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一辈子，谁也不可能离开家，甚至可以说，人生就是一次一次回家的旅行，不是在家中，就是在赶往家中的路上。
1987年，我正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春节前夕，我和妻子商量好回老家过年。儿子虽然那时才刚刚一岁多，还有点儿经不起长途旅行的颠簸，但父母年事已高，不忍折腾他们，当儿女的总要和他们团聚啊。从爱人居住的北安市，到我的故乡讷河县和盛乡，二百三十多公里的路程，绝对算不上远，只是恰好赶上了黑龙江的寒冬腊月，那时的交通又很不方便。我们从北安乘火车出发，下午两三点钟的光景，到达富裕县的一个小镇富海站，本打算在那改乘汽车，当天就能回到乡下老家。不想那年冬天的雪大得出奇，三天两头就飘上一场，道路基本上被封住，长途客车纷纷抛锚，陆续停运了。
孩子太小，外面是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若抱他走四十多里路回家，很容易把他冻坏，后果不堪设想。无奈，我们只好冒险让同行的读高中的妹妹先走回家送信，然后再让父亲赶着牛车来接我们。后来听妹妹说，当她深一脚、浅一脚地慢慢摸回到家，说明情况后，家里的人都很着急。妈妈生怕把孙子冻着，立马把几床棉被一层层、一圈圈地铺在牛车上，父亲喝了几口热水，便连夜上路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车站里就传来了父亲爽朗的笑声。望着他狗皮帽子下冻得通红的脸颊，胡子和眉毛上厚厚的白霜，嘴和鼻孔冒着热气，我完全语塞了，不知他这一夜是怎么从家里摸过来的。更没想到的是，一夜未停的雪，让返程的路更加难走。开始，路上的车辙还隐约可见，老牛奔家，跑得还挺快，可是随着“冒烟炮”越来越大，前面的路几乎看不清了，只剩下一片朦胧的雪的平面，老牛试探着前行，好像车的分量也越来越沉重，速度渐渐慢了下来，而后干脆就站在那里不知怎么走了，也不敢再往前迈步了。
这时，父亲毫不犹豫地跳下车，用手牵着他心爱的枣红色的老牛，轻轻地抚摸一下它的脖颈，之后一步一步地在没有道儿的厚厚的积雪上，硬是走出了一条道儿来。望着已经55岁的父亲那比老牛还吃力而前弓的身体，特别是他早年因寒湿所致的弯曲得很厉害的罗圈儿腿，我的泪水怎么也控制不住了，于是我也跳下车，和父亲一道开路、前行。一段不太远的路，竟走了足足四个多小时，当午饭的炊烟温馨地从村庄升起，妻儿坐上了家里的热炕头儿，我和父亲都满意地笑了。
一晃儿，我这个“异乡人”就在哈尔滨扎下了根。三十岁时评上了副教授，1997年，我终于有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得过脑血栓的父亲干农活的速度和力气也远不如从前了。装修后住进新房不足半月，我和弟弟没有耽搁，马上赶回老家，把父母从乡下接到了哈尔滨，想让操劳一辈子的他们在城里享享清福。
小时候孩子们需要庇护，父母就是家；父母年迈到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儿女自然也就成了他们的家。起初，父亲挺高兴的，擦地、买菜、接孙子，查一座高楼能住多少户，估摸着住的人有没有一个屯子的人多，并好奇地看大学生在操场上军训做操，哪哪都新鲜。可是没多久，大都市本来就不大的吸引力，慢慢地变淡了。也的确，那里除了钢筋水泥支撑的高楼大厦，和时髦光鲜的人流之外，让人留恋的地方还能有什么？痰不能随地吐，出门找不到人聊天，公园天天转谁都会厌烦，一个个进出的知识分子那种酸腐的“装”劲儿，咋看咋不舒服。就连街上光滑平坦的柏油路，也比不上乡下的泥土那般柔软和舒坦，踩上去硬邦邦的，好像很多人一样毫无表情。
终于有一天，父亲和我说，他想和我母亲一起回老家呆一段时间，殷切得简直没法拒绝。而后，每年都是这样，他和母亲像候鸟似的，往返于哈尔滨和讷河的乡下之间。直到2004年，他有些走不动路了，才不得不停下回农村老家的脚步。我发现，曾经被誉为“罗铁嘴”、十分善谈的他，话也变得越来越少，刚刚发生的事情转身就会忘掉，偶尔与我叨叨的也都是一些以前的旧事，有时讲得还活灵活现的。
