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哥伦比亚作家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的小说《坠物之声》通过展示历史断裂处他异性的存在，对该国的毒品恐怖主义场景和城市暴力史进行了重构。与此同时，作品在深入宏大历史裂隙的发现之旅中，揭示出当代哥伦比亚人在暴力与恐惧之下深陷集体无意识与结构性失忆的困境，并探索个体在与历史的对话中领悟自身命运与国家历史的连结，进而重建身份认同的可能。小说带有新历史主义的色彩，反映了巴斯克斯将文学视为构建历史的能动力量的创作理念，其对历史的讲述包含了未来的维度，寄托了作者对哥伦比亚和平前景的深切期望。
关键词 《坠物之声》 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 哥伦比亚 历史重构
哥伦比亚作家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Juan Gabriel Vásquez，1973—）2004年以长篇小说《告密者》（Los informantes）成名，七年后，他创作的小说《坠物之声》（El ruido de las cosas al caer，2011）先后摘得2011年的西班牙丰泉小说奖、2012年的法国罗杰·凯洛依斯奖、2013年度意大利雷佐里奖和2014年度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令他成为“哥伦比亚获奖最多、在国内外声望最高的年轻一代作家”。
巴斯克斯致力于对哥伦比亚当代历史进行个人化的书写，作品带有实践新历史主义的色彩，考察官方历史与个体记忆之间的复杂关联。《坠物之声》作为其代表作，通过法学教授安东尼奥·亚马拉对参与哥伦比亚早期毒品贩运活动的飞行员里卡多·拉维德个人历史的追溯，重构了该国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期的毒品恐怖主义（narcoterrorism）场景与城市暴力史，与此同时，安东尼奥本人作为无差别暴力之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直面自己的身份认同困惑，开启了一段“回到过去为个人处境和国家命运寻求解释的旅程”。
将史料辅之以想象，令文本呈现纪实与虚构的混杂状态，这既体现了巴斯克斯本人的创作旨趣，也反映出21世纪以来部分拉美作家的共性特征。如与巴斯克斯同列2007年“波哥大39”名单的豪尔赫·博尔皮（Jorge Volpi）、圣地亚哥·龙卡略洛（Santiago Roncagliolo）和亚历杭德罗·桑布拉（Alejandro Zambra）等作家均创作了从个人经历切入宏大历史叙事的小说作品。在此我们不妨借用以桑布拉为代表的智利文坛“子辈一代”的概念，将其拓展至一个更为广泛的拉美作家群体：他们出生于20世纪70、80年代，成名于21世纪，在暴力、政变和独裁的余波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其作品关注对自身成长影响深远的当代历史事件，叙事手法上则侧重描绘历史中的个体体验，流露出对“宏大叙事”的怀疑与焦虑，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充分观照。
作为上述作家群体的代表人物，巴斯克斯的创作理念显露出新历史主义的品格：“好的关于过去的小说是怎样的？是插入官方历史的篇章，尝试讲述另外的故事——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是尝试给出一个关于我们的过去的可供选择的版本，以此拓宽‘我们是谁’的概念。”本文从作家参与国家历史建构的意图出发，考察小说如何挖掘历史断裂处的沉默话语，呈现个人化的、多重的历史声音，聚焦人物探索历史真相的曲折过程和心理体验，讨论个体在与历史的对话中领悟自身命运与国家历史的连结，从而治愈身份认同焦虑的可能。
一、释放历史话语中被压抑的他者
