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老北京有两个地方我是经常去的，一个是王府井，一个就是朝内大街。

去王府井是为购物，那是当年北京最奢华的购物天堂，百货大楼，东安市场，还有八面槽那边五芳斋什么的，在那里可以买到别处买不到的物品，都是让人流连的场所。从北大这边的中关村去王府井，现在看来觉得很远，当年我们并不觉得远。乘32路公共汽车到动物园，换乘3路无轨，百货大楼门前就有站。那时人少路宽，没有什么私家车，觉得通畅而便捷。

至于朝内大街，它离北大远，一个在西，一个在东，而且路有点儿绕，不若王府井方便。朝内大街不是商业中心，没有什么大商店，为什么是我常去的地方？其实就是奔着166号去的。朝内大街166号是很普通也很朴素的一座楼。但它在我的心目中却不普通，因为它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址。在北大上学的时候，作为读者，我常去那里淘书，当年物流不通畅，有些书外界买不到，只能跑出版社。我有时急着得到某本书，就不辞辛苦地去出版社找。有时自己跑不了，就托人。记得《周扬文集》就是托人在那里补齐的，《近代文论选》缺了一卷，也是在朝内大街166号找到的。

我拥有50年代人文版的《漳河水》《玉门诗抄》《天山牧歌》等诗集，这些书，我珍藏至今，是我从事诗歌研究的优良版本。记得解放初期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名义出版的解放区经典文本，如《王贵与李香香》《圈套》《佃户林》等，当时是以华北新华书店的名义出的，我也尽量购买，遗憾的是买不全。除了诗歌，早期的文学经典都有人文版的，赵树理的作品，丁玲的作品，也都成了我的收藏。后来人文版的书出多了，我的采购和收藏面也随之扩大。中国的四大名著、《鲁迅全集》我用的都是人文社出的版本。西方的名著，《莎士比亚全集》早先的版本和后来的版本我都有，《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精装本则是我书房的最爱。

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有安全感，它的严肃、认真的编辑作风让人放心。人文社给读者和作者的印象是庄严、敬业、坚守，不论外界刮什么风，它从来不随波逐流。作为一家企业，它更像是北京传统的百年老店，注重自己的声誉。这在外界的人看来不免有点儿矜持，但它知道自己的位置，珍惜自己的传统，它对书、对版本、对作者都很“挑剔”。几十年来，人文社只出好书，不出坏书，出畅销书它并不拒绝，但前提是必须是好书。这一点，业界几乎没有异议。

以上所说，是我作为读者的感受，是停留于外在的观察的，这种感受近似于电脑的“硬件”。后来我有幸成了它的作者，这种感受是更加深入了，这是在与它的从业人员的交往中获得的，我从与我合作共事的编辑人员身上看到这家出版社的品质与精神。由此我知道为什么人文社会拥有这么雄大的作者群，为什么这些有成就的作者乐于把最好的作品交给它——因为它拥有高效优质的“软件”，它磁石般地、充满魅力地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作者。人文社稳定的而且不断扩大的作者队伍令所有的出版家艳羡，这也是事实。

说起来十分惭愧，迄今为止，数十年间，我个人只在人文社出过一本小册子。这首先是我自己不努力，写得少，而主要原因是由于我缺乏勇气，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都是高端的，当时需要仰望。在向人文社投稿这件事上，我有点儿小心翼翼，由于尊重，更由于敬畏，我深恐我的作品坏了它的名声——在我的心目中它不仅是庄严的，而且是有点儿“高不可攀”的。除了这一次个人小册子的出版（而仅有的这一次，如果没有出版社编辑的鼓励，我还是不敢），其他几次与它的业务交往，都是事关集体的或选编的项目。尽管如此，我还是从这些合作中感到了这家出版社不可抗拒的魅力。

谢冕 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

三个时期，三本（套）书，三位编辑

第一个时期，是上个世纪50年代，具体说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那时我还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那一年“大跃进”，上面号召学术也“放卫星”，也要敢想敢干。我们年轻而且无知，无知者无畏，我们开始（当然是得到上面支持的）批判被称为是“反动学术权威”的所有老师，“拔白旗，插红旗”，开始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因为是“大跃进”，要“赶英超美”，利用一个暑假编出了总字数七十万字的“红皮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接纳了我们，答应我们国庆节前出书献礼。记得指导我们的责编中有黄肃秋先生。黄先生是一位老专家，论辈分应该是我们的老师辈，他当然清楚我们当年的鲁莽，更清楚我们当年的无知和匮缺。他以宽容和豁达的姿态接受了我们，和我们“并肩作战”。这种“并肩作战”很特别，其实是，我们把北大所有的老师“打倒了”，黄先生充当了缺乏知识的一代人的唯一的老师。记得当时，史料上的，论点上的，甚至阅读上的所有疑点，都是黄先生一一为我们解惑。我至今十分怀念黄肃秋先生，怀念我们“没有”老师年代的这位实际的师长。