2006年，我调到天津的南开大学工作，他没有随我一同前往，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哈尔滨，说舍不得我那参加工作不久的小弟弟。再之后，我回哈尔滨看他时，他就开始经常语无伦次，吃饱饭马上就喊饿；由于走路费劲儿而拄起了拐棍，照顾他的母亲和姐姐没少挨他的打，只要不顺他意，他说动手就动手，干过农活的手仍然力气不小，妈妈和姐姐身上也就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两次她们一会儿工夫没照看到，父亲就在大学的院子里把自己走丢了。听着姐姐的叙说，我在默默地想，是不是城里的房子再大，也没有那种对父亲来说特殊的气息和记忆，当然他骨子里压根儿也就不会把它当成自己的家，难道我当初把他从乡下接出来，是出于儿女的一片孝心，可实际上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这样的状态也就持续了几年光景，2012年6月19日早上，姐姐在电话里哭着说，爸爸可能不行了，你快回来吧。我紧赶慢赶，马不停蹄，飞机在下午到达哈尔滨机场后，直接去了哈医大二院的停尸间，之后是办理各种手续，选墓地、销户口，到殡仪馆火化，在一系列事情办理的过程中，尽管焦灼悲恸，我却努力克制，让自己冷静，在别人面前没掉过一颗眼泪。我知道，我的泪水已经在飞机上、在心里面流干了，我更清楚，生命中一直遮挡风雨、能够攀附的那座山彻底倒塌了，我必须将自己的脊梁挺起为另一座山，因为我是家中的长子，因为还有母亲、妻儿、姐妹和弟弟，因为生活还得延续。所以即便把牙根咬破，也不能让眼泪流出来。
可是，当料理完父亲所有的后事，我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撕心裂肺地号啕大哭了一场。父亲临走，做儿子的也没能赶上和他说句话，生活里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情和更大的遗憾吗？此生这个遗憾，恐怕就是一道永远也无法愈合的精神伤口了。尤其是心里那份沉重的愧疚，怎么也难以释怀。6月21日早上，我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坐在轿车的副驾驶位置上送父亲去墓地。想着好像刚刚还戴着帽子、嘴角略带微笑的父亲，转瞬就化为一把骨头、几缕青烟，与自己生死两隔了，又是一阵悲恸。如果六年前自己可以放弃一些东西，不去南开大学，如果每天还像以前那样，晚上下班后到父母的住处和他一起吃饭，或者有一搭、无一搭地聊上半小时、一小时，如果不时带他到周边散散步，说说留在村里的那些人和事，或许他就不会罹患老年痴呆，就是那个讨厌的阿尔茨海默症，即便得上那个毛病，至少也会延缓几年吧……当汽车行驶到哈尔滨百里之外的宾县元宝山墓地时，我阴郁的心空才稍稍晴朗了一点儿，那里青山绿水、莺飞鸟鸣，各种有名无名的花儿们争奇斗艳地开着。父亲这次回的自己的新家，环境还比较优雅，依山傍水，视野开阔，不正是在平原上生活一辈子的他生前最大的愿望吗？
不知不觉间，父亲到另外那个世界已经整整七年了。在这七年里，我年年回东北老家，每次都会开车去元宝山看他，倒上两杯高度的白酒，燃起几支香烟，然后在墓碑前或跪或坐，天南海北，东鳞西爪地和他聊上一会儿，躁动的灵魂就能安静很长一段时间。
大前年春节前夕为父亲扫墓，那天正值大雪飘飞，父亲的墓碑前、墓座周围积满了近两尺厚的雪，我们几人用铁锹清理了一个多小时才打扫干净。而后一连数天，我躺在二十多度的暖气房里，还总是感觉到浑身发冷，有时心里直打哆嗦。实在没有办法，我拿起笔，重操搁置了二十多年的写诗旧业。一首首关于父亲的诗在笔下自然地流淌，生命得到表达后，也逐渐恢复了正常，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我进入了第二个诗歌写作的爆发期，去年还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诗集《一株麦子的幸福》。这些年，每逢春节来临，我们兄弟姐妹五个都盼着父亲能够回家，与亲人团聚，为此我还专门写过一首诗《回家》：
过大年时 天涯即咫尺
团圆的路多弯曲都将被走直
就是那些死去的灵魂
只要有照片在祭坛挂起
他们也能跨过连接阴阳的花瓣桥
纷纷回到家中与亲人相聚
虽说今年好像从西晋来的大雪
穿越了近两千载来势缓慢却格外高冷
梁祝孵化的蝴蝶们漫天飞舞
比许多头颅上的思想还要洁白
冻结了遥远的凝视
和每一寸方向
但爸爸您不必过虑
别说您的影像已成心底的烙印
并且 沿途的所有路口
都将亮起一支红蜡烛
雪夜里咱家院里那盏经年的风灯
一眼就会认出您
父亲，您在那边的那个自己的家里还好吗？（来源：天津日报）
（罗振亚，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学术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