新历史主义认为，“任何历史文本都无法客观而全面地覆盖历史真理，不可避免地受话语虚构性和权力性的编码”。为了走出这一困境，新历史主义解构官方历史的宏大叙事，重视非官方的逸闻轶事或零散插曲，往往以一种边缘的姿态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具体来说，就是试图向游离于正史之外的历史裂隙聚光，讲述大历史丰碑遮蔽之下的故事，通过对小写历史和复数历史的书写拆解、颠覆大写历史，将历史中遭受压迫与被隐抑的部分加以呈现，并在此基础之上，“理解这些故事是如何被湮没的，在当前情况下隐藏和揭示它们的又是什么力量”。
《坠物之声》对哥伦比亚毒品暴力史的反思与重构，正是通过释放历史阴影中被压迫的他者进行的。首先，作家对“他者”的关注来源于对政治话语的轻蔑和对“历史的官方版本”的不信任。巴斯克斯曾表示：“现有的历史充满空白和谎言，而我的作品是为了照亮历史中被扭曲和被阴影覆盖的地方。”暴力充斥的哥伦比亚病态社会令作家深感失望，这一态度在小说中时有表露，如安东尼奥与里卡多共同经历了街头暗杀后便对电视新闻感到不适，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一贯的装腔作势谎话连篇”，“这暴力的参与者是集体的，是大写的：国家、联盟、军队、阵线，我们波哥大人对此已然习以为常”（El ruido：45，18）。
在巴斯克斯看来，政治语言是“含混不清”的，而小说恰好能够对抗这种含混不清，赋予语言探索和理解真相的能力。因此在《坠物之声》中，作家凭借个人化的叙事将“所谓的客观历史”还原成“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恰似重新装满一个水分已经蒸发掉的杯子：“杯子是历史，而水就是个人经历。个人经历随着时间蒸发，留下的只有单调的事件、统计学数字和缺乏人情味的叙述。于是小说家便用人物独特的命运、独特的苦难、独特的胜利与失败将之重新填满。”《坠物之声》以安东尼奥对里卡多生活轨迹的寻访为线索，编织不同人物的多重声音，割裂宏大叙事构建的时间与空间的连续性，用零碎、片段式的拼接还原出主人公里卡多不完整的生平：空战英雄的孙子，被兴趣驱使成为飞行员，20世纪60年代末与美国派往哥伦比亚的“和平队”（Peace Corps）女志愿者结婚，又在另一志愿者的蛊惑下参与毒品贩运继而在美国被捕，90年代出狱回国，不久死于城市暴力。原本作为“小写的人”，里卡多会被理所当然地遗留在历史的阴暗角落，然而作家对这一边缘人物他异性的释放却令其成为祛除迷雾、还原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关键，如同“在熟悉的东西中嵌入一个楔子，而随之出现的裂缝则具有批评意义”。
里卡多晦暗、纷乱的一生与“毒品战争”这一大写历史相勾连，使得包括安东尼奥在内的旁观者产生猎奇心理。巴斯克斯索性采用讲述“逸闻”（anectode）的方式，通过日常化、生活化的微小表述在宏大叙事中打开缺口，从大历史的缝隙切入历史现场。正如格林布拉特与伽勒赫所指出的，新历史主义者希望通过逸闻发掘一种“猛烈而秘密的特异性，让人在历史的门槛上停顿一下甚至绊倒”。《坠物之声》的开篇即是一则逸闻：一只雄性河马在带领它的伴侣和幼崽从废弃的那不勒斯庄园出逃两年后被射杀——庄园曾是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神话般的领地”，是安东尼奥和他的同龄人年少时向往的乐园，然而“随着1993年这位首领的故去，庄园便也荒废了”（El ruido：13、20）。捕猎河马的人们将河马的尸体当作战利品，与之合影并在报章上刊载，这触发了安东尼奥对里卡多的回忆，并由此展开关于他个人历史的搜集与述说。
作为“毒贩”的里卡多本该是毒品贸易的受益者，为何却堕入边缘的、被压迫、被排挤的“他者”地位，成为历史的牺牲品、“侧面的受害者”？事实上，对于新历史主义者而言，这种“逸闻与更大历史的不巧合正是它吸引人之处”。里卡多在河马出逃时曾叹息：“可怜见的，饿死了也没人理。它们又有什么罪过！”（El ruido：20）小说中雄性河马被捕杀、其“伴侣和幼崽”下落不明的境遇隐隐指向在迈阿密机场被缉毒警察抓捕，从此妻离子散的里卡多的命运。逸闻作为微小叙事，让差异和异端自我述说，不仅刺穿传统历史宏大叙事的堂皇假面，更让人清醒地意识到“宏大历史是如何形成和运作的”。