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化学者马未都的散文集《背影》，该书是马未都为故去亲友所作，书中人物身份各异、亲疏有别，都在作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痕。二十五个人，二十五篇文章，马未都回忆与友人“遇见”的时光，记录他们真挚的性灵。从文学编辑到收藏大家的过程中，马未都与各种人物结缘，其中不乏精彩的故事，也成为他人生经历的重要部分。经出版方授权，中国作家网特遴选书中“老人叶圣陶”一章发布，以飨读者。
北京东四八条是有名的大胡同，元朝就开始有了。而我童年的记忆多是六条，因为姥姥家在六条，每遇年节，我就会牵着母亲的手由西郊坐车到东边来看望姥姥。姥姥家是个大杂院，母亲从一进大院门起就与邻居们挨个打招呼，一直走到后院，进屋叫一声娘，这一声娘是按山东老家的叫法，让我听着非常的古老。
我对北京的胡同还算熟。早年的胡同不见汽车，显得干净。胡同里的大门小户昭示着过去人家的历史。经过时代的几轮洗礼，过去的大户人家往往都成了大杂院，广亮大门大敞四开；倒是些小户的蛮子门还可能独门独户。我小时候对那些独门独户的院落十分好奇，总想透过紧闭的大门看见什么。
舅表哥年长我十岁。十岁在童年时期就大很多了，所以表哥在我年少的眼中显得十分有路子。他有一个同事叫叶三午，浓眉大眼，跟我这种淡眉细目的长相完全两条路子。那年月被人带去他朋友家串门是很有面子的事情，有一天表哥跟我说，带你去叶三午家玩玩，我欣欣然随之前往。
北京的胡同大都有名，只有东四头条到十四条有些例外，八条和六条虽仅隔一条胡同，但走在里面仍有新奇之感，八条当年就比六条安静，胡同里面常常见不到人。路南52号是座大楼，大楼在胡同里显得突兀，里面的单位当年很吓人：《人民文学》杂志社。路北的71号倒是清静，门户关锁，表哥上前轻叩门环，没多会儿即有人前来开门。
这是我年少时进去过的最阔绰的院子了。迎门有影壁，三进大院，正院有垂花门，内设抄手游廊，我尾随着表哥一声不吭，表哥也小声小气地与叶三午交谈，问：爷爷睡醒没有？叶三午忙说：先进屋。那是个夏天的正午，蝉鸣让世界显得安静。
叶三午是表哥的同事，因工伤致使驼背严重，走起路来像个老年人。他见我面就随口叫我未都，和一家人一样。三午住在西厢房，地面都是花砖地，那年月让人感到十分资产阶级。“文革”十年，凡带有资产阶级特征的东西几乎都被砸光了，这种漂亮的民国风格的花砖地面让人踩在上面多少有些不适应，感到无处下脚。
北京的四合院西屋一般冬暖夏凉。有一句俗语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夏不凉。道理简单，北方冬季刮西北风，大风凛冽长驱直入；夏季昼长夕照强烈，阳光使东屋受光而热。那时的北京别说空调，连电风扇都是罕物，很少有人家中置有电风扇。西屋冬季背受西风不怕，夏季阳光又晒不进来，因而冬暖夏凉。
当时我已走了一身汗，进屋凉意顿生，汗落心静。叶家客厅里有大皮沙发，一坐进去就会深深陷在里面，让人有些不敢坐。那时候军队大院内，沙发是办公楼里接待室的标配，私人家中除大官有配给，绝大部分家中没有这种享乐主义的家具，所以三午家沙发给我的印象深刻。
我那时年少，在叶三午眼中可能傻傻的。三午属马，祖父叶圣陶、父亲叶至善都属马，因叶三午是长子长孙，祖孙三代甲午、戊午、壬午均相隔廿四年，叶圣陶老人给长孙起名“三午”，大巧若拙，名俗实雅。一开始，我没敢问，一直以为“三午”是“三五”，因为小学同学有叫六一、八一的，名字都与节日有关。我们小时候每年三月五日都要学雷锋，我无知地猜测这名字是否与此有关，谁知此“三五”非彼“三午”。
在我眼中，叶三午是个优雅的愤青，张嘴说的都是俄国文学、英法文学，表达时夹杂点儿不太脏的脏话。在三午的家里聊天，时不时地会来客人，我都不认识，因为来人都比我大。多年后，看一些回忆他的文章说，来人多是名流，可惜我皆不认识。三午对科技产品抱有极大兴趣，他有老式留声机，那时讲究听唱片；还有照相机，我记得他的老式相机是德国的。莱卡与蔡司这些词，我年轻的时候光听到就涌起一股神圣感。
我记得至少去过叶家三次时都未能见到叶圣陶老人，只是听三午老是说爷爷如何如何。他墙上挂着一副爷爷写的篆书字对，“观钓颇逾垂钓趣，种花何问看花谁”。当时我认不全，尤其“垂”字，篆书奇特。我是问了三午才知道的。三午说，爷爷写的，爷爷最爱写这字对。我那时理解这字对的内容有些吃力，意思懵懵懂懂，深层之意弄不明白。后来很多年在一场拍卖会预展上看见叶老同样内容的一副字对，上面有关于此对的说明，叶老写道：此为一九三九年所作《浣溪沙》中语，时余全家居四川乐山城外草舍，篱内二弓地略栽花木，篱外不远临小溪，偶有垂钓者，溪声静夜可闻。
