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艺报 | 王晔
2018年瑞典图书市场上占据畅销榜首的作家姓名和东京、纽约或上海的相差无几，无非是尤·奈斯博、埃琳娜·费兰特、乔乔·莫伊斯、丹·布朗之类——这是惊悚和犯罪小说、言情小说畅销的时代。
在瑞典，侦探小说的销量多年来居于首位，与之相印证，此类书籍的图书馆购买量也居于前列。图书借阅量则首推童书，其次有侦探、犯罪和惊悚小说。纯文学作品总体来说处境尴尬。尽管如此，每年还是有新人踊跃登上纯文学舞台。2018年，在总人口迈入一千万人未久的瑞典就有250个作家出版处女作。2018年瑞典文学作品数目繁多，综合登上各类主要书榜、重要文学奖名单及形成话题的纯文学著作，举要略作介绍。
诗歌的恒久魅力
文学中最古老、最神圣的体裁本是诗歌，如今小说或取代了诗歌拥有的首席地位，但不足以阻挡诗歌兀自泠然。
看上去忧郁、清冷的莉奈雅·阿克瑟松（1980），2010年以一部小说登上文坛。她在2018年出版的第二部作品、首部诗作《大地》，无论从体裁和题材，都仿佛一声古老却清脆的回响，难怪有着30年历史的瑞典权威图书奖奥古斯特纯文学奖继1996年特朗斯特罗默的《悲伤贡多拉》后，第二次把奖项颁给了诗作。
《大地》不同于其他当代瑞典文学，它傲然独立，有史诗的规模和雄心。书名“Aednan”取自萨米语, 书封可见天幕中绿色的北极光。诗句短促，恰如寒冷地区居民用词的短促，却汇成超过750页的长篇巨制，娓娓述说瑞典北部土著萨米人的传奇：一位母亲和她的小儿子以及其他妇女、老人和孩子在萨米人的可移动帐篷里，她的丈夫和大儿子驾着驯鹿群。这群人正奔向挪威北部的一个岛屿和夏季牧场。没人知道挪威边境很快会关闭，他们将被迫离开世代流连的家园。史诗讲述两个萨米人家庭的经历，他们的命运反映了萨米人从20世纪初直到今日、一段被瑞典殖民政策翻弄的历史。毕竟，驯鹿和牧民穿过山坡和冰封河流的景象被修建大坝等瑞典多数人主导的现代化建设改变；萨米人被检测头盖骨、受到优生学家的羞辱等也都是历史真实。阿克瑟松的母亲是萨米人，她本人也成长于瑞典最北方，对萨米艺术和文化有天然的了解和深情。
2018年度另一部值得关注的诗作是著名诗人卡塔琳娜·弗洛斯藤松（1953）的《七枝》。诗集分七部分，含树木及家族树之意味但又不限于此，涉及家庭、亲属、遗产、回忆，十分个人，但和时下流行的“自我虚构”（autofiction，国内常用译法另有“自撰”“自传小说”）无关。新诗集承继女诗人一贯的风格，写忧伤，写老之将至、生活从自己身边走开；有乐感的语词在斯德哥尔摩的街道徜徉，揭示对日常和生存的深刻体验：时间和生命千变万化，又一直都在。弗洛斯藤松的文字从不是一览无余，再次阅读总能体会到此前忽略的意味。2018年对弗洛斯藤松来说是毁灭的一年，1992年在大好年华里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的她，因丈夫违法等缘故，在2019年1月被迫离开原本终生任职的瑞典学院，作为院士的她被一笔抹去了；但《七枝》证明，作为诗人的她依然挺立，或许可以存在得更纯粹些。
谈到诗歌，还有一位诗人必须提及，虽然作品出版于2017年，但他荣获了2018年九人社团文学大奖和瑞典电台诗歌奖，也获得了北欧理事会奖提名。文学学者贡奈尔·D.汉松（1945）1979年因诗歌登上文坛，他的新诗作叫《塔佩斯海》。塔佩斯海指上一个冰河期之后，约8000年至6000年前在瑞典西海岸形成的古老海域，对应今日的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汉松在瑞典西南部沿海区深挖历史、地理、生态、地方文化和文学，用丰富的想象和多面的视角呈现人类的奥秘。诗作是生活史和地方史，是诗歌和散文，是一段多层面的时空之旅。