正如巴斯克斯一再强调的，《坠物之声》并不是传统的悲剧，而是旨在揭示“人如何被他所不知道的力量损害”，这也是本书区别于其他“毒品文学”的显著特点。的确，寡头政治、毒品卡特尔、准军事组织的无差别暴力、美国霸权——里卡多“不知道”这些“力量”，他沉默、卑微地为家庭的分崩离析陷入无尽的自责，直至不明不白地死去。显然，比起多年牢狱、横死街头的悲剧命运，主人公沦为权力的牺牲品而不自知的境况在思想层面为读者带来了更加猛烈的冲击，能够触发读者对历史更为深刻的反思。原本天真热情的主人公度过了“一个独自忍受却同时成为别人所属之物的人生——而那些人并没有在这场人生中经受痛苦”（El ruido：22）——“那些人”究竟是谁？里卡多是什么人的“所属之物”？他的命运被谁玩弄，他们又凭什么全身而退？在对主人公生活碎片的搜集、拼贴与还原中，巴斯克斯展现了历史断裂处他异性的存在，缓缓掀开各方势力共同织就的“捕杀”里卡多的巨网，让权力的运作在我们眼前纤毫毕现。
二、在历史重构中治愈认同焦虑
《坠物之声》塑造的叙事者安东尼奥承载了作家本人幽深的情感表达。作品中安东尼奥是作家巴斯克斯的同龄人，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饱受政治暴力与社会暴力困扰的当代哥伦比亚人中的一员。在为里卡多重构个人历史的曲折过程中，他不仅完成了深入宏大历史裂隙的发现之旅，更经历了复杂的心理体验，并以此为契机，直面长久以来的身份认同焦虑，当代哥伦比亚人深陷集体无意识与结构性失忆的困境由此得以凸显。
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通过描写安东尼奥在历史面前采取的逃避和漠视态度，刻画了当代哥伦比亚人普遍的认同焦虑：作为学校最年轻的法学教授，安东尼奥享受着精英生活，出入台球室、跟女学生“喝上两口便上床”（El ruido：17），“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了一个玩世不恭的形象，仿佛超脱于国家的常态化暴力局面之外。这种“超脱”显然只是表象，正如格林布拉特所说：“塑造自己和被文化体制——家庭、宗教、国家政权——塑造无法避免地交织在一起。没有纯粹、无拘无束的主体性时刻……如果还有自由选择的痕迹，这些选择也只是在社会和意识形态系统严格划定的范围内可能。”尽管安东尼奥“放浪形骸”，却终究不敢超出权力规训的范畴，无处不在的暴力与恐惧随时对他释放着微观的控制力量。正因如此，在与里卡多的交往当中，尽管彼时春风得意的他能够理直气壮地用凝视他者的目光探究这个“释囚”的过往，却在对方敞开心扉之际仓皇而逃，面对可能被揭示的历史真相，他唯恐避之不及。
安东尼奥的“自我塑造”颇具典型性。这一人物“代表了为数众多的哥伦比亚人，他们不想对发生在自己国家的悲剧事件作出回应，但奇怪的是，正是这段暴力与罪恶的历史将他们与国家的总体环境连结起来”。一方面，权力的规训使人们习惯于逃避历史的真相，刻意遗忘发生在身边的暴力与恐怖事件——例如里卡多死后不久，其遇害现场对面咖啡馆的店员便声称不记得此事；另一方面，矛盾的是，暴力与罪恶带来的深层印记是难以磨灭的。事实上，长期生活在无差别城市暴力高压下的哥伦比亚人“总爱询问，当‘那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活又是怎样”（El ruido：227）——正如安东尼奥对于14岁的印象是司法部长拉腊·博尼利亚遇刺，16岁则是埃斯科瓦尔派人杀死《观察家报》的社长吉列尔莫·卡诺——不时发生的罪行令一代人的人生“有了内在的构架，抑或说为它标注了节点”（El ruido：18）。因此，潜藏内心的恐惧每每意图挣脱被粉饰的记忆，二者之间的张力滋生了无处不在的焦虑，令人们陷入自我认同与历史认同的危机。
