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您最崇拜的作家是谁？

夏立君：值得崇拜的作家是很多的。

我更倾向于把崇拜换成尊重喜爱。对一些伟大作家作品，产生点崇拜心理是自然的，而放开胆识追求一种对话交流境界同样必要，甚至更必要。尽量不抱持或少些崇拜心理，更利于接近作家作品。崇拜易陷入迷信盲目遮蔽，当代人大都具备这种警觉了。越是大作家越是心灵丰富智慧的人，也越易唤起历代读者的喜爱之情。也可以这样说，他们具备理解历代读者的潜质潜能。作家作品风貌各异，读者的赏析能力与趣味区别亦很大。有价值的阅读，必定意味着互动交流碰撞。老庄意趣幽深，司马迁决绝顽强，屈原伟岸又伤感，陶渊明澄澈高洁，李白单纯猛烈，杜甫热忱忧愤，鲁迅一直没“忘却”我们。《静静的顿河》开阔浩瀚，陀斯妥耶夫斯基缠绵深邃，卡夫卡冷淡沉静却能令读者心惊肉跳……

之所以读他们，首先是因为我尊重喜爱他们。他们是些“文化幽灵”，永远具备到达我们这里的能力。

中华读书报：您很注重阅读与成长的关系，请就此谈一谈。

夏立君：“告诉我你读什么书，我就知你是什么人。”契诃夫的话似武断却有味，把阅读与成长的本质关系说出来了。阅读是一种成长方式，是一个发现与自我发现、自我重塑的过程，最好状态是一种自我解放。当然，读书应当与人生历练相结合。

伟大作家作品，必具“解放功能”，能帮你清理掉一些东西，增添些东西，使你在精神上多获得一点自由。鲁迅的批判深度同时就是解放深度。我们都能从鲁迅那里获得一些文化或精神解放。

自儿时我就喜欢读李白，一读就不亦乐乎。那时，老师及教科书在解读古诗文时，总忘不了告诫你要警惕里面的消极毒素，怕祖国花朵中“毒”。对李白当然亦如此。李白有何毒？当时就想：是不是让人乐不可支、情不自禁，就是中毒呢？那我可中毒不轻。李白那消极颓废就是怪，不但不让你消极，还让你跃跃欲试、心花怒放。“李白的价值是给人以解放”（见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直到上世纪末，在新疆喀什读到这句话，方有顿悟之感。读李白所感到的愉悦，就可视为是一种解放啊。当代文学中，莫言可说就具备些“解放功能”。在阅读与写作中成长，在成长中解放自我，并赋予作品以解放功能。这是作家成长高境界。莫言作品类似一场场规模不等的“文学暴动”，看上去是一派感性狂欢，深层却秩序井然。创造出了基于人性深度的“解放功能”，与莫言作品实现世界性是高度正相关的。他给当代文学提供了难以漠视的新东西。

中华读书报：让您感到“真正了不起”的是哪本书？

夏立君：“真正了不起”的书也是很多的。

若对照平生阅读经历，分阶段掂量出本了不起的书来，虽仍然是个遗憾的选择，倒是可以成立的。从近十多年读写经历着眼，就落实为《史记》吧。我的文集《时间的压力》只写了九位古人，其中五位源于《史记》。自青年时代就爱读《史记》，起初读选本，后来读原著，但真正通读、深读是在2010年之后。除了读原著，还要读大量相关著作。不如此，则很难理解这些人物所处的历史情境，很难进入他们的灵魂深处，在创作上当然很难形成新的表达。宫刑将司马迁的人生判然分为两截。宫刑前，他自称人生目标是“以求亲媚于主上”（见《报任安书》）。宫刑令司马迁的自我定位、史学目标、文化追求等，皆发生了根本变化。若无此残忍迫害，《史记》的品质大约会与《汉书》等近似。《汉书》不少篇幅大量使用《史记》中的史料，但两者精神内核完全不同。《史记》有浓厚悲剧氛围，字里行间淋漓着司马迁的血气，《汉书》则冠冕堂皇一板正经。《史记》影响后世史学文学皆极深刻。曹雪芹的创作心态，《红楼梦》的悲剧氛围，可引起我们对司马迁与《史记》的联想。

中华读书报：古语说“善读书可以医愚”，您同意这话吗？

夏立君：作为励志语，当然同意。读书医愚的前提是“善读”。读书多少与智慧高低并非正相关，越读越蠢的情况也不少。读什么书，怎么读，读的过程中能不能伴随智慧思辨，很重要。

中华读书报：您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记忆最深的是哪一本？

夏立君：以高中毕业为界的话，可选择《呐喊》。

我所受中小学教育比较特别，从一年级到高中，没出沂蒙山区我那个闭塞村庄。那时口号叫“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一直管理到我高中毕业。高中毕业时，高中初中一齐撤了，后来小学也撤了，我没母校了。所幸，在那个糟糕的读书时代，我仍保持了必要的课外阅读。当时较易读到的是《艳阳天》《大刀记》等读物，亦能读得如醉如痴。大我七岁的长兄有少量存书，其中约有七八种鲁迅单册书，包括《呐喊》《彷徨》《野草》等。初中时，我就试着读它们，理解有限，感受却是强烈的，与读《艳阳天》等大异其趣。鲁迅著作特别是《呐喊》，给我开启了一个有些曲折幽暗却又崭新异样的文学与人性世界。待理解能力渐强，就大体能形成一个与教科书塑造的不太一样的鲁迅形象。时至今日，不论写散文还是小说，仅回味一下《阿Q正传》《药》等作品的氛围，或某个开头某个细节，就能抑制一下轻薄为文的冲动。

