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诗探索》总第12期以后，《诗探索》即无声无息地停刊了。尽管这中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及编辑部的同仁曾多方面奔走，先后与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等联系，但均未能成功。

进入1990年代，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改革开放继续往前推进，这个时候，思想文化战线出现了松动，诗歌又开始有了新的起色。1992年8月，我给《北京晚报》就写过一篇《京华诗坛的几片新绿》，背景就是到了1992年以后，诗歌又开始活跃，富有创新性、探索性的诗歌再度出现。在这期间，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中国新诗研究中心，开了几个会，关于先锋诗歌的研讨等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个时候我们就想怎么能够把《诗探索》再办起来。

这其中有一个契机。1992年7月14日，北京诗人王军钢携其朋友张开山来访。王军钢笔名横舟，与我交往多年，我曾为他的诗集《横舟诗选》写过一篇评论《野渡无人舟自横——〈横舟诗选〉印象》。张开山则是初交，他是一位书商，在北京开书店，他当时靠印制、发行挂历，获利颇丰，已有相当的资本积累。张开山与顾城有交往，顾城的第一本诗集，即与舒婷合著的《舒婷、顾城抒情诗选》，是由他资助出版的。顾城没有工作，当顾城应邀给诗歌爱好者做讲座的时候，他就带去一些顾城诗集，让顾城签名售书，收入归顾城。《横舟诗选》也是他资助出版的。当我们谈到《诗探索》出版遇到困难的时候，张开山自告奋勇，说他可以资助。有了张开山的许诺，我感到很兴奋。我把张开山的情况向张炯、谢冕、杨匡汉做了汇报，他们也很高兴，希望抓住这个机会把《诗探索》恢复起来。紧接着我这几天的日记写道：

《诗探索》1994年复刊号

1992年7月22日

上午与匡汉、刘福春同乘文研所的车去北大，与谢冕共议新诗理论与批评研讨会的事及《诗探索》复刊事，谢冕的博士生孟繁华也在场。

上午在谢冕处，即给张开山打一电话，约他下午到我家面谈。下午三点，他和王军钢来了。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磋商。

1992年7月26日

上午起草了一份“关于《诗探索》复刊的请示报告”，一式二份，一份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一份给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1992年8月17日

晚5点，匡汉来访。谈及张炯已原则上同意《诗探索》复刊。

1993年2月10日

中午张开山携一小助手来访，他是我从 BP 机呼来的。主要同他谈了资助《诗探索》的问题，开山满口答应，热情很足。

1993年2月14日

中午1点半，文研所的车来到门口，车内已有匡汉、刘福春，接上我，又去社科院研究生院接张炯，然后到北大畅春园谢冕家。主要议题是研究《诗探索》复刊问题，做出了若干原则决定。

1993年2月15日

上午张炯来电话，告之他同大众文艺出版社联系的情况。该出版社不想卖书号，而想采用让编辑部包销5000册的形式出《诗探索》。我又在电话中同张开山联系，然后再把情况告诉张炯。

1993年2月22日

上午张炯打电话，告我已与大众出版社陈玉刚约好，让我明天上午到南长街 81号警卫局礼堂去见他，并同他磋商《诗探索》的出版问题。

1993年2月23日

上午应约去南长街81号大众文艺出版社。原以为该社全在警卫局临街的房子里，谁知陈玉刚的办公室在中南海里。在门口通报后，里边派出一辆汽车才把我接进去。陈玉刚办公室在一座二层小楼上，坐落在中南海东岸，离西华门不远。透过办公室的窗口，正是辽阔的海面，对岸似乎就是怀仁堂了。陈玉刚说，现在李鹏、江泽民都住在那里，偶尔能看到他们在里面散步。同陈玉刚谈得还较融洽，他提出了一个方案，印3000册《诗探索》，交1.2万元，由这边去销售。我出来时是沿东岸，步行出来的。

