读《红楼梦》和李商隐，阐释诸子百家经典，把自己对生命体验、生活经验、文学艺术的理解，注入经典，激活经典的意涵，沟通经典与当下的意义，同时启迪广大读者和同时代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而言，经验、灵感、变现手法固然重要，但广义的知识至少同样重要，它是作家自如地表现生活、自由地展开艺术想象，尤其是呈现知识爆炸时代社会生活的前提，更是作家葆有持续创造力的关键。这种视学习为生活重要组成和生命必要内涵的主张和实践，为中国当代作家的知识视野拓展做出了成功表率。

最后，王蒙以其个人的经历，为当代中国文学探索和提供了从边地经验通向世界文学的独特通道。王蒙的世界文学视野不仅内涵丰富，而且路径多样。20世纪60年代，学会维吾尔语的王蒙在维吾尔族朋友穆罕默德·阿麦德的帮助下，阅读了大量在塔什干（时属苏联，现为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印刷出版的维吾尔语书籍，并通过维语得以阅读同为突厥语支的乌兹别克语文学创作及翻译作品（包括高尔基《在人间》、奥斯特洛夫斯基《暴风雨中诞生的》等俄苏作品及其他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他通过乌兹别克语手抄本读到了波斯诗人海亚姆（Omar Khayyam，1048-1122年）的“柔巴依”体诗（The Rubaiyat，即四行体“鲁拜”诗）。这是柔巴依进入中国的主流渠道（即郭沫若经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转译）之外的另一种“柔巴依”。娴熟的维语能力使王蒙有机会读到并读懂了郭沫若汉译本、维语译本、波斯语译本和乌斯别克语译本，从而获得“四本集子情绪相近，内容却相差甚多”的独特体验。从当代中国文学内外交流的角度看，王蒙以其多语能力，不仅促进了汉语文学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学间的深度交往，更从内陆中亚及“陆上丝路”这一特殊路径，掀开古波斯文学和中亚文学的帷幕，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从传统中国文学视阈中的“边地”通往“世界”的特别通道。

多语学习和跨文化实践，使王蒙的文学世界形成多样的文化对照，在互为他者的文化审视中，成功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或被跨文化问题所纠缠，或在不同文化的交叉碰撞中形成跨文化的批判性视域，从而大大拓展了人物的精神深度，浓缩或聚焦了现代进程中的国家、民族和个体所遭遇的重大问题。同时，跨文化经验也成为王蒙作品发生的重要乃至关键性契机，如以内陆草原为场景的《杂色》，正是在大洋彼岸的异文化对照和启示中展开本土想象的典型案例。王蒙的这种视野、心态和胸襟，既成就了其品格独特的文学艺术，也形塑了他的精彩人生，还为同时代和后辈作家做出了表率。以他的身体力行、积极呼吁和引领，在思想界、文学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新时期文学很快就拥有了丰富多元的文化参照系，为中国当代文学开辟和拓展出更大的世界文化与文学视野。

（作者系《中国比较文学》主编）

王蒙之于当代红学的贡献与意义

□孙伟科

中国现当代作家大多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也都是关心《红楼梦》和红学的。王蒙可以说是当代作家中研究红学的杰出代表，他对红学的贡献和鲁迅、茅盾、巴金处于同一层次、同一高度。在当代作家中，没有一位当代作家能像他那样如此专注研究《红楼梦》、评点《红楼梦》、逐回仔细分析《红楼梦》，不断有红学著作出版，更通过各种渠道向文学爱好者和红迷讲解、普及《红楼梦》。

王蒙说红学是中国化的一门学问。他关于《红楼梦》思想与艺术分析的命题，如话题性研究、钗黛合一新论、贾宝玉是疏离派、人物描写的长廊效应、天情的体验和伟大的混沌等，都超出了传统的文艺理论范围，这使得很多学者感到不好归纳王蒙的理论观点，甚至认为他没有理论，只是写出了一个作家的阅读感悟。其实，在王蒙的《红楼梦》研究中，文本作为理论的本体是先于任何概念的。王蒙不是从既有教科书式的理论出发的，也不是从定义出发的，而是从作品实际出发来总结命题、论断、话语，包含着对既有文艺定义、教条的突破。因此，王蒙的红学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建设、学术体系建设具有前瞻性意义，可以说是从创作者的角度全面总结了红楼梦的文学经验，对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有重大学术价值和意义，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应用。

王蒙的《红楼梦》研究没有按传统红学的路径行走，在红学家集中关注的那些红学难题（如版本问题、家世问题、曹学问题、探佚问题）上发表议论、撰写文章，所以有些人不承认王蒙是红学家。甚至，对于他将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合起来一起看的做法，也有人认为是他不懂红学。其实，这恰恰是王蒙的《红楼梦》研究的创新之处，他不拘泥于既有格局，敢于打破既有版块开拓新天地，使红学成为一门与时俱进的学问。从某种角度来说，红学在新时代想要有所发展，是需要这样的拓展与创新的。

《红楼梦》的文学经验，是更值得认真研究与总结的研究领域和对象，是新时代中国文艺走向新的高峰的借鉴。王蒙依据自己极其丰富的创作经验，对《红楼梦》成为文学经典的道路做了系统的阐述，是一本打开的文艺学教科书，其学术意义非比一般。作为当代作家红学的代表，王蒙走的是一条学者的道路。他是新时期作家学者化的提倡者，更是践行者。他在学术上坚持民族本位立场，批判拜倒在西洋名词之下食洋不化，批评在理论实践中对当代文学“观念先行”的隔靴搔痒。

王蒙是一个无比关注红学生态的人。他一方面对红学史进行历史反思，反对偏执的、极“左”的、政治化的红学，反对教条统治下的红学观点（如人物分析的两大阵营说），反对这种观点下对红学生态的危害；另一方面，他热心扶植新人。他对索隐派的观点、对很多作家红学的一得之见，对联类无穷的想象红学，也并不急于判定高下真伪、判冤决狱，而是采用宽容态度，“风物长宜放眼量”，表现出了一个大国文学家、理论家、红学家应有的气度、胸怀和眼界。是的，红学早已超出了文学学科的范围，成为当代中国精神现象学的研究对象之一。

王蒙还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热情支持者。他数度受邀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红楼梦学会解读《红楼梦》，更为中国红楼梦学会的青年学者的著作撰写序言和评论，鼓舞了广大学者，为当代红学走向繁荣发挥了最可宝贵的影响。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