中华读书报：您乐意向他人推荐书吗？

夏立君：遇到让荐书的情况，往往是颇感为难的，但也勉强荐过。荐书似乎免不了有个居高临下的前提，这一点就不好，有好为人师之嫌。再加上众口难调，荐书之后常会有惭愧感。后来，如果面对的不是小的明确的读者群，一般就不提具体书目，只笼统地谈谈。首要的是养成良好阅读习惯，习惯既成，会很容易辨识、找到适合自己的书。可以这么说，你若已是够格的读者，适合你的好书会自动找上门来。好读者与好书是有缘的，就和志趣相投的人之间一样。

如果是在私下场合，互相谈及所读书，交流推荐一下是自然而然的，不存居高临下问题。我在中学教语文时，倒是比较注意向弟子荐书，或直接推荐具体篇目，短小的篇章，我会抄在黑板上，一同赏析。这样做，一是因为有为师责任，二是比较清楚这个小群体需要读什么。

中华读书报：您获七届鲁奖作品《时间的压力》，是在深度阅读基础上创作的。请您谈谈阅读与创作的关系。

夏立君：这样说吧——深度阅读未必能落实为深度创作，但无深度阅读则必无深度创作。深度阅读状态，其实就近似创作状态，这种阅读必然伴随激发、激活、碰撞。大作家基本上都是大读者。这方面，我觉得张炜就是具有典范性的作家之一。

获奖后，评委让写获奖感言，就写了《一个人的阅历》。我提出人有两种阅历：一是习惯所说人生阅历，二是阅读经历这一“阅历”。仅仅几十年前，出过与没出过远门，给人感觉就大不一样。在我儿时，对闯关东又回到村里的人，村民就普遍就感觉人家身上多了好多东西。现在，你即使从非洲从南极洲回来，也不会给人那种感觉了。而读不读书，读什么书，阅读经历怎样，对人的区分作用越来越大。阅读匮乏，一般会导致成长匮乏。那些儿童少年时代受教育很差，却能成为作家乃至伟大作家的人，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缺失常规教育后，靠天分勤奋等因素，保持了必要规模的阅读。这方面，莫言可视为典型。一个人若在十多岁至二十岁之间停止阅读，将来进入深度创作的可能性极小。对创作来说，不怕没受到良好教育，就怕没养成良好阅读习惯。

阅读要有广度，又最忌这里一铲那里一铲，要挖一眼深井，挖出甘泉来。我对所写古人可说皆进行了“竭泽而渔”式研读（学者陈垣提出的治学主张），通读全集，再尽量多读些与之关联度较高的其他著作，把古人纳入一个开阔的层面去审视，追求自我与古人的碰撞交流。现代哲学、心理学著作，对我理解古人亦起到了很大作用。我无力进行学术表达，追求的是有根的有自我的文学表达。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对古人古典的解读中，要持怎样的态度？

夏立君：真诚。没有一朵鲜花需要镀金，没有一位古人需要后人的虚情假意。若对古人都不能真诚，对活人的真诚恐怕更是个问题。有人是连鬼神都要哄骗一下的。那些到今天都无法忽视的古人，他们的“阅历”是多么深广又沉重。在阅读与创作过程中，我只能郑重地真诚地对待他们。

所谓经典，就是那些永远不会丧失文化含量上的权威性稳定性的作品。而这种权威性稳定性是亲切的，它随时能呼应任何真诚的深入它的努力。

中华读书报：您在阅读中有没有记笔记的习惯？

夏立君：有，但没有做到一以贯之。有好多时段停止或基本停止了。最近这十多年坚持得比较好，但大多只是简单记录。少数再读、深读的作品，我会将感受直接写在书页上。那些反复读过的书，差不多都成了“烂书”。它们总是能触发我一些东西，引起写作冲动。

儿时喜欢抄录摘录，抄了好多本子，自己装订了不少巴掌大的小本子，带在身上，随时记诵。初中始有作文课，作文时我总是生拉硬扯地引用或化用所摘抄的东西，却常能得到老师表扬，当范文在班里念。作文课是我最得意的课。我很小就立志当作家，这应是原因之一。我终生感激恩师周锡凤先生。

学生时代，平时作文训练中，模仿乃至有点抄袭，绝不可轻易打击。那是作文学步阶段，不是创作。若达到独创境界，还能、还需抄谁呢？

中华读书报：您喜欢什么样的枕边书？

夏立君：现在床头有这么几本书——《老子》《世说新语》《人间词话》《卡夫卡寓言与格言》《鲁迅箴言新编》（阎晶明编）。都是些可以随看随停的书，看几十字几百字皆可。从前常熬夜读书，这些年晚上则尽量不看书。有的书放枕边很久，却没动过。睡眠较差，临睡前偶尔读点，是为了收心静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