第二个时期，到了告别“文革”动乱的新时期，人文社再一次接纳了我。这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转型的时期，这时的我已经是北大的老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我们都是“劫后归来”，百废待兴。新时代焕发着勃勃生机，久经动乱，大家也都跃跃欲试。大概是1978年吧，我在一个偶然的聚会中遇到谢永旺，他那时已在人文社任职。我怯生生地告诉他我想写一本关于诗的普及读物，询问是否有可能出版。（这里需要对我的用语略加解释，为什么是“怯生生地”？因为人文社的高品位使我觉得有点儿“僭越”，我没有信心。）

谢永旺的回答令我吃惊，他热情而爽快地答应了，记得他当时说，这就是向你约稿了——尽管当时我连书的影子也没有。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北京书简》，我的第一本关于诗的“专著”，也是我个人在人文社出的唯一一本书。事情定下来了，因为是书简体，我开始一篇一篇地写。谢永旺极有耐心，他一篇一篇地处理。1979年底，全部文稿交清。就这样，我终于被破格地列名于它的作者的行列——尽管从那时到现在，我都认为我是不合格的一位作者。

一本名副其实的小册子，七个半印张，二百三十二页的窄窄的小开本，带给我的是学术研究和写作的信心。几乎就是从此时开始，我走上了比较正规的学术道路。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我毕竟留下了从冬天的冰雪中走来的重新起步的足迹。”回顾我的学术生涯，我要感谢谢永旺的领路，无论怎么说，对于我这都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

第三个时期，就是近年，我主持北大新诗研究所，其中一个大项目是《中国新诗总系》。这个项目，人文社一直在三年的计划中连续申报，而在我这边直到新诗所成立后才正式起步。出版社一如既往热情地接受了我们。承担此项工作的责编是杨柳，北大中文系1977级的学生，现在已是资深编辑了。总系计十卷，涉及近百年中国新诗的创作、理论和评论以及重要的史料，近千万字的浩瀚卷帙。总系除总主编外，十个分卷各有一名主编。杨柳一人面对的就是这样文献和人员都要十分庞杂的局面。

新诗总系的工作进展十分艰难，关于进度，关于版式，关于风格，特别是联系各卷主编的工作，因为都是专家和前辈（个别例外），她需要的不仅是细心和耐心，而且是谦恭和审慎。近千万的文字，早期的和后期的文字变动（简繁体和使用习惯），年号更迭（民国的和公元的），她一字不漏地日夜披阅，遇到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和手机短信、信件，逐一解决。至少三年的时间里，她全力以赴，她成了我的最辛苦也最得力的助手。杨柳的工作得到了所有主编由衷的赞誉，这些专家以不容置疑的坚定，同声称赞她的谦虚、谨慎、好学以及一丝不苟的认真。与她共事的专家一致认为这是最好的编辑，她的身上完整地体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传统精神。

文学界的良师益友

三个时期，三本（套）书，三位编辑，奠定并加深了我与人文社将近一个甲子的友谊。三位编辑中，黄肃秋先生是我的前辈；谢永旺是我的朋友，是同辈；杨柳则是我的学生，属于晚辈。跨度长达数十年的三代编辑，却是惊人地共同体现着这家出版社的传统精神。这种精神似是一种遗传，更似是一种血缘，在不同辈分、不同经历、不同学养的人员中承继着和绵延着。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这家出版社的优良传统，相信许多作者和读者也会从它的从业人员身上看到这种悠久的精神传承。朝内大街166号于是成了我们感到亲切的地方，使得像我这样平时懒于串门的人也不惮于途远劳累乐于往那里跑。

时间久了，我书房积存的人文社出的书愈来愈多，也由于此，我对人文社的了解也愈来愈深。举个例子，创刊于1978年的《新文学史料》，坚持至今已有三十五年，这份刊物保存了新文学发展中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它成为专业研究者得力的工具书。我作为它的读者，一直非常喜爱这份刊物。许多刊物因为空间小我都放弃了，唯有《新文学史料》我是一期不缺地保存了。像这样专业性很强的刊物，应该说读者面不会宽，销路也不会大，甚至还会赔本。但人文社坚持下来了，由此可见它非凡的定力。最近一件事实，是它斥巨资出版积蕴深厚的刘福春的《中国新诗编年史》。这家出版社有它恒定的价值观，只要对于文学发展有用，即使艰难多多，也要坚持。

一家出版社的人气旺，不在于它的办公室有多豪华，而在于它始终一贯的坚持。朝内大街166号是一座非常平凡的楼房，也可以说是貌不惊人，但它却赢得了海内外普遍的尊敬。这是因为，它注重的是“软件”，这与它的领导者的魄力和智慧有关，更与它的编辑和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以及敬业精神有关。听说朝内大街166号那座朴素的大楼要拆掉重盖新楼了，人们不免有点儿恋恋。但我相信，不管新旧，它始终都代表着中国出版界的高质量、高素养，它始终都是我们心中庄严而崇高的文学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