如何唤起当代哥伦比亚人正视认同焦虑？巴斯克斯采取的方式是将原本的“社会精英”代表——安东尼奥“他者化”。“当一个权威或他者被毁灭，又会有另一个取而代之”——仿佛是对格林布拉特这一论断的回应，里卡多死后不久，安东尼奥便品尝到作为他者被人凝视的滋味。与里卡多并肩走在波哥大街头的那晚，他轻易成为无差别城市暴力的受害者。怕黑、做噩梦、怀疑自己被人监视，死里逃生的安东尼奥因“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系列反应遭人侧目，从前崇拜他的学生当众嘲讽甚至羞辱他，连妻子也对他失去了耐心：“安东尼奥，波哥大不是战争中的城市。这里并没有子弹横飞。并不是我们大家都会遇到同样的事。”（El ruido：61）不难发现，周围人对待安东尼奥的冷漠与健忘同当初施加在里卡多身上的如出一辙。而正如克里斯蒂娃所指出的，他者并非外在的人或物，社会在将某一群体定义为他者进行排斥时，想要拒斥的不是旁人，正是自身内部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出发，“他者”里卡多的存在提示着安东尼奥本国不光彩的毒品贩运史以及面对美国控制时难以启齿的挫败感，而“他者化”的安东尼奥又提示着其他人，时常出现在电视新闻中的恐怖事件很可能真切地发生在任何一个“什么都没做过的人”身上，“恐惧是我这一辈的波哥大人最为常见的疾病”（El ruido：55，59）。“他者”的干扰令哥伦比亚人无法心安理得地在集体无意识中沉迷，与此同时，“他者化”的安东尼奥则走出了治愈身份认同焦虑的第一步——“只有当我们成为凝视对象时，自我才得以诞生，因为他人的承认昭示了我们的存在”。哥伦比亚人的不安、焦虑和危机感究竟来自何处？怎样的历史、怎样的恐惧“曾经广为人知，但是现在已被遗忘”？作为感知自己存在的方式，安东尼奥选择追问——这同时也是巴斯克斯的追问，正如作家所说：“《坠物之声》的叙述者是我的同辈人……我以为从根本上讲，一切文学都是自传，而我用十分直接的方式书写我的忧虑。”
安东尼奥讲述里卡多故事的冲动暗含着他本人的“身份企图”。猎杀河马事件发生后，他发现“将里卡多·拉韦德好好地回忆一番，已经变成了一件紧要之事”（El ruido：15），因此他四处寻访当事人——从里卡多遇害的目击者到他最后居所的房东，再到里卡多的女儿玛雅·弗里茨，试图用所获的有限资料填补记忆的空白与断裂。在此过程中，作家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替代叙事者任意穿行于不同历史时期，毫不在乎地用“我想”“我猜测”等口吻裁决陈述中模糊的疑点，从而将客观性的历史改写成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虽然不同当事人的口述相互抵牾，真相仿佛已然消散，里卡多与美国妻子伊莱恩·弗里茨相识、结婚、生女这一段经历甚至引入元叙事话语，由安东尼奥明确承认是利用玛雅搜集的零落资料拼凑而成，然而“通过理解所有声音如何在各种陌生经历之中编织”，安东尼奥终于捕捉到了“自己声音当中神秘的他者性”——那是从前不愿正视的历史在“强迫”他进行讲述，这种讲述致力于将“已经熟悉的变陌生，证明我们生活中似乎没什么问题的那一部分，其实是别的、另外的东西”。
深入宏大历史缝隙的实践让安东尼奥从集体无意识中彻底惊醒，并为他提供了反思权力规训的机会，从而阻止自己被完全地吸入上层建筑。在他身上体现的不仅是个人命运，也是深埋在经历了一系列暴力事件的哥伦比亚人社会与心理性格中的共同的恐惧与渴望。在小说后半段，安东尼奥与同龄人玛雅的相聚唤起了哥伦比亚年轻一辈——“跟运送大麻的飞机相伴着出生，跟毒品战争相伴着出生，后来又经历了这些事的后果”（El ruido：216）的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与命运共感。安东尼奥和玛雅彼此印证着对记忆进行了横向的建构，“某司法部长被杀时我在写作业，您在做什么”“某总统候选人遇害那天我做了阑尾炎手术，您呢”——在诸如此类古怪却又理所当然的对话中，一种“毫无来由、意想不到的休戚相关仿佛一瞬间便将我们连在了一起”（El ruido：235）。在小说的最后，安东尼奥和玛雅结伴寻访了他们年少时共同的乐园——埃斯科瓦尔动物园。从前的盛景已变作废墟，这令安东尼奥意识到，“我们那共同的过去是无处不在的，仿佛氧化物般瞧它不见，却能当着我们的面将那些车门、车轮、挡泥板、仪表盘与方向盘一一腐蚀殆尽”（El ruido：236）。两人仿佛是彼此的镜子，映照出毒品恐怖主义阴影笼罩的过去在各自身上留下的共同印记，正如学者卡洛斯·托斯所说，与玛雅的交往“使安东尼奥向身份认同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同时与一代人的命运和解”。共同的痛楚与恐惧消弭了如影随形的孤独，抚平了长久以来的惶惑和脆弱。焦虑释放过后，新的身份机制得以出现，成为建构新一代哥伦比亚人历史认同与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