叶老的释语中的“二弓地”还让我去查了字典。弓为丈量土地器具，形状似弓，两端距离五尺。那么二弓地是十尺，想来叶老在四川的草舍素朴，院落窄仄，可风景独好，触景生情的叶老才写下这富于哲理的名句。这话每十年感受都有不同，少时读之，旁观亦麻木；壮年读之，介入找感觉；中年读之，寻味有触动；今天读之，方知何为追求何为放弃。
表哥可能看出来我想见见爷爷，遂对三午说，哪天让未都见见爷爷。三午的西屋常常满座，各路神仙喜诗喜文学喜音乐喜乱七八糟的，都是悄悄来悄悄走，少去惊动爷爷。爷爷在北屋，在我眼中高山仰止，有一圈耀眼的光环。爷爷的文章收进课本，凡写进课本的文章在我眼中都是范文，高不可及。三午马上说，想见爷爷就今天，一会儿爷爷醒了就去见。
我听了这话多多少少有些紧张。没等多久，三午就说，爷爷醒了，一会儿就在院子里和爷爷打个招呼。我和表哥随同叶三午走进院子时，叶圣陶老人坐在树荫下的藤椅上，笑容可掬，我随三午叫了声“爷爷”，就再没敢说什么，三午就热情地将我与表哥的关系给爷爷介绍了一下，我想爷爷一定没听进去，但爷爷仍频频点头，伸手拉住我。
我那时太年轻，自认为自己还是孩子，看爷爷完全是个传说中的老人。年轻时“老人”这一概念是神圣的，虽然与爷爷手拉着手，但感觉上与爷爷隔着万水千山，爷爷太高大了，他亲切和蔼也还是高大，他问了什么我都忘了，当然也想不起我说了什么。
去三午家是我最喜欢的事情，原因是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时人对文学的追求与向往是今天的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今天的孩子们可能是文学营养过剩了，反倒失去了对文学的兴趣。排队买书的景象再也看不见了，即便看见扎堆买书也是追星一族的作为。而我们年轻时对书的喜爱只有“如饥似渴”一词能够形容。三午家永远有书，其中有些当年算是禁书。古人读书有两种境界最诱人，一是“红袖添香夜读书”，二是“雪夜闭门读禁书”。我们这一代人最能读书的日子是在禁书年代度过的，自锁自己，凉水干粮地读得昏天黑地乃常事。到“文革”后期，禁锢的门渐渐松开一条缝，禁书已可以公开谈论了，于是读书迎来了黄金时代。
一次在三午家，我看见一本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灰色硬皮封面，装帧朴素。我打开一看，扉页上有翻译家傅雷先生用毛笔写给叶圣陶老人的字样：圣陶先生教正。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傅雷先生，这一深刻印象让我后来在出版社工作的日子斥资买齐了十五卷的《傅雷译文集》，至今还高高地搁在书房书柜的最上层。我看见《高老头》时心中痒痒，没敢开口，表哥看出了我的心思，就替我向三午借，那年月，书都是借来借去的，不像今天书买了也常常不读。三午大方地将《高老头》借给了表哥，说：“未都也读读，不着急还。”
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所有作品中，《高老头》最让我刻骨铭心，因为这本珍贵的傅雷先生签名送给叶圣陶老人的书生生让我给弄丢了。严格地说是我的朋友弄丢的，当时的情况是朋友死乞白赖地非要先睹为快，我一时面薄，让他先读，可谁知他将书夹在自行车后架上丢了，丢了以后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这事让我很长时间内疚自责，无法面对表哥与三午。从那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古人常常定下规矩：书与老婆概不出借。
丢书的事和三午说时我吞吞吐吐，三午没埋怨我一句，反倒安慰了我。他岔开话题缓解气氛，从大抽屉里取出一件弘一法师写的斗方，四个大字写得不食人间烟火：如梦如幻。三午告诉说，这是李叔同送给爷爷的，他们很要好的，这是他专门写给爷爷的，出自《金刚经》。“如梦如幻”在我年轻的多梦时节，有一种醉人的氤氲之气，自下而升，轻松透骨。这让我对爷爷充满了神圣的敬意。
那以后我再去叶家不知为什么总希望见到爷爷，有时从窗户上偷窥，偶尔看见爷爷独坐在藤椅上发呆，老人发呆非常可爱，显得深沉宁静。叶圣陶老人比我年长一个甲子，慈眉善目，神态祥和，符合传说中的神仙相貌；每当夕阳西下，余晖满天之时，爷爷如雕像般静坐丁香树下，让我深深感到修炼的力量。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知名的学者，没有什么现成的词汇可以描绘他，只有一个神圣的称谓最符合他老人家的身份：老人。
老人叶圣陶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是一道灿烂的风景，一闪即过。但这道风景像一幅定格的照片永远摆在了我心中的案头，什么时候看它一眼什么时候有所收获，就如同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