1993年2月24日

下午打电话约来张开山，同他谈大众文艺出版社的条件。他说大众文艺社开的条件太高，他们要1.2万元是赚得狠了些，这出版资助起码相当于6千元了。决定再联系其他出版社。

1993年2月28日

昨接张炯电话，我告他与大众文艺出版社合作难成之事。他又介绍了中国社科出版社总编辑郑文林，我拟下周去谈一下。

1993年3月5日

上午给社科出版社社长郑文林打电话，约定下星期一下午三点，到该社谈出版《诗探索》的问题。后来我又同张炯打电话，约他一起同郑文林谈。

1993年3月8日

下午2点15我到社科院，先给张炯打了个电话，15分钟后，他乘着文研所的车出来了，到门口接上我，然后一起到中国社科出版社。三点钟，约定和社长、总编郑文林谈《诗探索》及文研所编书问题。郑文林正等着我们，而且他把文艺编辑室的白烨也找来了。大家一起谈，还比较顺利。约定，先和社科院科研处及国家出版局就用书号形式出“辑刊”打个招呼，待上边默认后，与出版社签订个协议，就可以办刊了。出版社每本书收出版资助2500元。

1993年现代诗学讨论会

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谈到这个程度，应当说是可以接受了。可是当我想把这个条件告诉张开山的时候，无论是打他的电话，还是呼他的BP机，都没有任何反应，总之是联系不上了。我告诉王军钢，说是找不到张开山了。王军钢说，估计是他做生意资金链出现断裂，可能躲账去了。张开山是个体书商，他答应资助《诗探索》是好心，但现在办不到了，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然而《诗探索》复刊工作已经进行到这种程度，让它半途而废，我们实在是心有不甘。我想，依靠个体书商长期资助一家刊物，恐怕是很难办到的。我把眼光投向了我的工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是1992年9月15日在原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分院、北京外国语师范学院三校合并的基础上成立的。我是原北京师范学院分院的，该院办有一家有刊号、公开发行的《说写月刊》，面向中小学，每期发行几十万份，经济效益不错。《说写月刊》的负责人是分院中文系毕业的孙秉伟老师。我先找到孙秉伟了解《说写月刊》的经营情况，以及资助《诗探索》的可能性。得到了孙秉伟肯定性的答复。我便去找原北京师范学院分院院长、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的李世新，他分工负责校办产业，《说写月刊》正是由他来管。我向他汇报了《诗探索》的情况，他表示完全支持，并建议我去找首都师范大学主管教学科研的副校长杨学礼。

1993年6月4日下午，我到首都师范大学主楼杨校长的办公室，做了详细汇报。杨校长说，他已与李世新副校长做了沟通，完全支持由首都师范大学《说写月刊》杂志社资助《诗探索》，提供初期启动资金4万，但以后就要靠你们自己努力去创收、去拉赞助了。杨校长还提出了几点具体意见：1.能否就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而不再用中国社科出版社的书号，这样学校资助也好说一些。2.杨校长希望在首都师范大学设立一个子机构，一个研究诗歌的学术组织，有这样一个机构，办刊物，搞活动，也就名正言顺了。3.《诗探索》编辑工作实行三审制，责任编辑一审，主编二审，出版社终审，切实保障《诗探索》的刊物导向及学术质量。4.《诗探索》的财务工作由《说写月刊》杂志社代管，《诗探索》编辑部不设会计，没有账号，《诗探索》的创收、拉来的赞助，一律转交《说写月刊》财会室，《诗探索》的支出，如给出版社的出版资助、给印刷厂的印刷费等均由《说写月刊》开转账支票。我则代表《诗探索》编委会及编辑部提出，《诗探索》编辑部不设专职人员，主编、编辑一律兼职，体现奉献精神，不拿工资，没有编辑费。

与杨校长谈话后，我的心里有了底，便为筹办《诗探索》起草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关于协作出版〈诗探索〉的报告》，一份是《〈诗探索〉筹备工作实施细则》。文件一式两份，一份呈送首都师范大学领导征求意见，另一份寄给杨匡汉，请他看后转张炯和谢冕征求意见。