三、“塑造”哥伦比亚
学者蒙特洛斯提出了“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这一新历史主义的重要命题将文本泛化，将历史、文化等当作与文学文本相应的社会性文本对待，使得各文本之间在共识层面展开对话和协商。文本既象征了生产周围世界的社会想象和意识形态结构，同时又是其物质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不是既定完成的，而是一个开放的对话过程；故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用来打破历史的总体化。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共同参与了历史文化的书写与建构，文本作为事件，不再是历史进程的被动反映，而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
将文学视为构建历史能动力量的创作理念在巴斯克斯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使其作品带有明显的实践新历史主义色彩。他曾指出：“我这一代作家从文学爆炸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遗产，是一个它所塑造的拉丁美洲……拉丁美洲是一代代的拉美作家塑造出来的……我们与那被称作祖国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满载了爱与恨，我这一代作家的使命就是质问它，面对它的问题，揭示它的真相，从而走向光明。”
巴斯克斯通过文学创作“塑造”哥伦比亚的重要方式是模糊私人历史与公共历史之间的界限，让“公众的”与“私人的”相交，这一特点在《坠物之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前文所述，小说的两代主人公里卡多与安东尼奥分别成为毒品恐怖主义的亲历者与国家暴力的见证者；安东尼奥和玛雅之间关于恐惧的交流使个人变作集体记忆的容器，让个人的感受与他人、公众的感受产生了共振。除此之外，里卡多和美国妻子伊莱恩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破灭则同哥伦比亚与美国之间派遣和平队、发动毒品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紧密相连。作为20世纪60年代为数众多“厌倦了自己的国家，厌倦了越南，厌倦了古巴”，从而被和平队的宗旨感召“逃离美国”（El ruido：141）的青年之一，伊莱恩踌躇满志地希望给哥伦比亚“帮上最大的忙”（El ruido：158），却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她努力学习当地语言，随即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会话是“我没有为中情局工作”“真遗憾，我没有美元”（El ruido：141）；她的工作记录一丝不苟，内容却荒唐可笑，例如和平队志愿者们就某一议题展开讨论，最终达成没钱完成的共识等等。作家对伊莱恩志愿者经历的冷漠调侃使当地人对和平队的怀疑与戒备跃然纸上，美国自诩的第三世界救助者形象也在不动声色的反讽中遭遇瓦解和颠覆。