前文述及的几个有声望的纯文学奖似乎遵守了纯文学对“血统”的挑剔，换言之，拥有着对纯文学品质的坚持。从题材看，所介绍的三部作品都仅仅追随历史和传统，并积极与其对话：血浓于水，跃动的是永不停息的寻根之心。
小说的五味杂陈
国民之家里的无力和孤独
小说作品中，《平静》的语言和内容都见功力，不愧为七年磨一剑的成果。作家托马斯·班纳希德（1966）的处女作小说《渡鸦》曾在2011年一举摘得奥古斯特纯文学奖桂冠，讲述了父与子、一个农庄的继承问题。父亲希望儿子继承家族代代经营的农庄，儿子则在鸟的世界找到了乐于存在的环境，更想变成一只自由鸟。班纳希德曾撰文称家乡斯莫兰省约一半居民都读了《渡鸦》，检讨自己有从父母的苦痛中获得成功光环的嫌疑，解释自己并不等同于小说里的儿子，很多细节不属于他。其实，班纳希德不用担心窥视和流言，他的小说从文风和品质上看远离时下流行的“自我虚构”，相反更接近经典小说传统，精确又富有诗意的语言扎根于丰富的生活。
第二部小说主人公的出生地从班纳希德家乡挪到了邻省，名字换了，而且已来到首都斯德哥尔摩打拼，做了城里人。虽有诸多变化，作品和处女作还是有人物和情绪上的连续性。这是1999年的世纪之交，这位30岁男子的父亲已逝，《渡鸦》里的父子对立被母子间无言的紧张替代。母亲有精神疾患，被安置的地方有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名字“平静”。敏感聪慧的儿子从乡村来到大都会，舔着被前女友抛弃的伤口，过着自我隔绝的都市陌生人生活；母亲在家乡独饮疾病和孤独，她给儿子写了一封封书信，日夜企盼回复——母子俩都难获平静。儿子对背弃母亲、抛开责任抱着负罪感，对遗传精神疾病深深恐惧，他爱母亲，但他不敢打开母亲的信。在极度压力下，他以收集鸟蛋来消散内在的孤独和疯狂，并渴望和女性亲近。书封是一棵聚集了群鸟的大树：泛出深绿色的天色下，有一个墨色剪影，似乎暗示了主角对鸟的痴迷和人物的处境以及情感底色。“平静”二字在中文语境里不像个能走红的书名。儿子需要平静，也需要激情。平静可让他摆脱遗传疾病的恐惧，激情可让他品尝生命的甘泉。疯狂与正常，寂寞孤独及渴望联系间亟须平衡。而孤独和疯狂或是很多现代人的内核。在瑞典，有不少人陷于孤独，心怀渴望，而羞于无处可说——孤独甚至被称为新的群众疾患。
莱娜·安德松（1970）的小说也成功演绎了瑞典社会民情。安德松也是资深媒体人，曾在2013年斩获奥古斯特纯文学奖。新作《斯维尔的儿子，一个关于国民之家的故事》的主角是斯维尔的儿子，更是瑞典社会民主体系的儿子，生活在1932年到1999年间的典型的普通瑞典人。这人没什么胆识，也缺少欲望。他有做木匠的天赋，却选择更安全的木工老师一职，一心让自己合乎常规和流行的理性。小说描绘了他如何成长并建构家庭，后来，他的平常使他越发不能适应社会的飞速变化。中庸和合乎常规确实是瑞典社会关键词。瑞典社会民主体系也经历了成功和衰退。副题里“国民之家”是关于国家照料所有公民的譬喻，源自19世纪中期的德国，从1928年开始，逐渐成为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瑞典建设福祉国家过程中最受重视的政治概念，宣扬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安德松扎实的描述充满对社会的反思，记录了很多生活细节，折射了时代和政治；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文学性。