此外，为了杨校长所说的在首都师范大学之下建立子机构一事，我起草了一份《关于成立新诗研究室的报告》，后经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批准，正式成立了新诗研究室，这样首都师范大学便有了诗歌研究的专门机构。不久，首都师范大学校领导把我写的《关于协作出版〈诗探索〉的报告》及《〈诗探索〉筹备工作实施细则》两个材料批下来了。后一件还转给说写月刊社帮助具体实施。

为落实校领导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诗探索》的意见，我和孙秉伟一起到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同社长兼总编母庚才谈《诗探索》出版问题。母庚才原则同意以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名义，以辑刊形式出版，每期出版资助2000元，我们又再砍下500 元，这样出版资助为1500元，并签订了一个合同，出版社保留终审权。

到此为止，《诗探索》复刊的条件已完全成熟。1993年7月16日，在白广路18号《说写月刊》会议室召开了《诗探索》复刊后的首次编辑部会议，参加人有张炯、杨匡汉、吴思敬、刘士杰、林莽、刘福春、陈旭光、孙秉伟、陈曦。会议宣告了编辑部的成立，研究了专栏设置、编辑分工、集资与征订等问题，整整开了一天。

李瑛、岩佐昌暲、谢冕在现代诗学讨论会上

1993年9月18日，《诗探索》编辑部与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在文采阁举办“93中国现代诗学讨论会”并宣告《诗探索》复刊。到会者除北大新诗研究中心和《诗探索》编辑部成员外，还有著名诗人兼学者李瑛、邹荻帆、牛汉、郑敏、蔡其矫、杜运燮、刘湛秋、叶维廉、莫文征、唐晓渡、张颐武，[日]秋吉久纪夫、[日]岩佐昌暲等。与会者就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议题交换了意见，我在会上汇报了《诗探索》复刊工作的情况。

紧接着，《诗探索》复刊第一期的编辑工作与集资工作等就紧锣密鼓地全面展开了。关于集资工作，主要发动《诗探索》编辑部成员和诗歌界的朋友，利用各种渠道宣传《诗探索》，并向企业家和艺术家争取赞助；另外就是以《诗探索》的名义办“诗歌培训班”或“笔会”，由于办这种培训班或笔会，从报名、请讲课老师、组织教学、安排活动，到学员的组织、管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诗探索》编辑部无力承担，只能交给专业的培训人员去办，《诗探索》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大约每期3千元），统一交到《说写月刊》财会室。

《诗探索》收到的第一笔赞助，来自新加坡诗人槐华。1993年9月26日，槐华先生寄来500美元，并附来信：“兹寄上汇票存根（复印件），区区款项，聊表赞助《诗探索》复刊的心意。”槐华先生热爱中国，热心中国与新、马诗歌界的交流，曾来中国参加《诗探索》主办的学术会议，并邀请《诗探索》主编谢冕、杨匡汉、吴思敬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参加当地的诗歌活动。

1993年9月22日，我到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从总编室主任胡乃羽老师手里拿到了 1994年第1辑（总第13辑）的书号。这等于拿到了通行证，我们的编辑工作更要抓紧了。10月17日，在芳草地西街5号楼我的家中召开《诗探索》编辑部会，到会者谢冕、杨匡汉、刘士杰、刘福春、林莽、陈旭光，连我共七人。由我把自7月16日以来编辑部工作进展情况，做了一个全面通报。然后重点研究了复刊第1辑的稿件。原先还担心稿件不足，谁知一汇总，竟然多出了十几万字，于是又安排哪些先上，哪些缓发。