不仅如此，小说还通过主人公的个人视角描述了和平队志愿者对毒品贸易的深度参与。伊莱恩曾评价道，她身边的几个男志愿者“在盖房子和与当地委员会的领袖谈话时表现得十分厉害，在搞到物美价廉的瓜希拉大麻和萨马利亚大麻方面也表现得十分厉害”（El ruido：143）。正如小说所述，和平队志愿者在毒品的种植、加工、贩运等一系列流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志愿者代表迈克·巴比里为例——“农民们都是他教出来的。他跟其余懂行的志愿者一起，向农民们传授技术……他联络着从这儿到麦德林10公顷乃至15公顷的种植区，一次收割就有400公斤的产出”（El ruido：185）。和平队志愿者利用毒品产业实践其“帮助”哥伦比亚人摆脱贫穷的“志愿”，个中的荒谬之处折射出以全球反毒领袖自居的美国通过进口哥伦比亚毒品令对方经济陷入从属地位的真相。小说中，里卡多在迈克的邀请下参与了毒品运输，他与伊莱恩的婚姻以前者被捕、后者黯然回国宣告终结，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作家对这一时期美哥两国关系的深层隐喻。
福柯曾经提出被遮蔽的人通过书写来获得参与历史战斗的可能：“我们从阴影中走出，我们不曾有权利也不曾有光荣，而正是为此我们要发言，开始讲述自己的历史。”新历史主义进一步认为，“文学作品的写作和出版本身构成了一种社会和文化斗争”。《坠物之声》所体现的斗争性正是巴斯克斯文学创作的显著特点。小说塑造了“堕落”的主人公里卡多，并通过确立讲述他个人历史的逻辑、力量和原则“塑造”了“堕落”的哥伦比亚——一个曾在国内危机与帝国主义干涉双重压力之下泥足深陷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对哥伦比亚的塑造不仅着眼于历史，同时也是指向未来的。正如安东尼奥在讲述里卡多故事前郑重其事的声明：“这个故事就像童话里警示的那样，从前曾发生过，并且还将再度发生。”（El ruido：15）具有深意的是，就在安东尼奥遭遇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同时，他的女儿出生了。成为父亲的主人公对女儿极尽呵护，甚至避免在玛雅面前泄露女儿的存在，原因是“我的生活已被污染，但那仅仅是我的生活，我的家人尚未遭受侵犯”（El ruido：216）。在此，主人公对女儿未来的希冀与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交织在了一起。
当今的哥伦比亚依然面临着毒品犯罪、暴力横行、政治腐败等重大挑战，在和平进程中艰难跋涉。巴斯克斯具有小说家和专栏作家的双重身份，是哥伦比亚当今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曾在该国销量最高的报纸之一《观察家报》撰写专栏多年，并在西班牙《国家报》发表多篇关于哥伦比亚和平进程的评论文章。作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巴斯克斯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于《坠物之声》中表露无遗。诚然，作品无法为困扰哥伦比亚的现实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途径，但正如新历史主义所坚持认为的，“小说是一个话语事件，它不反映历史，它就是历史”。作为历史变迁的组成部分，小说文本自身即可构成历史的变化——它将在哥伦比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参与塑造这个国家未来的轮廓。
结 语
《坠物之声》的标题耐人寻味，令人思索坠物为何物，发出的又是怎样的声音。如若“坠物”代表了历史中被损害、被隐抑的人们，指向堕落的哥伦比亚，那么其发出的声音便是未被言说、未被抵达的历史。在这一层面上，小说展现了对沉默话语的挖掘和对多重历史声音的关注，并将历史的幽暗曲折与人物的内心情感相连结，让人物在回溯历史中获得自身的认同，正如作家所述，“我无时不在寻求用文学的方式探索祖国的过去困扰我的那些问题，理解我与这过去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对“坠物之声”的倾听和重现参与了历史的建构，并暗含未来的维度，试图照亮前方依然布满荆棘、需要当今的哥伦比亚人携手共往的和平之路。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5期，“新作评论”专题，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