“自我虚构”表演家庭和关系
和托马斯·班纳希德一样，聚焦家庭关系、考察人与人之纽带的作品不少，和班纳希德有所不同的是，其他作品有不少是采用了“自我虚构”的形式。
《父亲条款》的作者尤纳斯·哈桑·霍米利（1978）生于斯德哥尔摩，2003 年推出处女作《一只红眼》，讲述移民家庭的少年在斯德哥尔摩的成长，探讨种族、寻根以及语言对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他在2015年获得奥古斯特纯文学大奖，此后频获殊荣，是瑞典炙手可热的青年作家。他写小说也写剧本，自认小说是真爱，剧本像艳遇。他的父亲来自突尼斯，母亲是瑞典人，他在斯德哥尔摩接受精英教育，学过文学和经济。父亲、家庭、自我认同是他多部作品中探讨的议题，这部新作也给困扰他已久的这类问题做了小结。
“父亲”一般来说是由血缘形成的自然角色，和条款无直接关系，霍米利却特意将“父亲”和“限制条款”拴在一处，揭示了自己的焦虑。霍米利擅长通过人物关系及他者眼中的镜像让人物特征逐步展现。新作折射了家庭里的多重关系：牵绊让家庭维系，也能生出让家庭分崩离析的危机。视线是多角度的，语言则倾泻如注。一位父亲回到瑞典，回到逃离许久的家。女儿怀孕，遇人不淑；儿子做了父亲，希望晋升为爷爷的父亲能管好自己。小说探讨了家庭内的秘密和阴暗、热爱和背叛及如何维系家庭。登场人物只被称为父亲、儿子、女儿等，霍米利觉得小说是以自家成员及关系为蓝本，套上别的名字感觉太古怪。
霍米利先前写过原生家庭成员，此番让父亲出场，因为作家霍米利成了人之父。有个时常缺席的父亲的他，发誓当好父亲，至少不离开孩子们。此后不久，却被自己的想法震惊：他想逃离。这促发了书写欲，写作是厘清问题，父亲角色在血缘之外，还和其他一些东西相关：约束和承诺，责任和承担，甚至逃避的欲望。
除了聚焦父子关系，也有以母亲为主角的。《为了一份无条件的爱的纪念》是乔纳斯·嘉德尔（1963）的“自我虚构”。6年前，他创作的以20世纪80年代瑞典同性恋者生存环境为题材的小说（中译本为《戴上手套擦泪》）曾让成千上万人潸然泪下。嘉德尔的新作是一部家庭史小说，关乎一个家庭，也意在反映一段时代里瑞典社会的变迁，最要紧的是关乎一位生于1920年代的母亲那无条件的爱，以及她渴望自由的呼声。嘉德尔出生时，其母几乎死去，看到婴儿的双眼，生出定要活下来照顾孩子的信念。巧合的是，许多年后，这位母亲在儿子生日那天离世。嘉德尔本是喜剧演员和剧作家，也是一名同性恋者，他的文字间交织着生活的苦楚和幽默。
2018年另一部引起话题的“自我虚构”叫《烧掉我所有的信》。标题已散发出秘密和私情的气息。阿列克斯·舒曼（1976）的外祖父是瑞典著名文化人和评论家，舒曼却从不喜欢那个坏脾气的老家伙，在和妻儿的争吵中，舒曼自省是遗传了外祖父的古怪性格。然而，这个家族里的无名怒火到底从何而来呢？舒曼追根求源，从外祖父的日记中慢慢看到线索，外加别人提供的旧情书，开始破译；一段外祖母的婚外情暴露了。1932年，舒曼的外祖母卡琳24岁，她遇到了另一个瑞典文坛日后的大人物，这人时年22岁，还没出版过任何作品，他俩彼此钟情。卡琳有意离开已不爱自己的丈夫，可惜没能获得自由，从此，不得不忍受丈夫歇斯底里的折磨。短暂的相遇掀起的是数十年的风波，甚至在整个家族投下阴影。小说在1932年、1988年等不同时空里展开。交织了当事人的情书和日记、热爱与怨恨、冷漠和激情。这并不是舒曼第一次写“自我虚构”，此前他哀悼过父亲，也写过最终成了酒精中毒者的母亲 ，这一次，他让外祖母的肖像占据了封面。
