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王锦第，字少峰，1947年去解放区的时候还用过王曰生的名字。生于1911年春天，属猪，与民国同岁。去世于1983年早春，应该是三月。
我不了解他，整天与我在一起的家人有妈妈、二姨、姥姥、姐姐、妹妹、弟弟，但是没有他。他基本上不像是我的家人。对于我来说，很多时候，他是神出鬼没的。我仍然记得的是，他见到我们孩子的时候现出由衷与慈祥的笑容，他说话南腔北调，他没完没了地对我们训诫，现在的话叫启蒙：要挺胸，不要罗锅，见到人要打招呼，要经常用礼貌用语说“谢谢”“再见”“对不起”，要锻炼身体，要吃鱼肝油丸，要洗澡和游泳，长大了男孩要服兵役。从他的训诫中，我获益其实很多。但我早就有体会，母亲是为我们操劳，他是对我们意欲有所教导，但我的反应是觉得可疑。
他常常不在家。母亲给他起的代号是“猴儿变”，说他像一只猴子一样，动辄七十二变。
王锦第先生和孩子们（其中男孩为王蒙）
1940年代，王锦第先生在北平寓所
1949年以后，在我的帮助下，他完成了他自己前半生的一大心愿，与母亲离了婚。我也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有时是长谈。他的再婚很难说带来了任何人生的起色。这与“五四”后的一批文学名著的提示不同。名著告诉我的是，摆脱了封建婚姻，获得了自由恋爱择偶，就一片幸福；我从他身上体会到的则是幸福的前提比仅仅自由恋爱要全面得多复杂得多吃力得多。
我的结论是，父亲是个理想者、追求者、失败者、空谈者、一事无成者、晦气终生者，我最反感的是他对我的诉苦。在我的父母身上我看到了，我极端热爱的“五四”新文化带来了伟大的希望与前景，同时也带给了另一些人以极端的上下够不着、左右都为难的撕裂与活活绞杀的痛苦。
我母亲董敏的认识有更为深刻之处。她认为她的最大痛苦是知道了“五四”新文化，然而，她不是宋庆龄，不是谢冰心，她只能踩着缠足后释放的两只“解放脚”，无助无路地承担封建主义包办婚姻的一切罪与罚。故而她的一生只有愤怒、冤枉与对父亲的咬牙切齿。
如果说我的小说《活动变人形》的主人公倪吾诚的原型是父亲，我只能为他感到羞愧、怜悯、轻蔑、刻骨铭心的痛惜，还有无奈和对自己这一代的些许骄傲。写他暴露他的儿子的光明底色与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与父母的罪与罚，成为过分鲜明的对照。
都写到《活动变人形》里了。那一代人的狼狈尴尬，我认为是历史与社会的造孽，他们这一代人的悲剧是我从少年时代坚决追求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基点，而我的做人处世，必须以老爷子为反面教员。要脚踏实地、要节制自我、要反求诸己，尤其是，一生不做伤害女性的不负责任的事。当母亲在父亲去世时向我宣称他的离世是“除了一害”时，我更为母亲难过。
问题是，后半生，父亲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愈益自惭形秽，同时牢骚满腹。整天宣称自己在大学里与同事们在一起，他的地位是“次小尼姑”——语出《阿Q正传》，不想再做什么解注。他说往后他只能做“家庭主男”。问题是他在庶务上的拙笨与无能，更胜于其他，我完全意识到他做不成主男，只能是神经男、混乱男、饥渴男。我的感觉是他后来完全脱离了生活，也被生活所抛弃。他在“文革”中被宣布无权参加“文革”，我甚至有理由怀疑，他如果参加“文革”，也许会成为一个过激分子……他经常说什么“藏污纳垢”，还有新生活新社会的建立要几代人的时间。
但他仍然有一些知识，他教给我的仍然不少，我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是他带到家里来的。他给我讲关于老子的“天道”“人道”与农民起义的“替天行道”的口号；针对少作“年轻人”，他提出要理解领导干部“医心如水”的某些心态；关于列宁论唯心主义是“不结果的花”；关于“家大舍小令人家”的称谓——我才做到了从不闹“你家父”的笑话。还有对营养的口头重视，对西餐的正面评价，对游泳的入迷……
而且，一个现象我早已发现：《活动变人形》的读者与观众（已作为话剧立在舞台上了），面对我的无情的对作品主人公的非正面描写，更多的是同情，不是唾弃。
近年来，则是学界的一些人士，渐渐发现了王锦第，发现了他对中德学术交流的贡献，发现了他的某些著述，甚至还有新诗与散文。
我引为知音的上海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甚至找到了他的数量不少的译著文字，将之编辑成书。我读之大惊：一、我怎么不知道？二、他怎么从来没说过？三、他的译著与诗文，竟有一定的质量吗？
童年时期，我记得他失去了高级商业学校的职位之后连夜译书的情景，我翻翻他的译稿，全然不解，只觉得佶屈聱牙，不是人话。而他应范文澜老师之邀去位于邢台（顺德府）的北方大学数年之后，随解放军入城回到北京，他竟然没有入党。这更使14岁的地下党员王蒙无法不相信，他革命的结果多半是并不入流。
我想起了他与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的友谊，但老爷子年轻时拼过的德国哲学我太外行。我猜测他算是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变局、此起彼落的变数。后来，他似乎否定了他翻译海德戈（应是海德格尔）、士榜格（施普朗格——哲学家、教育家，曾被誉为现代教育之父）、胡塞尔（哲学家、散文作家）的著述的价值，他否定了他自己的前半生，他在他的儿子王蒙面前更不想说他还留下过什么文学痕迹，虽然他念念不忘在北大上学时，与他同室的有李长之与何其芳，甚至于，李长之还著文称赞过他的诗作。而王蒙，长期以来听到他的室友同学名字的时候，浅薄势利的反应是：“原来，就属你没什么出息。”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1983年他去世后，我曾多次梦见双目基本失明的晚年的他，在晚间，在胡同里踽踽独行。后来，这样的梦也就消失了。他已渐行渐远。此次从《王锦第文录》清样中，读到他在一篇散文里写到（从日本经韩半岛）留学归来，见到了兰（母亲）和洒（姐姐）蒙（我）的微笑，使他开心。此外，到生命结束时为止，他一无所有，一无所成，不被各方面各亲属所承认，受到了种种抵制。
突然，近几年，先父开始有了一点点咸鱼略翻身的迹象。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隽先生发表文章，肯定了王锦第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贡献，肯定了王锦第作为学人的存在。郜元宝教授也在他的两三篇重读《活动变人形》的论文中，反复对比作为启蒙一代的倪吾诚与作为革命一代的倪藻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若断若续的关系，因此也免不了为倪吾诚及其原型王锦第之间的某种显差而嗟叹不已。此时，他与后妻生的小儿子，已经自杀多年。是不是罪与罚仍然余波未了？
近来，在朋友帮助下，我证明了“我父亲是我父亲”，以我的长孙的名义领到了他与后一个妻子的安葬证；忙活了一阵子，在可预见的未来，免去了他们的墓地作为无主坟墓被平掉的可能。
历史和时间，慢慢会使万有各归其位。谢谢郜老师，谢谢我的老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幸看到老爷子文录的出版，王蒙惭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