应当说，《诗探索》复刊第1辑的稿子都是经过较长时间的筹备和编辑的，只有“关于顾城”这个专栏，是作为急就章，临时加进去的。10月12日，我在参加北京作协在卧佛寺举办的“诗歌创作联谊活动”期间，听到了顾城在新西兰自杀的消息。噩耗传来，令人震惊不已。到会的青年诗人文昕，哭成了泪人。此时媒体上、社会上传播着关于顾城杀妻自缢的各种流言。我和同在会场的林莽等商议，觉得《诗探索》有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顾城事件的真相，表明我们的看法，供诗歌界与社会各界读者参考。在会场上我们当即约文昕、姜娜写她们所了解的顾城，约唐晓渡写对顾城事件的评论，另外想法收集顾城、谢烨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文字资料。文昕10月22日写出初稿，为了听取顾城父亲顾工先生的意见，10月23日下午，我与文昕、王恩宇一起去海淀区恩济庄57号总后干休所访问顾工。一方面对顾工丧子之痛表示慰问，另一方面同他交换一下对“关于顾城”专栏的意见，文昕的初稿就留在顾工家。后来文昕听取了顾城父母的意见，对文章做了多处修改。姜娜的稿子是我在10月30日去她工作的灯市口医院取回来的，姜娜写了两篇回忆顾城、谢烨的文章，都不长，我看了，觉得都可用，便请她把这两份稿子合并成一篇文章。另外姜娜又提供了两封谢烨给她的信。唐晓渡也一反他慢功细活的写作方式，于10月18日赶写出《顾城之死》的初稿，29日定稿。当时媒体上正热炒顾城事件，有人要出高价买唐晓渡这篇稿子，但晓渡坚守承诺，把稿子给了只能提供低微稿酬的《诗探索》。

1993年11月3日上午，《诗探索》总第13辑（1994）完全编定，计收23篇文章， 141200字。编定了目录，写了审稿单，并把复写的目录给北大陈旭光寄走一份，让他交谢冕过目。当天下午，携全部稿件到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交总编室主任胡乃羽老师，请出版社终审。一周以后，编辑室主任胡乃羽给我来电话，表示稿件终审通过了，嘱咐对顾城那组稿子再把把关。原因是首都师大出版社社长母庚才看了《文艺报》转载的对顾城事件反响的某些意见，提醒别出问题。我在电话中又把组稿情况汇报了一下，表示会认真把关，这组文章照发是没有问题的。

诗探索编辑部成员：刘士杰、陈旭光、刘福春、吴思敬、杨匡汉、谢冕、林莽、陈曦1995年7月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门前

稿子终审通过后，便开始联系印刷厂，市内的大印刷厂报价太贵，我们只能找河北等地的小厂。11月28日下午，我和林莽、刘福春前往河北香河北京空军训练大队印刷厂，联系《诗探索》印刷问题。该厂在香河东门外，是个团级单位的印刷厂，工人多数是家属。厂子的正、副厂长陪我们参观了生产设备及微机室。最后谈妥以每本1.30元的价钱，印5000本，其中包括500本好纸的供海外发行。但该厂管理水平不高，生产能力实在有限，一再脱期。直到两个月后的3月30日，《诗探索》第1辑才印出来。印刷厂送来了1100册样书，用大卡车运送，天黑才能进城。先找到福春，又找到我，我跟车到白广路18号《说写月刊》社，卸完车，回家时已9点半了。接着又赶紧给谢冕、杨匡汉、洪子诚、任洪渊、蓝棣之、张颐武、张同吾、朱先树等打电话，通知在本周六下午在文采阁召开“中国当代诗史写作及《诗探索》新刊座谈会”。

1994年4月2日，“中国当代诗史写作和《诗探索》新刊座谈会”在文采阁召开，到会有《诗探索》编辑部、北大新诗研究中心、首都师大新诗研究室的成员，以及诗人李瑛、张志民、牛汉、郑敏、屠岸、刘湛秋、西川等。望着会议桌上摆着的一摞摞的红色封面的崭新的《诗探索》，看到与会者翻阅《诗探索》时露出的欣慰笑容，我不禁长出了一口气：《诗探索》终于复刊了！

2020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