约翰娜·弗雷德（1988）2017年以诗歌登上文坛。小说《娜拉，或燃烧奥斯陆燃烧》是她的第二本书，纯属“自我虚构”，一半是感情纠葛，一半是文学病历。和作家同名的瑞典女子约翰娜与丹麦男子埃米尔成了情侣，发现男友和前女友、挪威的娜拉仍有联系。异常美丽的娜拉成了约翰娜的心病。约翰娜追踪社交账号上娜拉的信息，欲罢不能，时常处于愤恨嫉妒和悲伤中，同时被自己的妇科疾患弄得疲惫不堪。这个古怪书名，有酷酷的动感，燃烧的或许是妒火，或许是青春。女作家对自身苦痛做了深入分析和逼真传达：想被看见，想被热爱。语言带黑色幽默，叙述接地气，仿佛当下青年女性的生活自拍。
被肢解的女性
另一部颇具女性视点的小说是《爱的南极洲》。作者萨拉·斯特瑞斯贝里（1972）写道：“这是六月，消失的月份，支离破碎地被发现的月份，失去头颅、舌头和性别的月份。”小说让一个被分尸的街头妓女和吸毒者在死后以第一人称追述自己的沉沦和死亡。一个人在被害前的人生里，不单有恐惧，更有过渴望。在谋杀案充斥影视剧和犯罪小说的今日，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让死去的人有声，且成为陈述主体。通常因为一幅图像获得创作灵感的斯特瑞斯贝里，这一次是因为耳边始终能听到一个未得安宁的魂灵的声音。听到声音是事实还是幻觉无以求证，但该书的文学想象定是基于作家对现实的观察和领会。
斯特瑞斯贝里的新小说讲述恐怖和美丽、渴望和绝望、寂寞和情爱及消失后那依然可存在的，讲述深重黑暗中意外的温柔和光明。作家一向关注和同情女性命运，多次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原型或出发点创作小说。这一次，在阅读她的第五部小说时，瑞典读者很自然地会联想到1984年发生的惊人大案——卡特琳·达·科斯塔分尸案，卡特琳是斯德哥尔摩的街头妓女、孩子的母亲。斯特瑞斯贝里不否认受此案件启发，但更强调普遍性，强调一种往往被忽视的声音的存在。在犯罪影视片中，被害人只是一张骇人的照片，和嫌疑犯及相关者的照片一起被钉在交错的箭头间。斯特瑞斯贝里写一个被肢解的女性，或许也想暗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身体真实或象征地被男权肢解。
锋头正健的斯特瑞斯贝里创作小说和戏剧，也给一家女权杂志写稿。文风受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影响。曾获2007年北欧理事会奖，四次获奥古斯特奖提名。骄人的成绩让她在2016年当选瑞典学院院士。2018年5月，斯特瑞斯贝里因为瑞典学院风波宣布退出学院。她自认是因好奇闯入了和她格格不入的世界，永不会以学院为题材创作，作家身份更适合自己。
2018年的女性小说里有一部作品聚焦两名女性的恋爱关系。曾在大学从事性别研究的艾琳·班特松（1987）的《玫瑰政权》书写了理想中的爱和现实中的关系的距离，探讨了社会主导的常规模式外的生活方式。尼可和艾米在大学城相遇相恋，但尼可无法完全从女孩成为成人，去适应颇为拘束的同居关系，她需要自由。这让艾米很没有安全感。同时，假如尼可适应了常规的伴侣模式，也会丢失在艾米眼中的性吸引力。人如何既是自己的，同时又是伴侣的，伴侣间有什么样的权力关系，这是一个问题。
难民的血泪
小说《人是最美的城市》获得奥古斯特奖提名。作者萨米·萨义德（1979）是穆斯林移民作家，出生于非洲东北部的厄立特里亚。10岁左右和父母来到瑞典。2012年出版处女作。作品多探讨移民，特别是穆斯林难民的自我认同和生存压力，反映了瑞典及欧洲的社会现实问题。在新作中，战争依然存在，难民营和贫民窟也在。作为难民，没有钱，没有家，甚至也未必有家人，其奋斗首先是为了活着。
很多萨义德这样的移民作家特别是穆斯林作家活跃在瑞典文坛。较出名的有2017年获得奥古斯特纯文学奖的约翰奈斯·安裕如，获奖作品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摹写了欧洲的恐怖主义，也写瑞典被右翼民粹分子控制，在未来的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穆斯林必须写一份公民协定，保证不会与瑞典为敌。虽然安裕如生于瑞典，但父母来自非洲，他便也无形间背负了穆斯林难民的苦痛。
沉淀的散文和传记
夏斯汀·埃克曼（1933）1959年登上文坛，最初是侦探小说女王的她，早已树立了著名纯文学作家的地位。1978年当选瑞典学院院士，1989年因萨尔曼·拉什迪事件自愿停止学院工作，更在2018年学院风波中正式退出。埃克曼的散文集《老头儿的野草地》获得2018年奥古斯特纯文学奖提名。她以美好的笔触记述多年生活的那片自然里的一切：抽枝的云杉，成熟的蓝莓，岩上的苔藓；草木、花卉、虫鸟，四季和岁月的变幻。自然和人类都在变迁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埃克曼多年在自然中探求，是森林里的漫步者，她重视环境，希冀有一个世界能不那么受经济的主导。这部散文集将文学、自然和生活结合在一起。
《森林里的男人，魏海姆·莫贝里传》获2018年奥古斯特奖纪实类提名，作者严斯·利里耶斯特朗德（1974）。2008年他在隆德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也是一部关于莫贝里的佳作。731页的新传记更颠覆了很多人对传主——一位现代瑞典文豪的认识，资料翔实而客观，文字感人、优美、有震撼力，呈现了一个不一定讨人喜欢、丰富而矛盾的人物的世界：他的生命，他的文学。
“自我虚构”
近年瑞典图书市场功能性明显，即便是少儿读物，也有一些作品为传递功能性信息不惜忽略儿童视角和心理；成人文学作品更是毫不掩饰功能性阅读取向，侦探小说多年来一直最为流行，如今依然强大但略有颓势，惊悚、科幻及幽默小说正在抬头。功能性阅读或也是“自我虚构”有增无减的因素之一。
“自我虚构”这一文学样式并非始于北欧，它是小说化的自传，和历史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含日本的私小说）、自传体小说、报告文学的面目有仿佛之处，又不尽相同。该名词最早出现于1977年法国作家塞尔吉·杜布罗夫斯基的作品《儿子》的封底，有几行字宣传该小说是在真实事件基础上所创作的，或可称之为“autofiction”，这样的作品将冒险的语言委托给语言的冒险，却无需拘束于小说的构思和句法，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颖的。其后在法国和美国等地都有此类作品出现。这一种文学形式，一面让其他人物和可能用第一人称、也可能用第三人称的“我”一起以实名实姓和实际编年经历登场，一面演绎小说。本来自传以及非虚构有约束性，小说有语言冒险的自由。“自我虚构”的作者试图让读者坚信的内容真实并无质检标准，也没有质检可行性；即便主观求真，记忆也因人而异，若有人有意无意地以真实来乔装，以包装助营销，一切将格外扑朔迷离。
在瑞典，先有著名剧作家拉斯·诺连（1944）在2000年至2015年间出版三大卷日记书，暴露他内在的世界。诺连日记被认为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旅居瑞典南方的挪威作家卡尔·克瑙斯高德（1968），克瑙斯高德在2009年至 2011年推出6卷共3000多页的《我的奋斗》，在全球刮起旋风，成了“自我虚构”的代言人。
克瑙斯高德承认自己获得了多数作家梦寐以求的关注，但否认刻意兜售隐私而迎合时代需要。《我的奋斗》不乏优点，也满足了读者的窥视癖。热度过后考察这部书，应该说，其现象性还是高过文学性。作家暴露本人及亲友隐私，引起诽谤诉讼和相关人员的抑郁，还生出两点重要争议：作家是否能以个人艺术的名义，无节制利用他人姓名和生活；这样的写作是否会给人错觉——文学创作十分简单。
尽管有争议和疑虑，在新教曾主宰人之思想的北欧大地，一个不怎么习惯谈论私事和家族创伤的高寒地带，自我虚构的浪潮继续推进。挪威女作家维格蒂斯·尧特的《遗产和环境》在2016年出版后于挪威引起轩然大波，至今未停息。她写遗产纷争，写自己对家庭的理解，她揭开其中的丑陋，揭露生父对自己的性侵犯。其姐妹立刻出了另一本书，述说另一个版本，捍卫被批判的父母和家庭。
“自我虚构”的流行是否和人人可自我书写与暴露的社交媒体的发达有关？克瑙斯高德认为，文学的本质和社交媒体的需求背道而驰，他业已告别《我的奋斗》，告别对自我的过度内视走回虚构。
克瑙斯高德有这样的自我剖析，有意无意模仿他的作家可能真是受到启发，有了抒发冲动，也可能是满足读者对非虚构和功能性阅读的需要。非虚构意味着更多信息，用编年体反映现实；虚构是主观呈现象征性真实。人们热衷于非虚构，愿意看到即刻生效的经验、信息，阅读变得快速而粗暴，作家的书写也变得快速和粗暴。假如说经典小说家曾追求精密机器般的，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的写作，自我虚构式现代书写在奔放自由之同时，有时也有泥沙俱下之嫌。
网络时代让人们有多层面、多角度观察事物、接近真相的可能，同时谎言和事实比肩，叫人真假莫辨。一度人们看到现实主义的局限，用超现实反映真实，在自我虚构成为主流的今天，现实主义哪怕在回归也一定发生了基因裂变。自我虚构无法排除有意无意制造的真实。在自我虚构类作品里，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在哪里，这是一个问题。文学作品中，生活基础和艺术提炼从来密不可分，但从未像今日如此暧昧不清。
话说回来，北欧有沉默的传统，也有易卜生和斯特林堡尖锐地探讨家庭问题、自揭疮疤。只是，如今的自我虚构和斯特林堡的《疯人辩词》等不同，读者的阅读心态发生了变化，出版社也不反对把小说乔装为非虚构来营销。后现代的人们对非虚构和真实的渴求中，传统的文学虚构成为牺牲，人们也开始忽略在人性层面可以完全真诚的事实。
综上所述，2018年的瑞典文坛让人眼花缭乱。但不难看出，作家作品多聚焦家庭和人与人关系问题，女性生存问题，自然、乡土和寻根问题，移民、难民问题；人们怀抱对世界政治中不安定因素的焦虑，转而走向美好情感和和谐家庭关系的希冀，并从历史和自然中汲取生命力。有对世界流行的追逐，也有对传统的继承。这些或许是当前瑞典文坛的趋势和动向，不过从文学史角度看，纯文学的关切点始终没有变，都是关于人，人的生存、环境和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